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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1910年11月，日本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同意了清国留学生的实习请求。这份长长的名单上的学生，将前往日军第13师团参军，名单末尾，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名字——来自浙江的蒋志清。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他将成为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他为人熟知的另一个名字是——蒋介石。
蒋介石来到日本，是为了学习日本，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日本原来是很小很穷的国家，人口不及我们，力量不及我们，但是何以在很短时间，就能有今日之富强呢？
为了解开这个疑问，蒋介石选择到日本的军队去，他相信，一个国家的军队，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风貌，日本强大的秘密，就在日军当中。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陆军效仿法国，后来又效仿德国。蒋介石发现，比起战略战术来，日军更强调精神的重要性。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崇尚西洋训练方法的日军，精神教育的核心，却来自中国传统文化。
《军人敕谕》，日军精神的核心。这道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文件，被日军视为生命，不仅每人都要熟练背诵，每天早上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大声喊出《军人敕谕》的信条。
《军人敕谕》的主要信条包括五点，分别是“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这正是脱胎于中国的“礼义廉耻”。蒋介石不禁感慨说：“日本人虽然口里没有提出‘礼义廉耻’，但是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动，在有形无形之中，都合乎礼义廉耻。他们以这样的教育方式，才造成今日这样富强的国家。”
这就是蒋介石眼中日本强大的秘诀。1911年，蒋介石回国投身革命，中国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越来越紧急。蒋介石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日本，要反过来灭亡中国了！
痛心疾首的蒋介石曾感叹：“本来是中国的优良精神和哲学，中国人自己不能保存、应用，而被他人（日本）窃取了一部分，就要用它来灭亡中国，这是我们民族最大的耻辱。”
他开始在中国传统之道中，寻找拯救中国的办法。
1924年，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开始筹建黄埔军校，他向中国传统要答案，不仅利用了传统治军方法，还极力推崇曾国藩等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和思想。
然而，让蒋介石头疼的是，要制敌，就要找到日军没有学到的东西，怎么才能超越日军呢？
正在他苦苦思考之际，一副孙中山的字，映入他的眼帘：“博爱”。
1925年元旦，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学生训话时表示：黄埔军校的校训是“亲爱精诚”四字，（建议找蒋介石书法）“亲爱”是要所有的革命同志能“相亲相爱”，“精”是“精益求精”，“诚”是“诚心诚意”。“中国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为什么蒋介石选了“爱”，作为黄埔军校的校训呢？因为他发现了日本军队的最大弱点。
据蒋介石回忆：“我看到日本军队的下级干部，用对奴隶牛马的方法来打骂士兵，当时就觉得，这种军队能够打仗吗？”
蒋介石认识到，日军部队表面上讲究礼仪，讲忠君，讲纪律，但唯独不讲人性、讲爱，那所谓礼仪就是一个空架子，一旦失去约束，日军会比谁都野蛮。（而所谓“爱”，是和谐共处，是“博爱”、“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爱战友、爱民族、爱国家，这就是黄埔精神，这就是中国抗战的脊梁。
抗战爆发后，正如蒋介石所料，日军撕下了道德礼仪的面具，在中国的南京等地方，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而以“爱”为支撑的黄埔将士，在各场会战中热情高涨、军纪严明。
淞沪会战中，上海居民夹道鼓掌，欢迎黄埔将士，而黄埔将士拒绝休息，要求直接到第一线，投入抗敌斗争，这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
坚韧的黄埔将士，成了日军最大的敌人。日军文件中写到：“中国军队劳累困窘已到极点，全军弥漫厌战气息，产生重大动摇，然而，其上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出身者，顽固坚持抗日思想，有着不可小视的战斗意识，营长以上的干部对士兵这么说：“宁可饿死，决不投降！”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说：“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在于以黄埔军校中，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战斗意志，历次会战中，他们是主要战斗原动力。”他承认日本战前，低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黄埔抗战精神。
在中日正面战场上，22次惨烈大会战，都有黄埔将士前赴后继地为国捐躯。各期黄埔军校生一毕业，都直接开赴抗日前线参战。抗战八年，200多名黄埔教官和学生担任师长以上职务，指挥全国2/3的抗日之师，抗战胜利后，黄埔军校毕业生幸存者仅一万一千多人,相比抗战期间入校受训的20万学生，在抗战中的牺牲率高达95%，有四十名黄埔将军壮烈殉国。以致后人赋诗纪念说：“故土新坟抗日冢，何处白骨无黄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