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关于此次接见的中共喉舌新华社电讯稿刊登于次日的《人民日报》，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般，江青高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呼之欲出。实际上，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际，周恩来提议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和后来江青提议徐向前作为中共军队文革小组组长同出一辙。而成为代理组长的第二天即1966年8月31日，江青主持毛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的大会。江青名闻九州的地位就是这样被周恩来一手促成。对于一个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江青，这种待遇即使不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本文摘自第625期《华夏文摘》增刊，作者司马清扬，原题为《试论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
江青与周恩来合影(网络图片)
中央文革小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其成员名单是在周恩来参加的并由邓小平主持，在1966年4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草拟，并报毛泽东批准的。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伊始，并没有人给以太多重视，且在中央文革小组许多成员观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参谋秘书班子，甚至是归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但是后来经过毛泽东和江青的诸多运作，中央文革小组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和其成员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以及人所共知的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小组主要骨干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历史的变迁中，周恩来的作用始终被官方漠视甚至所不承认。本文将对周恩来在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的“高迁”中所起到的作用作一个简单交代，并对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作一简单探讨。
一、周恩来对江青的吹捧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
首先，周恩来在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上不遗余力。为了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毛泽东在7月24号发话：“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继而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进而称赞：前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并在同期举行的批刘(少奇)邓(小平)政治局生活会上充当了主力军。在此大背景之下，周恩来对此是心领神会，亦步亦趋。周恩来在1966年9月19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时就指出：“部的名称太大，过去文化部那么大，干了不少坏事，今天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小组，到做了不少好事，很受群众欢迎。”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关于此次接见的新华社电讯稿刊登于次日的《人民日报》。该通讯称：“有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他在致开会词时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在此新华社电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般，江青高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呼之欲出。陈伯达也被单独点出，对于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给以了非凡的待遇。对于周恩来插手此类排名事件，并不是只有这么一次。王力回忆到：1967年的5月1日，周恩来把已经印好的《人民日报》停发，把原本排名排在中央委员名单之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提到中央委员名单之前。
陈伯达在1966年8月因病住院，主动提议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笔者认为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中共中央却为此专门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根据当时的组织程序，此类通知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提出草拟并报毛泽东批准。此事是周恩来主动为之或是得到毛泽东事先提示尚无可信证据。但是无论如何，现在看来，此举并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具有深刻重大的政治历史影响。首先，对于江青在全国树立起其为中央首长的形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堪比913之后公布的《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一般，为江青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无独有偶，周恩来也为这封信做了背书——笔者注)；其次，为江青把持中央文革作了法律上的背书。正如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论述，此通知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
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际，周恩来提议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和后来江青提议徐向前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同出一辙。软弱的陈伯达和具有历史包袱的徐向前都可以被轻易作为“刘盆子”使用。陈伯达自己就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于是陈伯达推荐康生，但是康生如何能做得了“刘盆子”？周恩来对陈伯达软硬兼施：“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后来发表由江青代理组长则显得极为顺理成章。成为代理组长的第二天即1966年8月31日，江青主持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大会。大会情况由新华社发布消息：毛主席和林彪“以及贺龙同志”，由谢富治、杨成武陪同乘第一辆汽车，紧跟着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辆汽车，邓小平、康生、刘少奇、陈毅乘坐的第三辆汽车，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乘坐的第四辆汽车，叶剑英、萧华、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乘坐的第五辆汽车，缓缓绕行天安门广场一周，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六时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宣布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开始。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问好。她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
国庆节后，陶铸对报纸上关于江青的宣传极其反感：“你(曾志，笔者注)看，这几天的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和总理平列，象什么样子？”陶铸是常委中主管宣传的，但是是谁越过他插手照片排列之事？舍其周恩来，还能有谁？
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讲话之后，周恩来表态：“同学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士们，我首先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她讲的那段话，我们大家都看过，都同意的。后来又请张春桥同志宣读了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那不但是对全军的指示，同样适用于我们大中学校。江青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录音，我们把它制成录音片子，到全国大中学校去放。这样就不仅是今天到会的同学、红卫兵战士都听到，而且是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红卫兵战士原原本本都听到。”把江青在一个大会上的讲话做成录音，在全国播放。江青名闻九州，声震寰宇的地位就是这样被周恩来一手促成。对于一个还不是中央委员的江青，这种待遇即使不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
其次周恩来除了在宣传江青上十分卖力气，另外还当面奉承当众江青。1966年11月28日晚，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名“革命文艺战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之所以隆重其事，是为了对江青进行一次集中的人为拔高和吹捧，这是一次向江青表忠献媚的大会。
周恩来在此次大会上不顾历史的真实，对江青做了极其露骨的吹捧：“在这里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的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直接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在这场把江青树立为伟大的文艺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礼上，周恩来是立了头等功的。
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评论：周恩来的讲话，通篇充满了卑躬屈节、谄媚奉承的表白。谁又可以说，在江青迈向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没有周恩来推波助澜的一份功劳？诚如历史所记载，周恩来从一个这种表态到当众高举手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由来以及二者之间的摩擦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形如一盘散沙，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员的穆欣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甚至中央文革小组每天干什么(比如开什么会，通知什么人参加，接见什么组织等)，都是临时决定，办公室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安排停当，工作人员整天忙得团团转。而更为致命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芥蒂矛盾非常大。
江青曾经挖苦道：“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很难进行，只要康老(笔者注：康生)和陈伯达见面，两个人就吵。陈伯达连(周)总理的话都不听，尽管我告诉他你要听(周总理的话)。周总理做康生的工作，我就做陈伯达的工作，最后会议总算可以举行了。但是时间没过多久，两个人又吵起来了！”毛泽东也抱怨：(同一个事情)康生讲他的，陈伯达告诉的却是另一个，江青也有自己的版本。而且连报告都没有。
陈伯达曾这样回忆：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根据陈伯达所述笔者推断这是在1966年9月中旬期间。
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中央文革小组实在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周恩来从8月20号左右就开始主持中央碰头会。由此可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完全是因为形势所逼，并非毛泽东的初衷。而且正如文革初期，陈毅所评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在这种局势下，周恩来自然会遇到所谓的“黑枪”“暗炮”。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因为毛泽东的决策导向引诱而成，也有各自利益冲突，自然还有权力之争。决策导向，自然是因虽然毛泽东的在他的大字报中不点名的批评了周恩来，但是因为还没有彻底打倒刘少奇，作为发动文革借用的最大力量就是周恩来，自然还有其利用价值。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基本决策有什么变化。各自的利益冲突，权力之争，在周恩来身上却被演绎成根据“党的原则人民的利益办事”，在其他人身上则成了“祸国殃民”“篡夺权力”。这是违背历史基本事实的。
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一方面，周恩来要执行毛泽东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这也是国务院总理角色的职能；另一方面，周恩来为了不被打倒，这也是其在整个文革中所要达到的目标，无论是“鞠躬尽瘁下地狱”还是“相忍为党”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为了死后脸上不被“打叉叉”。所以，周恩来要做一个响当当的文革派，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左。这样，在这两个方面无疑都会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
周恩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交部大搞“牛鬼蛇神”，其中含有三名副部级干部王炳南、陈家康、孟用潜，若干司处级干部以及大批一般干部与工人，也分别被打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并发生了抄“牛鬼蛇神”们的家的事情。周恩来还在9月份签署了关于国务院系统如何进行文革的《纪要》，该《纪要》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事后来被张春桥告状，说周恩来对此文件评价很好，并以此为胁，周恩来为此多次检讨。张春桥并批评周恩来，打倒所有干部其实是周恩来搞的。此事完全表明，虽然在支持文革的大方向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所倚重的两驾马车，但是在某些方面，周恩来比中央文革更左。或许出于争宠，也可能是争夺运动的主导权，二者发生冲突是可以预见的。
除了支持发动文革之外，周恩来还要执行国务院总理的职能，执行毛泽东保人的政策，这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中央文革小组也保人，但是因为具体的分工不同，冲突自然难免。因此就有了周恩来“调和”“和事佬”等的说法。在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30周年的讲话和11月1日的红旗社论都不点名的批评了周恩来，评之为“骑墙派”，谓之“那些标榜走中间道路的人，必然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这是在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之间最大的一次冲突。原因有二，一是周恩来在参与了一些文件政策的制定，而这些文件并不一定全部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的意；二是针对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各级领导对于文革仍然“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对此，周恩来为了保护自己，在11月起草关于公交系统和农村文革的文件制定中基本上不再参与，而是由陶铸出面搞。事后，陶铸完全成了周恩来的“挡箭牌”，对于整个陶铸的落难，周恩来没有施加援手。相对于康生，康生还提醒陶铸，进行路线交底。
三、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关系的另一面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容，更不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云“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而是毛泽东手下两大刚柔并济的政治利器。虽然在毛泽东的初始打算中，周恩来也是要被清算的目标之一，但是在没有彻底打到和解决刘少奇的情况下，周恩来仍然具备巨大的利用价值。徐向前回忆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积极响应和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对于那些持有怀疑或者不积极的很多高级干部，周恩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劝说和帮助他们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和任务。最后徐向前指出，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文革是不可能搞起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想象中的“一呼百应”，很多例如李井泉之类的高级干部在一开始就对于毛泽东的“发动文革”很是不理解。个中缘由恐怕是“高岗事件”恍如昨天之事，历史教训不可不吸取，刘少奇经营党务多年，树大根深，难保不再翻天。还有诸如陈毅之类一开始是举双手双脚赞同文革并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大搞迫害大揪“牛鬼蛇神”，但是当揪到自己头上就不“理解”的高级干部。此二类高级干部都需要周恩来，这种“屡犯错，屡检讨，保持晚节，终生都要做毛的奴仆”的人，作为活生生的“典范”来说服众人。俗话说“杀鸡给猴看”，周恩来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那只“鸡”之外，还要“鸣几声”来告诉众人，“你们不跟着毛主席走，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毛主席。”
就整体而言，特别是文革初期，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十分融洽的。虽然江青倚仗“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对周恩来时有不敬，但是江青对于周恩来并不是后来官方一直认定和宣传的：江青对周恩来是使尽奸计、迫害和炮打。两者的关系可以用周恩来和江青自己的言论作为注脚。江青在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指出：“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周恩来坦言：“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
通过大量的实例，周恩来对于江青可以说是毕恭毕敬。笔者在此无意一一列举。可以用师东兵的话描述周恩来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我是把你当主席一样看待，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事，我们去执行。对于周恩来如何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吴法宪对此有过生动的回忆。1966年10月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与会的各地干部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对于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开了许多天却效果不彰。经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讨伐刘少奇的大会。这些造反派头头一到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刘斗争。吴法宪回忆说”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等人是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人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造反派的与会终于在会上掀起了批刘高潮。可见，经过周恩来的智慧，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提议和决定会得到更完美的发挥和更理想的结果。
江青对周恩来也并不都是飞扬跋扈，相反，江青时常对周恩来非常尊重。中央文革碰头会也是由周恩来主持。官方为了树立周恩来的伟大形象，对于此点非常忌讳，一概不提。而在穆欣、王力等当事人的回忆中都对此加以证实，而且连中央文革小组的日程都是由周恩来安排。林杰的太太王乃英曾经”交代“：江青经常等周恩来拿主意，虽然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有时候不同意这种做法；林杰抱怨说，江青总是让我们按照周总理的命令去执行，事情总是变的越发困难。自然，周恩来也报之以桃李。不仅对江青，连对张春桥都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
而”臭名昭著“的康生，在1966-1967年的公开场合对于江青都是不卑不亢，无甚吹捧。两相对照，黑白分明，谁优谁劣，自然而出。当然，周恩来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当王力等动了周恩来的”奶酪“，插手周恩来的”禁脔“之地——外交部之后，周恩来就不再是那只温柔的”羊“。
至于周恩来为什么如此自我”作贱“，是什么重要因素在文革时期制约了周恩来，导致周对江青和文革小组如此这般。笔者认为那就是周恩来对毛泽东一个人的忠心，而非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是周恩来时刻在心里的以所谓”贤相“自居，保持晚节的心态所致，由此周恩来也只能扮演”从恶“和”帮凶“的角色，起到任何其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而非制止动乱、更不可能拨乱反正，引导国家步入正途。周恩来还可以说是第一个领会到”江就是毛的一条狗“的高级领导人，因此，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之谜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结论
周恩来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和文革的进展所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个决定性因素。但是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周恩来对于江青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而在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抬到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可以说是居功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