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活活痛死在红色十字架上。(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1月09日讯】艾蓓女士曾著作《叫父亲太沉重》描写周恩来活活痛死在红色十字架上的场景。以下内容主要来自孔捷生先生的文章《解咒年代：本世纪最后的黑匣》。
七十四岁的周恩来有二十五年住在中南海，他终于要离开它了。在移驾至手术室和特设的病房暨办公室之前，他对邓颖超有很多嘱咐，其中特别的一项是请她将一个牛皮纸信袋交安然保管，等“小蕾”长大后，再交给她。邓说，她自己也有一个信袋要交给她，好不好放在一起？邓颖超的信袋有一叠钱和总理祖父、父亲及周自己小时候的旧照片。邓将丈夫的信袋放进去，却没打开，周告诉邓，里面是一千多元钱。
一九七五年一月，周做了第一次大手术，看来很成功；两个月后，病灶转移，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在这期间，他不曾稍息，与政敌明争暗斗，不分日夜地找人谈话。在王洪文动身到长沙告御状时，王海容、唐闻生也接踵而至，她俩是受周委托而来向毛汇报的。连极少出面的朱德也亲自给毛写信，寥寥数语，点出了《红都女皇》事件。这一回合，“左营”的凶焰受到了弹压，毛训斥了王洪文，在朱德的信上批示，骂了江青。
毛表示，人大的筹备和人事安排还是由周负责，毛同意了周的举荐，由邓小平主持党政工作。病得只剩半条人命的周当即南下向毛谢恩。此时，十七岁的“爱蕾”成了中原某医学院的“工农兵学员”，从县、地区到省里，各级招生委员会莫名其妙地一路给她开绿灯，却不知此人是个什么来头。而她果然严守亲人的嘱咐，断然舍弃了进京上学的诸多机会。
一九七五年四月，周靠近肝脏的大肠壁又多出一个恶性肿瘤，他请示毛，批准作第三次大手术。挨刀前夕，他招见了老部下及其妻子安然，后者和他谈女儿近况。他说：“我知道了，学医好，学医可以解除人的苦难，不过我是看不到她穿上白大褂了。”
周上手术床前，还细致审查了毛的白内障治疗方案，亲自试服为毛准备的镇静药，命令每日消毒手术器械，毛随时可能同意这起拖延已久的手术。但几近失明的毛还是坚拒，说：“医生的话不能全听，只能听一半。”最后竟是贴身护士小孟说服了毛。手术极顺利。病入膏肓的周提前两小时来到中南海“游泳池”，一直守候至手术完结。
但周的第四次手术失败，第五次大手术前，政坛再度风云变幻，毛开始“批宋江”，全党都得读《水浒》一百二十回本，读得津津有味而又不知所云。此时周瘦得不足八十斤，身高萎缩了一寸多。推进手术室前，他突然嘶哑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手术再次失败，癌细胞全身扩散。但是他的生命并不属于他自己，以叶剑英为首的那个阵营将他奉为“定海神针”，做了第六次大手术，周的膀胱及下体已烂掉，仅靠八根管子输液、输氧、排尿，吊着一口气。止痛药用到极限，周只能强忍剧痛。贴身警卫劝他：“您哼出声来吧，会好受些。”邓颖超却握着他的手：“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要坚强！”周某次从深度昏迷中醒转，第一句话是问主席身体怎样，继而问刘（伯承）帅病情怎样。众人感动得泪洒当场。
然而，周终于打熬不住了，他呻吟，哭泣，哀求医生：快打止痛针。邓颖超与医疗组商量，太痛苦了，让他这样下去，不如……。但是，叶剑英一言九鼎：要想尽办法，能延长一天，哪怕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一切努力。周生命的意义已超越了这具气若游丝的肉身，成了一种象征。为了政治，为了党的至高利益，他必须活活痛死在这副红色十字架上！
在大小共十三次手术后，已是一九七六年元旦，周距生命的终点还有八天。叶剑英天天来看他，直到周已语不成声，还把耳朵贴到周的嘴边。一次，叶挥退所有警卫和医护人员，下令连送水送药也要按门铃。两人密谈了一个钟头。叶临走对警卫说：“你们准备好笔纸，二十四小时守在周身边。周原则性强，很多事闷在心里不讲，最后有什么话，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然而，警卫最后交给叶的只是白纸一张。按指示安放在床边的录音机也只录下一个字。周含混不清地吐出这个字时，邓颖超在他身边，听罢就离去了。
周过世前的最后两日，邓颖超没来过。他死得极其孤苦，咽气时身侧没有一个亲人。后经反复测听录音带，周吐出的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信”。没人能破译这个字的含义。周死了。
噩耗第一时间传到中南海“游泳池”，报讯者把写成字条放在外间客厅的桌上。护士小孟闻声出来，读毕独自垂泪。毛此时在床上翻看《鲁迅全集》，小孟回忆说，她将字条放进兜里，不敢即刻告诉主席。字条耽搁了六个钟头，直至下午政治局送来了讣告的清样，毛实际上还不知情。直到他午休起床，精神看来不错，小孟才在读报读文件时把讣告插在中间读给他听。
直到追悼会开始那一刻，仍苦等着这尊超神宣示一两句什么，或在某个仪式上露一面。中央警卫局已勘察好行车路线，轮椅和氧气袋也备齐，随时等待着毛参加遗体告别、吊唁或者追悼会。然而，毛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护士小孟曾给汪东兴打电话：“总理的追悼会，是否问问主席参不参加？”汪答：“政治局没发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就不用问了。”
安然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在花丛之中，她看到了自己献上的白马蹄莲，及静卧在党旗下的周。守灵的邓大姐向她伸出了手，而安然的身后并没有女儿的身影。女儿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时，灵车已远去。
几经翻覆，神州巨变。“爱蕾”毕业成了医生。八十年代，她被调入北京某部队，拿的是笔杆子而非枪杆子。过问她的人事调动之人，其地位之高，排在屈指可数的那三几人之列。但，她竟然还是背叛了自己本应身属的那个阶级。
最后一段插曲──继父通知，邓颖超要见她。“爱蕾”去了，邓陪她仔细看了一遍周的故居，说了很多话，最重要的那几节是：“现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正编写总理的传记。我想让你参加这个写作组。不过你不是党员，进写作组名不正言不顺。你把总理过去给你们的信件字条收集一下，再写点回忆文章，一起给我，我看看能不能把你推荐进去。”听者却十分警觉，断然拒绝。
邓颖超开始发怒，展示了与她的固定形象大相迳庭的另一面：“我知道你们盼着我早死！你们可以任意篡改历史，给死人脸上抹黑，无视党和国家的尊严，无视他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她又一字一顿地强调：“历史是不容篡改的！”两代人谈得极不愉快。
临别，邓颖超忽又冒出一句：“你医生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写作呢？”不知是否从这一刻起，“爱蕾”萌生了写一部大书的念头。
现在，应该把称呼改一改了。《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艾蓓，于一九八九年初应美国新闻署的邀请短期访美，未几爆发八九民运，接着是“六四”事件她被搁浅在新大陆美国。一九九三年底，她完成了这部书稿：“我用最粗浅的线条将它勾勒出来──你以为这是个编织的故事？是个爱恨交错的凄婉童话？”“不！这是历史。你和我都在其中。”
艾蓓这四十万字的巨制，给历史故宫中的徜徉者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考查角度。关于邓颖超，艾蓓的刻划异常生动和犀利。摒去她个人与邓间微妙的心理对立和磨擦，就细节而言，相信与历史真实并无大的出入。此处将绝大多数与邓有关的细节抹去。愿知其详，请读艾蓓的原著。
关于“安然”，这是另一个活着的人。书中的描写则较为逊色。艾蓓告我，她太爱她妈妈了──所以无法写得好。她母亲自始至终都在阻止她写这本书，但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母亲在捧读它时之老泪纵横。
至于知道此事的人，当然还有不少尚在人世，有的仍在出将入相，身居至尊的高位。如果他们掷下话来，谓：“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将由此对这些大人物的党性与德性，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个机制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不过，想他们都会三缄其口，良心与党性各自相安无事。若是少壮官员出来指斥及证伪，倒觉得不足为怪。诚然，他们背地里自会再三细阅这部书，他们自己不免也觉出了往昔“党内生活”的阴暗可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