尉健行秘书王友群。(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3月16日讯】（看中国记者夏妍采访报道）在北京人大政协“两会”召开的第一天，前中共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尉健行秘书和撰稿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法学博士、前中共中纪委监察部官员王友群，从美国向习近平发出公开信，呼吁习近平和“两会”实践对实施宪法的承诺，抓捕江泽民。《看中国》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王友群先生，接下来请大家关注王友群的系列报道之五。
夏妍：您认为当时为什么会发生“4·25”事件？
王博士：法轮功是1992年5月13日从中国长春传出的。由于法轮功袪病健身，净化身体，净化心灵的奇效，迅速从长春传到北京，从北京传到全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和充分肯定。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媒体公然违反中央对气功“不宣传、不批评，不争论”“三不”政策，发表诬蔑法轮功的错误言论，国家新闻出版署明令禁止出版法轮功的著作，公安部一局向全国发出通知，调查法轮功的违法犯罪问题，等等，使得法轮功修炼者正当合法的修炼环境受到影响。
“4·25”事件发生前的5个月，1998年11月22号左右，我跟尉健行一起吃午饭时，亲手将我写的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江泽民的信，还有10多位留学美国的博士写的《海外学子的心声》，送到尉健行手上。尉健行看完之后，交给了当时的中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也就是说，“4·25”事件发生前5个月，我就向尉健行反映过法轮功问题，直到1999年“4·25”事件发生时，尉健行没有对法轮功说一个“不”字。当时我修炼法轮功，中共中纪委从尉健行到下面许多领导全都知道，没有一个人说我修炼法轮功有任何错误。
1998年8月底，当时中共中纪委监察部副局级干部葛秀兰等20多名法轮功修炼者，联名给江泽民写了一封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1998年8月，我也给当时的7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各寄了一封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那个时候，从最基层到最高层，还有许许多多法轮功学员都跟江泽民写信反映过法轮功问题。然而，所有这些信全都没有引起江泽民的重视。
“4·25”事件发生前，作为当时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拥有一切便利条件可以及时了解和妥善处理法轮功问题，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就在“4·25”事件发生前夕，天津又发生了防暴警察非法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在长时间写信、寄信反映无效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不得不到北京中南海和平请愿。因此，正是江泽民本人的严重失职，导致了“4·25”事件的发生。江泽民对“4·25”事件的发生负有最大的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夏妍：“4·25”事件发生那天，您去中南海了吗？
王博士：去了。当时，我既是一名中共党务工作者，又是一名国家公务员，又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通过修炼，我身心受益。我觉得我有义务向中共中央领导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4·25”那天早晨，我到了中南海北门传达室，出示工作证之后，国家信访局派了一个人跟我交谈了一会儿。我跟他介绍了法轮功的有关情况，并把我手中的一本《转法轮》送给他了。
大约过了半小时，当时的中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等，来到中南海北门传达室，然后，把我带到中南海内中央警卫局的一间办公室，跟我谈了3个多小时。我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功洪传的一些情况，我身心受益的一些情况，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法轮功问题没有任何回音的情况。在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效的情况下，我才来到这里。
何勇对我说，你给中共中央领导写信反映问题没有错；这里，先不谈法轮功的对与错，作为一个中纪委监察部的干部，在这个时间、到这个地点来，这件事本身就是错的。但我认为我既没有违反党纪，也没有违反国法，只是依法反映情况，我没有错。他们一直没能说服我。下午4点多钟，我被带回中共中纪委大院。到晚上9点钟左右，监察部副部长干以胜把我送回家。
夏妍：能否请您谈谈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有关情况？
王博士：可以。“4·25”事件当晚，江泽民给中共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提出“战胜法轮功”的论断。这是中共最高层领导第一次就法轮功问题表态，而且是完全否定性的。
4月29日，中共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向我传达了江泽民的这封信，也向副局级干部葛秀兰传达了这封信。然后，有关领导要我就“4·25”去中南海写一个文字材料。当时，我想，可能江泽民不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1999年5月7日，根据我个人修炼法轮功的亲身实践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5月8日，以挂号信方式，寄给了江泽民等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
1999年“7·20”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就因为我在法轮功问题上表达了跟江泽民完全相反的意见，我被“隔离审查”135天，受到开除党籍和辞退的处理。从此，我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
夏妍：现在再回过头来看“4·25”事件，你觉得它有什么历史意义？
王博士：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伟大的奇迹。“4·25”事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唯一一次最和平的请愿活动。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个事件，当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安安静静地站在中南海的北门和西门外，没有喧哗，没有演讲，没有传单，没有口号，甚至没有影响交通，各种车辆顺通无阻。得知朱镕基总理下令天津释放被抓的法轮功学员，政府没有禁止修炼法轮功之后，所有的人都静悄悄的离开了，连地上警察扔的烟头，纸片，全部都捡走了。来的时候，秩序井然，走的时候，也非常有秩序。
从中共建政60多年的历史来看，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都伴随着许许多多的暴力事件，伴随着许许多多的社会灾难。就在“4·25”事件不久，1999年5月8号，发生美国轰炸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当时，许多群情激昂的大学生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游行示威，发生了很多过激的暴力行为。但在“4·25”事件中，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没有任何过激言行，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4·25”事件已经过去将近17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件事做得非常正。中共建政60多年来，中国老百姓有“两怕”：一个是穷怕了，一个是整怕了。只要有一口饭吃，一切不公正、不公平，能忍就忍了；只要还能喘气，就得过且过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事。对于严重侵犯人权和公民权的事，对于严重败坏社会道德的事，对于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事，对于“文革式”的攻击、谩骂、诬陷，能躲就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社会的正气必将荡然无存，歪风邪气就会滋长蔓延，长此以往，必然人心魔变，贪官遍地，道德无存，从空气到土壤到水源到人的心灵，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会浸泡有毒物质甚至剧毒之中。“4·25”事件至今17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17年，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坚韧反迫害17年，“4·25”事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伟大事件；对于未来的人类也具有重要的启迪和示范作用。
王友群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1994年进入中共中纪委、监察部，负责撰写尉健行等中共中纪委高官的讲话稿，同时在中共中纪委法规室参与各种党内监督条例的起草，属于中共核心负责法律法规制定的官员。1999年因为为法轮功申诉而开除党籍、辞退公职，2008年因控告江泽民出卖国土而被抓捕，判刑5年，2013年出狱。2015年1月成功抵达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