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期内，中共一直把地主阶级、国民党和西方发达国家等他们眼中的党外敌人统称为“反动派”。为了煽起民众对所谓“反动派”的仇恨以服务于自己夺取和巩固权力的政治需要，中共不惜编造各种谎言，竭尽所能抹黑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们制造的谎言也确实蒙骗了许多人，即便到今天也仍然还有一些人继续被其蒙骗着。
那么，中共又是采取什么样的手法来抹黑“反动派”的呢？
1·颠倒黑白，歪曲真相
中共抹黑“反动派”的惯用手法之一就是颠倒黑白，歪曲真相。在这方面，所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便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典型。
在所有中共编撰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中都写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中共建党之初，中国人中以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人居多，而相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则很少。为了让中共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俄共根据自身的经验，指使中共加入国民党，“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
而此时的孙中山因为建立新政府受挫，对于苏俄多次派人来寻求合作的意愿也未拒绝，但并不同意将国民党更名为共产党，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于是，苏俄一方面命令全体中共党员迅速加入国民党，一方面派代表与孙中山联合发表宣言，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以此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而希望藉助苏俄势力的孙中山虽然采取了“联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则就是“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但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后，却根本不遵从孙中山提出的原则，一方面，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界限，在国民党内部制造左派和右派之分，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甚至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另一方面，中共藉着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契机，成功打入了国民党内部，特别是进入了国民党的宣传、组织部门以及黄埔军校，从而从内部控制了国民党；中共还违背自身“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的公开声明，在国民党中组织地下党团，在黄埔军校建立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地下中共党员。
为了苏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将民族利益置之脑后。比如当1924年7月，苏俄煽动外蒙独立，国民党公开指责苏俄时，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却没有一人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持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此外，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还全然不顾孙中山提出的“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原则，在中共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等不断地登载批评国民党组织上的缺陷和缺点的文章。
由是可知，共产党员虽然参加了国民党，却非但未以国民党为本党，甚至为听命苏俄，而不惜公开反对自身亦在其中的国民党。这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员的不满。在国民党中处于上升势力的蒋介石为了护党，于1926年3月26日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限制国民党内共产党的领导权，并进而提出继续北伐，在数月之内统一了中国南方。
为避免国民党势力的壮大，苏俄与中共首先坚决反对北伐，当反对不成时便利用北伐在所到之地发动共产革命，继而破坏北伐。1927年4月，鉴于苏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种种行为，鉴于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推进国民革命、反对共产革命，主张人民民权，反对共产专政，建立共和国家、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之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已为苏俄与中共所毁，鉴于国民党再度分裂、国民革命阵营内乱频生，叛乱将至，北伐已经无以为继，鉴于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和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政府，来领导国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蒋介石决心实行“清党”，并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
由于中共为夺取上海政权，一是在军阀驻沪军队已经表示向北伐军投降、上海即将和平解放之时，曾抢前发动三次暴动，并自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这个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二是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进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意在激怒列强，挑起国际事端，并认为“此一决斗，实比对直鲁军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三是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使沪上商人“自国军临沪以来即处于憔悴呻吟之下”，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且拥有一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有一个上海政权的存在；因而，在国民党中央监委已一致决定“清党”以后，1927年4月12日晨，驻沪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即在白崇禧指挥下，解除了上海各处工人纠察队武装，逮捕了中共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13日，中共上海总工会召开市民大会，发表“全面罢工”宣言，并于会后持枪武装集合进攻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迅为第二师弹压。中共叛乱武装当场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鲁匪军特遣证章。随后，国民革命军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总指挥部--上海总工会。这就是中共恨之入骨的所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那么，这次事变是否如中共所言，是一次“反革命政变”呢？对此，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做了富有说服力的回答。他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反革命”究竟是谁?在共产党的教科书里，这个“反革命”就是国民党，而今天在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反革命”不是国民党，因为那个时候的反革命只有一个人是军阀，北伐打倒军阀，就是在打这个反革命，在打这个打反革命的过程当中，第一，全国人民都是非常赞成和支持的；第二，凡是打这个反革命军阀的，那他就是革命的，凡是不打这个军阀的，制造混乱的，那他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那么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正在打这一伙军阀，你怎么能说他是反革命的呢?而恰恰在打军阀的过程当中，在斯大林亲自命令之下，中共一次又一次地破坏北伐，甚至于要用武装暴动的办法提出“南伐”，要打回广东去，以阻止中国国民党打垮北洋军阀，统一全中国，你想到底谁是在逆革命而动呢?到底是谁在做着有利于北洋军阀的事情呢?那是共产党。“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明明要政变北伐成功后的国民革命新政权，却将国民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而扑灭政变的不得已手段，不仅垢之为‘政变'，甚至反污为‘反革命'，此亦无非是中共一己的‘逻辑'，即政治的谎言罢了。”
2·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是中共抹黑“反动派”惯用的另一种手法。刘文彩的“水牢”堪称一大典型。
刘文彩是毛时代大陆官方塑造的闻名全国的“恶霸地主”的代表，而刘文彩的“水牢”当年更是老少皆知。
座落于刘文彩家乡的四川“地主庄园陈列馆”的解说词称：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冷月英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据《刘文彩真相》一书介绍，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那年的一次会议上，冷月英声称：“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但冷月英并没有明确认定，她坐的一定是刘文彩的水牢。1954年元月，大邑县在县文化馆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具体筹办这次展览的同志将冷月英受地主剥削压迫，被关‘水牢'这件事典型化以后，纳入这个展区的主要内容。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认可，筹办人员就按“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的设想来“布景”。刘文彩的“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其实，“水牢”一经问世就成了问题。只不过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这个问题没法展开。对水牢信以为真的实际上始终都是局外人；知情人从来不承认有什么水牢，从来没被说服。
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席卷中国，不可避免的也要席卷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在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列内容，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质疑。而在所有陈列内容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刘文彩的水牢，为此，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对“水牢”刨根究底。
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始终查无实据，庄园陈列馆这才鼓起勇气，向主管部门送呈《关于“水牢”的报告》。内称：
......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后来有记者找到“冷妈妈”冷月英，冷月英还是拒绝正面回答问题。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1988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
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3·渲染加工，夸张编造
江姐是官方宣传工具当年着力塑造的在“国民党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的革命烈士”的一大典型，在大陆可谓家喻户晓。
江姐本名江竹筠，中共地下党组织内一般都称她“江姐”。1948年，她在被中共地下组织派到下川东从事农村暴动的准备工作时被捕。当时，国民党当局急于从她口中得到有关中共地下组织的情况，对她施用了酷刑，但她坚不吐实，关押至1949年11月14日被杀。后来回忆录的作者们在创作小说《红岩》时又以她为原型塑造了仍旧称为“江姐”的“江雪琴”，实际上江雪琴的经历和主要事迹均与江竹筠相同。因此，一般人都把小说中以及后来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的江姐都看成是历史上真实的江姐。
在官方当年大肆宣传的江姐的“烈士事迹”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她在狱中遭受以竹签子“钉手指”这一酷刑时坚贞不屈的表现。
1957年2月19日出版的《重庆团讯》当年第3期发表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江竹筠》(连载之一，编者按称选自即将完稿的《锢禁的世界》)，其中描写江姐受刑的情况是：绳子绑着她的双手，一根竹签子从她的指尖钉了进去......竹签插进指甲，手指抖动了一下......一根竹签钉进去，碰在指骨上，就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了出来......
1959年1月10日出版的《红领巾》半月刊1959年第一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不屈的心/在人间地狱--“中美合作所“》，其中写道：刽子手们把女共产党员江竹筠同志双手绑在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裂成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
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着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中，对江姐受刑也是这样描写的：一根根的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竹签钉进指甲以后，碰在指骨上，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钉进一根竹签，江姐就昏过去一次，接着就听见一次泼冷水的声音。泼醒过来，就又钉......
以后在小说《红岩》中，江姐也是受的这种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自然也都是一样。歌剧《江姐》第六场中，特务头子沈养斋在下令对江姐用刑时狂叫着：“把她的十个手指，给我一根一根地钉上竹签!“
这样的细节的确给人印象太强烈、太刺激了。因此许多人一提到江姐，就会想到竹签子“钉手指”。直到文革结束后，江姐当年的狱友，也是江姐“烈士事迹”的主要宣传者之一的刘德彬才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承：“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夹)竹筷子，把它改成了(钉)竹签子；全文背诵《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提纲和要点；江竹筠并未见到她丈夫的人头，而把她说成见到了。”
其实，在早期介绍江姐的文章中，并没有竹签子“钉手指”的情节，只说她受的是“夹手指”即“拶指”的酷刑。拶，是旧时酷刑的一种，以绳穿5根小木棍(比吃饭用的筷子略粗)为刑具，名叫“拶子”或“拶”。行刑时，将受刑者手指分别套人木棍之间，用力紧收，叫“拶指”，简称“拶”。此刑早在元代就常用了，而且多半用于对女性逼供时。但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夹手指”便被加工夸大成了用竹签子“钉手指”。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官方舆论完全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对“烈士”的宣传也不例外。为了煽起民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从而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自然是把国民党说的越残忍越好，哪怕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或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这就是共产党强调的宣传“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逻辑。将江姐受刑时被“夹手指”渲染加工夸张编造成为用竹签子“钉手指”，便是这种逻辑的自然产物。而这样的例子又何止于个别？！
4·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长期以来，在大陆的官方宣传中，“中美合作所”（全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被定性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几乎成了所谓“美蒋罪行”的代名词。
国民党政府当年在重庆歌乐山下设立的政治犯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曾被称作是“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组成部份。“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也曾一度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使“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恶名深入人心的，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长篇小说《红岩》和由此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
小说《红岩》在写到共产党员刘思扬第二次被捕时，描写了押送他的汽车经过“中美合作所警卫森严的大门”驶进白公馆集中营，进去后登记时，他看到登记簿上有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缩写等细节。小说中写到渣滓洞监狱政治犯组织绝食斗争和1949年新年联欢会时，特的描写了监狱看守长给美国“特别顾问”打电话请示报告的细节。在小说中，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威胁许云峰：“你可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国刑法！”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后，这句话改成了审讯江姐时的台词，“美国刑法”改成了“中美合作所的几十套刑法”。电影中的徐鹏飞审讯江姐时还有这样的台词：“你别忘了，这里是中美合作所！”“真想尝尝中美合作所的几十套刑法？”“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尸，也得给我开口！”在小说《红岩》第十九章中，更虚构了这样一个给读者以强烈印象的情节：共产党员成岗被带到“中美合作所特别医院”接受审讯，“医生”在一个长着“黄麻似的鬈发”、“高高隆起的鼻梁”、“灰蓝颜色“眼睛、“白皮肤”的“美国医生”指挥下，给成岗注射麻醉剂后进行诱供......在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歌剧《江姐》第六场（场景说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审讯室）中，特务头子沈养斋对渣滓洞监狱政治犯闹事发牢骚说：“......这几个月来，他们绝食、抗议、斗争，搞得我们手足无措！试问堂堂中美合作所，如今闹成了个什么样子！？”敌看守魏吉伯对江姐说：“你，你要知道，这是中美合作所，进来了就别想出去！”沈养斋还向江姐唱了一曲（剧中第三十七曲）：“这是中美合作所，歌乐山前黑铁牢，美式刑法四十八套，渣滓洞白骨比天高！”......
对“中美合作所”的这番颇具恐怖色彩的描画，是中共采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法抹黑“反动派”的一个典型例子。
其实，当年的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
当年的国民政府与苏联、英国和法国先后都建立过这样的机构，但真正合作成功的，是中国与美国联合建立的中美合作所。
据《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一文考证，对于当时中美两国首脑及许多参加具体工作的人员来说，建立这一合作机构的目的，乃是为着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开始考虑与中国合作进行对日军的电讯侦译技术研究，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陆、海、空军事情报，以及获得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资料等。中国方面则希望与美国进行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并在对日心理战宣传和在敌占区进行破坏活动等方面接受美国的训练，同时希望得到美国提供的先进电讯器材、武器装备、运输工具等。据参加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的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少将处长鲍志鸿回忆，协定的第一条即是：“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34页，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确实起到了强化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的作用。据鲍志鸿回忆，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同上书第41页）。同时，中美合作所还建立起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气象工作站、观测哨等，这些气象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战后美国海军部的一份报告甚至有这样的评价：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惟一情报来源”。
除去军事行动外，中美合作所还进行了一些对日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收听日伪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和反宣传，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在日伪军中制造恐慌情绪，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印制汪伪储蓄券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中美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则发给三个月薪金资遣。
不过，因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是在国民党内外名声都不大好的军统局负责人、特务头子戴笠，美方副主任梅乐斯又曾不顾美国当局禁令竭力介入中国国共两党冲突的内政，中共为了寻找进行反美、反蒋宣传的靶子，便将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在其原址及其附近发生的监禁、杀害政治犯的罪责，张冠李戴的栽赃到了中美合作所的账上，从而给它按上了一个“扶蒋反共”的恶名。
其实，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根本不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