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6年01月20日讯】人类社会的发展提高有赖于创新，而创新能力的育成除了对于当前或近期经验材料的观察体验与思考感悟外，也需以史为鉴从别人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发而避免重复辛劳，并且延伸那些成果而别开生面另辟新径。这不仅是对于正确的论断之继承发展，也是对于错误观点的分析审视而从原作者正误纠结的思路中辨认其合理因素扬弃其中的错误。例如哲学界对于德国哲学大家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内的唯心辩证法加以取舍而推崇他的辩证法这一辉煌组元。中国古人认为核桃仁可以补脑是看到核桃仁的褶皱形似人脑，这一思路无疑是错误而牵强附会的；但现代的药物学家根据食用核桃者脑力有所改善这样的统计事实推想到核桃仁可能含有补脑的成份而用化学分析的方法从中提取了亚油酸等益脑成分。这就把前人偶然巧合的猜测转化为理性的发现。所以，科研工作者除了普遍采用田野观察法与实验方法等取材和验证的途径外，也得重视文献的利用。中国大陆当局对于书刊的发行划分公开发行与控制发行的做法是阻碍人们对文献的利用的。这一限制在“改革开放”后有所松动，但仍需扩大解禁。
除了汇集整理文献资料的出版业之外，供人们利用资料的图书馆或情报中心之有效管理与合理使用也是重要的一环。上海市第二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陈中伟在断手再植方面贡献卓著，除了他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外，他也得益于经常到不对全社会公开的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等机构去查阅国外出版物。中国大陆在1960年代之前电子工业是落后的。自从建立了科技情报研究所而向科技工作者发放阅览证以及光华出版社影印外文书刊由设在大城市的外文书店半公开发行之后，中国大陆的电子工业发展便大为加速了。然而，密切关联于政治的社会科学资料方面限制仍严。除了不合理的政治体制的压抑外，这种为愚民政策服务的信息封锁阻碍了民众政治觉悟的提高，以至于在1989年和平请愿的民主运动发生后，军人竟忍心盲从上级命令向民众开枪。试比较罗马尼亚，该国那时虽也是实行类似于中国大陆的专制制度，但因该国疆域不大，民众容易收听到邻国电台的广播而民主信息较多，不仅民众效法中国人民向政府请愿，而且军人在政府下令镇压后敢于调转枪口向督战的特工开战而取得了远胜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政治革新成果。
即使在信息限制较少的民主国家，图书馆的管理之合理与否也影响着文献的利用效率；因此，曾在耶鲁大学担任教授的人类学家默多克（G.P.Murdock)与其他学者在1930年代对于人文学科的资料提出了不同于十进分类法的档案化事业，带动了世界各国对于思维科学的创新研究。世界各国既普遍称赞日本民族的善于模仿其他国家的成果，也中肯地批评了日本在率先创新方面的不足。日本政府与学界在意识到这一状况后，没像中国大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饰词去美化新封建专制那样自欺欺人，而是认真反省奋起直追，不仅加快了科技创新，从1970年代以来在电子工业上呈现超越欧美之势，而且早已大力开展关于培养创新能力的研究与推广。例如1958年钻石（Diamond)社出版了奥斯本（Osborn)的《扩大独创力吧》这本书的日语译文。在1960年代日本独创性协会开始编印《独创》论文集；创造性研究会在1965年编集并由诚信书房出版的《创造性研究第一集》中阐述了该研究会的设立经过与旨趣。《教育心理》杂志在那同一年出版了《特集---创造性》等等。在那股热潮之中，人们的眼界是广阔的，例如人们从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话中领会到佛教中的哲理，而且恩田彰撰写的《禅与创造性》这篇文章被刊登在那一年的《独创》第二期上。中国大陆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着力不多，这与当时“文革”式的错误政治运动对文教科技事业的摧残不无关系。
痛定思痛，中国人民已经经受不起再折腾了。在历史上有过众多创造发明的中华民族被皇朝旧封建制度与权力集团新封建制度拖累而创造性被压抑的情况再也不该继续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