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光绪两朝，在京官当中，流行着一股讲金石的风气。引领这股风气的，是潘祖荫与翁同龢，其中“潘文勤尤笃好之”。这股风气流行到什么程度？那会儿还是小京官的端方，因为有人笑他不解“考古”，大受刺激，于是“愤而殚究”，开始收藏，终至“雄视四海”。
当时，讲金石很起劲的，还有山东福山的王懿荣（1845-1900）。提到王懿荣，大家不一定熟悉，说起甲骨文，知道的人就多了。正是王懿荣，第一个辨认出甲骨文是商代的文字。他审定甲骨为殷商故物，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的第一人，开创了我国甲骨研究的先河，被誉为“甲骨之父”。
整天讲金石，若没有收藏，总不是那么回事。收藏要大把真金白银，这是古今往来的硬道理。潘、翁是贵公子，家世显赫，本人又居堂官，买得起。王懿荣呢？囊中不是一般的羞涩。
他家倒是阔过一阵子。祖父王兆琛（1786-1853），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办过漕粮，官至山西巡抚。道光二十九年（1849）不幸获罪，抄家发配。所以，到了父亲王祖源手里，并没有多少家产。
王祖源从咸丰六年（1856）开始，任兵部主事，每年俸银只有六十两，何况因为“军兴”，还要减八折发放。包括王祖源在内的京官，一年中的主要收入是每月分得的十几两“印结”费，以及外官所馈赠的别敬、冰敬、炭敬。
王懿荣的仕宦生涯始于同治二年（1863），因岳父黄熙庭在知县任内捐办天津海防有功，部议给主事用，签发户部，实际就是户部的候补主事。岳父把这个奖励给了他。一般而言，候补官是没有俸银的。直到同治十年（1871），王懿荣才补上了实缺主事，开始领俸。
晚清的京官，生活相当清苦。当然，一年上百两的银子，从实际购买力来说，已经远超一般人的生活费用水平。比如，李慈铭家的一个得力男仆，每月工资折银约九钱五分，一年的收入才十两多。京官的清苦，乃是由官场积习和生活方式决定的。
所谓的官场积习，包括给上级、老师送各种节礼，给各类仆从发放犒赏，吉庆吊丧随的份子，上班的车马、朝服费。这就花得差不多了。所谓的生活方式，包括宅邸要大，仆从要足，花酒要有，应酬要多。这就非典当、借贷不可了。
再看王家，一家老少，三代同堂，就这么些收入。有时父子俩出门，无衣可换，甚至还要“易衣而出”。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
这样的生活之下，本不宜有什么像样的嗜好。但是，王懿荣“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碑板、图书之属，散署后必阅市”，除了金石碑版，还好古书。看到好的，就要买下。尽管饭桌之上“食不兼味”，厂肆挥霍却“不少吝”。平心而论，这个嗜好比起住豪宅，喝花酒，买姬妾，好得太多了。
黄夫人的想法，估计和我差不多，所以很支持他：“此种物事，往往如昙花一现，撒手便去，移时不可复得。后来纵或有奇遇，未必即此类中之此种也”。买就买吧。
有时候，夫人还会施以援手。岳父毕竟任过实缺县令，“一时稍裕”。虽说黄夫人“从未向母家书称贷一字”，做父亲的大概也知道，有这么个女婿，女儿的日子过得不易，接济总是有的。实在没钱，夫人就把自己的衣服、首饰拿去典当。如果再想买东西，就非借外债不能办了。
王懿荣虽然官不大，但凭藉着收藏和鉴别功夫，在京师的金石之友中的名气不小，和潘祖荫、盛昱、李慈铭等一班名士，走得很近。估计他心里会想，这钱花得，值。
同治十一年（1872），父亲补了四川龙安府知府的缺。知府每年有二千多两的养廉银子，可以接济家中独子了。不过，那会儿没有微信，不能随时转账，只有岁末年关，王懿荣才能接到父亲汇来的一笔款子。平日的用度，古物的花销，还需举债维持。
光绪三年（1877），黄夫人离世。就在年底的一天，债台高筑的王懿荣“在家口唱梆子戏，手摩两病孩头”，焦急地盼着父亲的接济。然而，就在这“贫病交加，穷至今日，可谓已极”的时候，他还在作“一旦钱来”，定将某书收入囊中之想，甚至还发着如果遇到铜器等等，“稍有一时不贫，一时家无病人，种种不饶”的壮语。
第二年开春，生活无着的王懿荣，带着一双子女，入蜀投父去了。
时隔两载，光绪六年（1880），在经历多次挫败之后，三十六岁的王懿荣终于中了进士。朝考之后，授庶吉士，三年散馆，授编修，做了清贵的翰林。
翰林虽然清贵，日子照样难过。不妨以曾国藩为例。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三十岁，时任翰林院检讨，年俸四十五两。他在家书中说：“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
曾国藩家世务农，不比王懿荣还有个当官的父亲。光绪八年（1882），王祖源由成都府知府升任四川成绵龙茂道，九年，署理四川按察使。养廉银在增加，对独子的接济，想来也是不能少的。哀哀父母，何劳乃尔。
光绪十二年（1886），王祖源谢世。王懿荣写信给表哥，对十来年的京官生涯做了个总结：“十六年穷京官，八百金大债主”。即使有父亲的接济，还是欠下了八百两银子的债。
债归债，金石书画还得买。“八百金”的数量自然也在稳步攀升。
这样的日子，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王懿荣派了河南乡试的考差，才算捱到了头。
对于穷翰林来说，最盼望的差事就是放个学政，或者充个考官，“阅三年得一考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据《春明梦录》记载，出去充一任考官，收入“可得数千金”，如果做一任学政，“大省可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金而已”，确实可以支撑好些年了
外派考差，沿途所过，地方自然殷勤款待，少不了再送上一点“心意”。到了当地，父母官为了本地能多出几个人才，免不了要一番打点。放榜之后，举子们谒见座师，所奉的贽敬又是一笔收入。返京之前，地方督抚还要赠送一笔不菲的路费。这几样加起来，“数千金”肯定有。
还是看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有人统计，他这一趟大约有六千两银子进账。返京之后再写家信，说是“身体发胖，精神甚好”，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王懿荣这一趟出京，五六千两银子应该也是有的。旧债一扫而空不说，而且还有大把的银子可供古物花销。曾经的“八百金大债主”，翻身了。
第二年，光绪二十年（1894）的六月，王懿荣以翰林院侍读学士署理国子监祭酒，二十一年五月实授。二十五年五月，再授国子监祭酒，至是“三为祭酒”。这里面又有一大笔收入。
国子监是中央官学，祭酒是直接管学的官，年俸不多，只一百零五两，但私底下还可拿到捐监的分成。捐监是清代中期以来的常捐。捐个监生，花费不多，可直接参加乡试。所以，愿意花这笔钱的人很不少。
据曾经在国子监里待过的人回忆，捐监的监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银子，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要向国子监交钱，领取“监照”。一张监照，需银一两七钱。每积攒到二百八十两，就算一个“字”，按照“千字文”来排序，平均每年收入约五百“字”上下。
算下来，国子监每年发放“监照”的收入，大约有十四万两。这十四万两银子不用交解，由国子监上下摊分，祭酒每一“字”分得十两，一年的收入约有五千两银子。王懿荣三任国子监祭酒，满打满算一万五千两，考虑到第一次是署理，可能拿不到实数，总在一万两左右。
这时的王懿荣，还有做了总督的妹夫张之洞适时“分润”。比如，大概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末，张之洞汇来“三百两，又二十两”，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间，又汇上“五百金”。
在王懿荣，真正可以放开手脚，大买特买了。他的大宗收藏，大概就是从光绪十九年开始的。比如，就在他任河南乡试考官之时，看到了《刘怀民墓志》，不惜“以千金易石”。
可是，王懿荣的兴趣也越发广博，“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再多的银子，也抵不过层出不穷的各类“宝物”。
所以，王懿荣的生活还是不富裕。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他在山东丁母忧，据说生活“奇窘”，可见其并无余财。这也正常。因为即便是潘祖荫，“身后也是一无所有，只无数破铜烂铁”。
晚年的王懿荣写过一首诗，感怀自己的际遇和生计：
廿年冷宦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
隆福寺归夸客夜，海王村愋典衣天。
从来养志方为孝，自古倾家不在钱。
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米癫癫。
二十年来没有做过权臣，是为“冷宦”，二十年来没有停止收藏，是为“好古成魔”。为了爱好，一生困窘，几至倾家荡产。这正应了邓石如的那句话，“有好都能累此生”。
这样的生活，旁人难以理解。他们似乎也不需要旁人的理解。公事之暇，悠游厂肆，青灯之下，摩挲金石，人生的乐趣，不正在此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