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全家都在苦难中
1969年2月下旬的一天，距离第二次被拉出批斗十天，看守一声高叫：“1548，整理好东西！”302室难友都知道我将出去了。我把一些日用品及几件衣服留给三座胡兄，临走又脱下三哥那双高帮军靴，留给他。三座胡兄一向同情鼓励我，且像辉哥一样有思想有才华，我真有点依依不舍。胡兄紧紧拥抱我，祝贺我“自由”，低声叮咛：“兄弟，要活下去！一定能看到公道战胜邪恶的那一天！”此前，胡兄已预测我将回原单位，但少不得顶着“现反”帽子。进入1969年，上海第一看守所“入住率”越来越高，每一监舍增至15人。胡兄分析，全国监狱已人满为患，为腾出空位给不断涌现的新增政治犯，当局借“六厂二校”无产阶级专政经验，不得不清理一批已结案的轻犯。像我这样在看守所滞留较长的未决政治犯，可以放到社会上去，交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深刻体验无产阶级群众专政。否则，那些新生的“现反”，抓进来关哪儿呢？只能“长江前浪让后浪”了。
胡兄还睿智地估计我出去后的日子并不好过，所以谆谆嘱咐，反复说“活着就是胜利！”我与胡兄患难与共，无话不谈，成了思想密友。分别在即，我一再感谢他对我的照顾与鼓励，万分留恋。谁料这一分手，竟成诀别。
进来两年三个月余，终于迈出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大门，回到熟悉的日晖四村12号。可二楼16室已被造反派“征用”，只得跻身底楼四室大姐家中。
回到家中，“反革命”也罢，“管制”也罢，总该比蹲监自由一点吧！可我一进家门，年迈双亲满头白发、目光呆滞，竟无一丝笑容。老父亲的弯腰驼背更厉害了，眼瞪瞪地端详我许久，枯皱的嘴唇翕动着，不知说了什么。一辈子很少流泪的老母亲眼泪汪汪，不知是喜出望外还是悲惨伤心，只低声说了一句“文忠总算回来了！”邻居老老少少，包括几个戴红袖章的造反队员，一齐拥到12号门口，一些人还踏在门框上，乱哄哄地指指点点：“刘家小囡回来了！”“文忠出来了！”“去，去，去！看什么西洋镜，还不是里弄里多了个反革命管制分子！”老父亲颤抖双手，轻轻掩上家门。
晚饭后，我顾不得老父母要早点休息，也顾不得自己明早六点得按规定进厂报到，急急向父母与大姐询问我们被捕后的家中情况。提到辉哥，一家人失声痛哭，从父母与大姐断断续续地哭诉中，我知道了两年多来家里经历的一系列恐怖。
1966年11月27日，我与辉哥一起深夜被捕。三姐文珠正在上海休产假，住在楼下四室，睡床上面一扇小窗，正对楼梯，二楼16室就是我与辉哥及父亲的16室。那天夜里，三姐心里慌慌，临睡前见辉哥一直抱着小甥女彤蕾呆坐两小时，便有一种不祥预感，上床后久久难以入眠。午夜时分，起风了，12号大门被北风刮得乒乓响，寒流一阵紧一阵，三姐的心也阵阵抽紧。她只听楼梯上有人跑上走下，并无汽车声，估计今夜不会有什么事。可天还未亮，凌晨五点，老父亲下楼，呆兮兮地说：“文辉、文忠都被捉去了！”三姐、大姐与母亲，一下子跳起来，父亲说大约晚上十一点来钟，民警冲上来先抓走文忠，再押走文辉，便衣又仔细搜查，连一角纸屑都不放过，到凌晨三点多，拿走文辉的一大捆东西才离去。三姐问父亲，他们两兄弟究竟干了些什么？父亲说，几个月来文辉一直在写东西，写完后东藏西藏，他劝说也没有用，自己一直担心要出事，终于发生了。
三姐很后悔，傍晚听说派出所开紧急会议，已有不祥预兆，为什么夜里不上楼去看看，最后见一下兄弟？三姐慌忙查看从陕西带回的传单以及兄弟串联带回的资料，统统塞进婴儿尿布堆，怕再连累两兄弟。上午九点光景，派出所民警小唐来家，把父母叫到屋外站着训话，说你二个儿子都是反革命，你们要老实配合政府揭发交代。三姐上前问：“唐同志，他们到底犯下什么罪？”唐说：“反正是反革命罪！”那天一夜北风呼叫，第二天人们都穿上了棉衣。三姐想到忠弟的秋衣秋裤洗掉了，文辉也是一身两用衫，兄弟俩怎经得住天寒地冻？便问唐民警什么时候可以送棉衣棉被？唐说，上面会通知的。一家人都没想到辉哥会写那么激烈的匿名信，三姐安慰双亲，叫他们不要太担心。然后为辉哥与我准备冬装与被褥。
辉哥一向清贫，被捕时衣衫单薄，三姐专门为他新做一件棉背心。辉哥患有严重鼻炎，三姐又买了些滴鼻药水。大约过了一星期，派出所才通知家属可以送棉衣被褥。三姐一直担心我们会在牢监里被冻坏，何况九弟文忠还是个残疾人。她常与大姐、父母一起唠叨挂念，说着说着，一家人都纷纷落泪。
家人回忆告诉我，辉哥被杀，恐怖的1967年3月23日下午三时。母亲和大姐抱着未满周岁的彤蕾（三姐女儿），刚从医院看病回家，只见一大群邻居，拥在我家12号门口，越聚越多，不仅有日晖四村居民，还有旁边市民新村的，数百人把我家团团围住，我家房后花园篱笆都被拥塌，花草遭践踏，还有人把底楼四室门窗砸碎，一批人声嘶力竭发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辉、刘文忠、刘宗汉！”派出所民警冲在前面，高叫：“快快交出枪决刘文辉的子弹费！”老父刘宗汉被里弄专政队押着，跪在家门口，头戴“反革命分子刘宗汉”的高帽，“刘宗汉”三字照例被打红叉，脖子上挂着一块厚重大牌，上写“镇压反革命分子刘文辉！”背上再用墨汁写上“严惩反革命分子刘文忠！”刘某某处无一不打红叉叉。父亲已被“革命群众”斗得头破血流。
面对家门口的“现场批斗会”，母亲紧抱大哭的小外孙女，坚强挤进人群往家里走。这时，一些造反派与小孩抓起泥巴或垃圾扔过来，母亲急忙用身体护住怀抱孩子。造反派强行押母亲去陪斗，一个好心邻居阿奶，挤上去从我母亲怀中抱走小彤蕾。大姐惊恐得跺脚大哭。大姐十四岁的大儿子，上前保护跪在地上遭打的外公外婆，被一群红卫兵揪出去打一通。另外三个六岁、八岁、十岁的外甥，吓得躲到床底，浑身发抖，大哭不止。
混乱中，派出所民警与造反派头头，掷出刘文辉的判决书与法院通知书，蛮横地向母亲索要“子弹费”。母亲忍着眼泪，默默拿出二角钱。他们拿到“子弹费”，挤出人群，煽动革命群众：“对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暴虐一直持续到天黑，呼喊口号、革命义愤、围看热闹，毕竟需要体力支撑，革命群众终于革得累了、疲劳了，人群渐渐散去。可晚饭后，底楼四室门窗不断遭石头袭砸，又有革命群众向我们表示“无产阶级立场”，直至所有窗户均被一一“表示”。大姐只得用床单挂在窗上，稍挡春寒。
一家人围在电灯下，大姐颤抖双手，惊恐万分地打开民警掷下的那份《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一边哭着，一边轻声念给父母听。
最高指示
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3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反革命犯：刘文辉，男，现年三十一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日晖四村十二号。现在押。
案由：反革命
刘犯文辉原系反革命子弟，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五七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被定为右派分子。一九六二年蒋匪叫嚣反攻大陆时，刘犯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六六年案发从宽处理管制三年。但刘犯仍坚持与人民为敌，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申张正义，崇扬真理”。公开煽动地、富、反、坏、右分子组织起来，进行暗杀活动，占领我党、政、军机关，夺取枪支弹药，进行反革命暴乱，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政权。与此同时，刘犯又指使其弟刘文忠（另案处理）到广州等地探听边防情况，企图偷渡投敌，进一步从事反革命宣传鼓动。
上述罪行，有同案犯的供词以及查获的反革命“十六条”等为证，证据确凿，刘犯亦供认不讳。
综上所述，本院确认：刘犯文辉是一个罪大恶极、拒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三项之规定，特判决如下：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一式二份，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发出
民警扔下的另一张纸是法院给刘宗汉的通知：
“反革命犯刘文辉，已由本院判处死刑，并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我院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将刘犯文辉执行枪决。”
刚刚遭受残酷批斗的老父，不顾头颈撕裂、腰腿剧痛，颤巍巍接过这两张夺命纸，抖抖嗦嗦抚摸着，连声长叹：“我刘宗汉作了什么孽，要遭到如此报应啊！”“我害了辉儿，我株连了全家，我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从不落泪的母亲嚎啕痛哭了一夜。一家人惊惶失措，一个个呆坐到天明。
第二天，“枪决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文辉”的海报贴满上海大街小巷，自然首先贴到我家弄堂口和12号门墙上。此后几个月中，整个日晖四村288户人家，加上附近市民新村与一批批闻讯赶来的“参观者”，天天围着我家指指戳戳，说长道短。老刘家出了三个反革命分子，全上海“杀、关、管”的典型户，免费参观的政治动物园。
从此，父母进出家门经常遭人骂，丢石头，还有小孩泼脏水，母亲都无法外出买菜购物。
文革以来，红卫兵反复抄我家，造反派一次次批斗丈夫，儿子被杀、被关，母亲一一咬牙挺过来。但灾难远未结束，不久更惨痛的事又发生了。最后一击是大姐单位江南造船厂将我家二楼16室强行没收，理由是这家出了三个反革命，一个被镇压、另一个被关押、还有一个被管制，“管、关、杀”齐全，尤其这个反革命老头，还有什么资格居住工人新村？必须扫地出门。造反派把我家所有东西，家具、衣被、生活用品通通扔到门外路上，一些人趁火打劫哄抢东西。父母欲哭无泪，走投无路，叫外甥快通知其母亲。大姐急忙从厂赶回，帮助母亲抢回财物。造反派威胁大姐，必须与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里弄专政组也要家属站稳立场，不准同情反革命。姐夫为了保护四个孩子，开始拒绝老丈人进门。一个堂堂三十年高级白领，一个为了爱国不愿赴台留港的金融人才，一个积极支持儿子参加地下党与抗美援朝的知识分子，终于醒悟长叹：“我刘宗汉‘爱国没有好下场’啊！”斜土路日晖四村12号全楼24户人家，清一色江南厂工人阶级，监督“反革命刘宗汉”是他们引以为荣的阶级立场和革命本质。白天，外甥们不敢当着革命群众的面给外公送吃的，晚上乘没人注意，偷偷送东西给外公。这一时期，乃是我家最惨不忍述的一段岁月。老父株连了九个孩子，三儿子文辉刚刚被杀，小儿子坐牢不知何时出来，长子在无锡农村被“内控”，四儿子进了学习班，五儿子隔离审查。小女儿远在陕西，已出嫁的两个姐姐虽在上海，但无能力保护母亲，只有向外地党员干部的二哥求援，他家是母亲惟一的安全小岛。当时，中共的阶级斗争把整个中国变成一座大监狱。
父亲扫地出门后，随身只带着三件专政组规定的工具——大扫帚、垃圾畚、挖阴构的铁锹。他流浪在新村街头，晚上只能龟缩在楼梯墙角，夜里冻得瑟瑟发抖。外甥偷偷摸摸给外公送吃的，或送替换衣服。一周后，父亲在饥寒交迫下病倒墙角，派出所与里弄专政组怕出人命，强迫姐夫接受老丈人，父亲才结束不堪的“门外流浪”。
1967年辉哥被杀后母亲第一次逃往苏州，以帮二嫂带新生儿为借口。可母亲离家不久，一份公安通知就到了二哥苏州居住区。二哥虽是孝子，但更是个党员干部。一贯的党性原则使他深陷两难选择。是孝敬父母还是忠于党？是听毛主席教导还是听父母的话？忠孝两难全。二哥还来不及大义灭亲划清界限，二嫂却抢先一步。二嫂是苏州101部队医院护士长，也是党员军人。101部队革命派在家属大院贴出大字报，勒令“反革命婆娘滚出去”，还组织围攻施压，为了军籍党籍，二嫂迫于压力，沉下脸把婆婆赶回上海。她的这一“驱婆事件”深深刺痛我们兄妹，造成几十年的隔阂。文革结束刘家三件冤案获平反不久，四哥陪我专门去苏州探望二嫂一家，想挽回以往隔阂，料想不到二嫂赶我们二兄弟出门，引发一场争吵，从此刘家几十口人至今与二嫂无来往。我们不理解究竟是她受阶级斗争余毒太深，还是心里有愧欠。倒是她的二个儿子成年后对中共与文革有了不同于母亲的认识，很敬重牺牲的三爷叔。
被赶回沪的母亲，不堪忍受地狱般的“里弄专政”——随时随刻会闯进来开批斗会，她更不忍心看到丈夫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活，不久便又逃往陕西三女儿家。三姐夫是西藏公安干部，作为军属家眷，多少可躲避没完没了的批斗。三姐交大毕业主动申请到“小三线”国防单位，陕西省宝鸡附近的大山沟里，相对与世隔绝。在三姐的庇佑下，母亲总算躲过了文革最猛烈最惨酷的年份。
母亲曾默然告诉我：文革中她面对“被杀”，“被关”、“被管“的三位亲人惨烈遭遇，如果不是带着三姐天真活泼的独生女彤蕾，她真有可能难以支撑下去，走上绝路。
我追问父母：“你们没有保存辉哥的骨灰？”他们痛苦回答：“这种年头，哪有胆量去要骨灰？”父亲含泪说：“也好，这个倔强儿子迟早会被他们杀害，早走，倒也免受了数不清的折磨。”夜已很深了。父母、大姐边泣边诉，恐怖岁月从他们口中汩汩流出。听着亲人叙述，我心潮难平。辉哥没有骨灰、没有坟地，也没有人敢为他清明上香。苍天啊，这就是你给予他的待遇吗？！我对着窗外黑夜，伫立良久，暗暗发誓：“三哥，兄弟我将来一定要为你申冤，为你树碑立传！”到目前为止，刘文辉一案的档案仍属保密，亲属仍无法查阅此案资料，无法获知辉哥被害真相，也看不到那些“反动罪证”。不过，可以断定，对辉哥的迫害过程极其残忍，当局不敢公布。
2000年以来，因写这部回忆录，我查找了不少文革义士的资料，如张志新、遇罗克等。但这些文革义士反文革、反林彪、反四人帮，但不反毛，或曰不从根本上反毛。他们最多轻微反毛，更没涉及反共。刘文辉与林昭则既反文革也反毛，甚至反共，而且是彻底反毛反共。因此，文革结束后，尽管中共改革派出于反文革这一政治需要，必须抬出几位“反文革义士”，只能找到反文革不反毛的张志新、遇罗克，决不会找到刘文辉与林昭。事实上，从反毛反共的激烈程度上，刘文辉超过林昭，这也是刘文辉至今仍未得到中共官方“认可”，而林昭却得到“有限度宣传”。我的辉哥，领先时代至少三十年，却至今尚在绝大多数国人视野之外。反毛之所以至今仍为禁区，当然是反毛连着反共。中共当然不笨，“彻底反思文革、等于批判共产党”，“清算毛泽东、等于清算共产党”。因此，邓小平一再强调“文革宜粗不宜细”，号召“淡化”，最好“淡忘”。文革博物馆自然不可能由中共建造。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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