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命运——著名翻译家传奇(图)

——著名翻译家王贤才教授传奇

作者:田广渠 发表:2015-08-01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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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辛弃疾

王贤才,一位贤才,一位怪才,更是一位奇才。他的传奇式坎坷经历,像一部大书,读之催人泪下,令人感奋。他的人生之路,简直就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是几十年来我们共和国历史的一面镜子。

他的命运又紧紧地和一部大书《希氏内科学》联系在一起。还是在大学时代,他就对这部“洋书”有了向往。可惜,风华正茂,年仅23岁的王贤才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锒铛入狱,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几乎双目失明。他在二十多年凄风苦雨中,一直迷恋着他的《希氏内科学》,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独自一人译出了这部世界医学巨著,手稿一千多万字,相当于十部《红楼梦》。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翻译出版这部医学瑰宝(第15版)的国家。

50年代初,王贤才从江西九江考入山东大学医学院。这位雅儒文静、学习勤奋、成绩拔尖的学生,深得医学教育家穆瑞五教授的青睐。在一次倾心交谈中,穆教授郑重地向他推荐了一部“稀世珍宝”——世界医学名著《希氏内科学》,这部大书是1927年由美国著名医学教学家内科专家希塞尔主持、集众多国际知名医学专家共同协作写成的内科全书,后来正式命名为《希氏内科学》,每隔三至五年修订再版一次,风行全世界,被誉为“标准参考书”。

作为一个医科学生,王贤才恨不得马上看到这部巨著,他到学校图书馆登记借阅,等了将近半年,总算把书借到手,他是用双手,他是用双手把这部十多斤重的大书抱回宿舍的。

从那以后,他就埋头读书。“希氏”的丰富内容和论述风格,使他像一个无知的孩子,突然闯进一座雄伟的宫殿那样,眼花缭乱。一个周末的夜晚,在同学们都出去玩的时候,他却一个人贪婪地阅读这部巨著。当月亮从东窗升起的时候,王贤才忽然萌发了一个奇异的念头:“这么好的书,为什么不把它译成中文呢?既然至今没有中译本,我能不能把它译出来呢?”应该说,这个想法是很不现实的。因为各国翻译这部巨著,都是组成庞大的集体班子,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从哪方面来说,都是难以胜任的。他思之再三,还是下了决心。他想,理想就应该高于现实,否则叫什么理想呢?尽管实现这个理想将要走很长一段艰辛的路,他还是充满了勇气和信心。

他马上开始了“练兵”活动。选了英国欧文斯教授写的20万字的《临床外科须知》,悄悄地试译起来。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轻手轻脚地起床,踏进他“发现”的一个猫着腰才能进入的小小阁楼里,一工作就是几小时。由于他在中学里就造就了深厚的文字功底,又是一个拔尖的医学院学生,《临床外科须知》被他顺利地翻译完成,并大胆地送到了上海科技出版社。译稿虽然在出版社压了半年多,总算在1957年正式出版了。“试点”的成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和信心。这一年,已经分配到北京丰台铁路医院工作的王贤才,揣着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得来的工资,兴冲冲地跑到王府井外文书店,喜滋滋地抱回了第一次属于自己的“珍宝”——《希氏内科学》(第9版),并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浩繁的翻译工程。

1958年,是一个荒唐的年代。“反右派”斗争的烈焰无例外地烧进了王贤才所在的丰台铁路医院。一个大学毕业不久年仅二十出头的小大夫,还没有资格参加“鸣放座谈会”,这场烈焰似乎不会烧到他的身上了。但不久,灾祸还是降临了。医院在“反右”斗争的末期,已经进入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阶段,忽然宣布继续“反右”,因为这家医院的右派人数没有达到上级规定的指示,必须“补充”三名,于是,显然是经过布置的大字报又贴满全院,接着就是批判会,三名“右派”产生了,其中就有王贤才,在一次大会上他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主要“罪状”是,他曾经流露过这样的思想:苏联医学不见得就是世界最先进的,我们应该学习国际的先进经验,不要只是学习苏联一家。他估计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因为他确实有这种想法——被自己所顶礼膜拜的《希氏内科学》可没有苏联人参加编写啊!自然,这种大逆不道的说法明显地犯了“反对苏联老大哥”的“罪”!因为在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中就有这么一条:一切言行应该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而他的这个言论是在“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不是右派是什么?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说这样的话真是愧对毛主席。从这一点上,王贤才感到自己确实有罪。

那个时代的青年太单纯了!

他真心实意地认罪,老老实实地改造。他庆幸自己没有被开除公职,没有被下放农村劳动,而是留在医院里“监督改造”。只是工资没有了,每月发给32元的生活费。生活十分艰难啊!那时,他父亲已经去世,在九江原籍还有无生活来源的母亲和一个上小学的妹妹由他抚养,每月寄走16元,其余16元就是他的全部生活费。就这样,王贤才还是感到满足了,因为他仍能从事心爱的临床医疗工作。

不久,他所在的医院奉命迁往内蒙古,规模扩大了,并改名为呼和浩特铁路局中心医院。

1960年,医院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认他担任了“代理主治医师”,但对他说明:在技术上、工作上可以指导下级医务人员,但在政治上不要忘记自己是“右派”,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改造。他成惶诚恐,小心谨慎。每天早晨,带着医生、护士查房,给他们讲课,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查完房后,别人回到办公室,他则再回到病房,给病人拿大小便器、送饭、送水、擦桌子、扫地,忙个不停,他要“立功赎罪”,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为了表示和“白专道路”彻底决裂,在一个朔风呼啸的塞外的夜晚,在医院附近的一块荒地里,他把自己花多少个日日夜夜一个字一个字写成的四十余万字的《希氏内科学》(第9版)译稿忍痛烧掉了。那跳跃的火舌,灼烧着王贤才的心。“黛玉焚稿”只是闲情逸致,而眼下是亲手毁掉自己心血的结晶,他的双手在颤抖,一颗心在不停地抽搐。他宽慰自己:只要能早日摘掉右派帽,“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一切都会好的,到那时会有新的版本问世,可以重新开始。确实,此后不久,国外出版了第10版《希氏内科学》。他无法克制内心的冲动,一心想把它抱回去,无奈,囊中羞涩,只好偷偷卖了400毫升血,书是抱回来了,但不敢动手译它,连“地下工作”都不敢,生怕影响改造。

王贤才的“老老实实”和“辛辛苦苦”终于换来了梦寐以求的这一天。1961年11月27日,院党委在全院大会上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当晚他兴奋得一夜没有睡觉,觉得眼前重新展现出无限美好的前景。第二天下午,破天荒享受了半天补休,上街理了发,照了一张相,还在小饭馆里痛痛快快地干了一杯,以庆贺自己的“新生”。

青春的活力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写小说、作论文、举行学术报告,在内蒙逐步小有名气。正好,第11版的《希氏内科学》又摆上了书记的货架,他大大方方从书店买回来,又不遮不掩地在集体宿舍里向这部巨著进军了。禁锢多年的“能量”一下释放出来,译稿又快又好,又一个四十万字的“希氏”基本翻译完成了,他好像已经看到学生时期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心头涌起了一股幸福和自豪的热流。

时代啊,你总是那么变幻莫测!一个单纯正直的年轻知识分子又被你搅得晕头转向了。

“四清”运动又开始了,工作组进院。运动一开始,王贤才就成了首批“运动员”。工作组找他谈话,警告他:“要夹紧尾巴做人,不要让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白专道路反动思想恶性膨胀,再一次滑到与人民为敌的深渊。”还说:“你要记住,右派分子的帽子可以摘,必要时还可以再戴上的!”一声惊雷,使王贤才不寒而栗!他又被罗织了一项项吓人的“罪状”:平日他热情地帮助青年医务人员提高业务,被上纲为“和党争夺青年”,工作组批判说“为什么青年医生愿意跟着你走呢?我党是一面大红旗,号召青年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而你是一面白旗,吸引一部分思想不坚定的青年走白专道路,他们每离白旗近一步,就离红旗远一步,你不是在与党争夺青年是什么?!”对此,他一时想不通,“我又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争夺青年干什么?我把技术教给他们,不是使他们能更好地为党工作吗?”一想到自己是“白旗”,他只好真诚地告诉那些接近自己的青年医生与自己“划清界限”,断绝往来。加给他的另一个“罪名”是:不务正业,走白专道路,翘尾巴。这分明是指他翻译《希氏内科学》的“错误”。王贤才绝望了,在一个朔风呼啸的夜晚,他又一次来到荒野郊地,又一次把刚好也是四十多万字的第11版的手稿点火烧掉了。这次“焚稿”和上次很不相同,上次,他是抱着希望这样做的,摘了帽子就好了,痛苦的后面是希望,而现在呢?帽子摘了还可以再戴,这条路已看不到尽头。眼前烧掉的不止是一部译稿,是把他的希望一齐化为灰烬了。

周围的人又开始像躲瘟疫一样地躲着他,他也有意识地躲着别人。他多么想像喜儿那样,一个人到深山老林里生活,在那里可以自由地生活,不再见到歧视的目光。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发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使神州大地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四清”运动尚未结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爆发了。曾经戴过右派帽子的“运动员”王贤才又顺理成章地被推上了前台。他从“代理主治医师”转为打扫马路和厕所的清洁工。一次,他打扫完厕所挑起两筐脏纸要去倒掉,经过贴满大字报的楼道时,不小心把两张大字报划破了。这还了得,他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被抓了起来,先是送进“牛棚”,后又送进看守所,被遣返原籍九江。1968年4月27日,他被五花大绑押解到呼和浩特,正式以“现行反革命”被判刑12年。为了不让妻子和儿子受到牵连和歧视,他主动而坚决地和妻子离了婚。老家的妹妹初中毕业就下放了,只剩下年迈的母亲,孤苦零丁的住在九江。

1970年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王贤才和其他劳改犯一起由内蒙古呼和浩特转移到山西太原市,并继续在劳改队的医疗单位服刑。他能在监狱里继续拿着听诊器做医疗工作,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太原监狱里关押着一千多号犯人(全是男犯),反革命犯和刑事犯约各占一半,其中不少“反革命”犯是作家、工程师、教授甚或导演、音乐家,形形色色的人才应有尽有。王贤才一人集监狱卫生所(对外称“劳改医院”)所长、医生、护士的大任于一身,还拥有为犯人开具两天病假及住院证明的权利,他每天在门诊小屋上班,不用去工地劳动。在这“地狱”中的“天堂”里,他觉得自由自在,不用再考虑政治风浪的威胁,不会再坐“喷气式”,更不必为柴米油盐操心,只一门心思干医疗工作。得益于他全面的医疗知识和扎实的医疗技术,以及苦干巧干,这座不起眼的“劳改医院”很快变了面貌。他亲手培养的化验员、护理员能独立操作了,从显微镜到光电比色计摆上了操作台,注射用的蒸馏水和葡萄糖水自行配制出来了。渐渐地,这里不只是犯人求治的地方,监管干部及其家属有了病也往这里跑。在外面医院查不出的疑难病他给查出来了,外面没治好的病他给治好了,而且服务态度特好。这个小天地里的人们开始向王贤才投去敬重和赞叹的目光,他长期低着的头在铁窗下抬起来了,久已失去的知识分子的尊严似乎又回到他的身上。

日子“平静”下来以后,他对妻儿、老母的牵挂日益撕心裂肺……妻子和儿子卸掉了“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处境该好转了吧?孤苦无依的母亲现在用什么填饱那可怜的肚子?一分不花攒下每月两元钱的零用钱,到年底也只能邮去一张二十多元的汇票,还不是杯水车薪么?!挂念思恋亲人的痛楚,使他无以自拔。对于“希氏”的向往,也同时从心底泛起。一个深夜,他躺在自己的小土炕土,凝望着从窗外透进来的一缕明净的月光,不觉萌生了一个奇异的念头,现在不正是我译书的时候么?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处境,我已失去了一切,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再说,我在负责整个犯人的医疗工作中一直小心谨慎,兢兢业业,没有出过一点差错,劳改队的干部对我是信任的,甚至是尊重的。有可能说服劳改队的领导,取得他们的支持。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天,劳改队政委李恒文来劳改医院看病,王贤才踌躇再三,还是鼓足勇气拿出了第13版《希氏内科学》,李政委看了有点吃惊:“好大的书!是本什么书?”王贤才诚恳地向他做了介绍:“这确实是本好书,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书。我想把它译成中文,您看怎么样?”李政委没有直接回答,顺手把书打开,随便地翻着。这位五十多岁、抗日时期参加工作的工农干部,虽文化水平不高,最后却做出了令王贤才一生难忘的回答:“既然是本这么好的书,你就译吧。就在这里译,我们支持你。将来译出来没有地方出,我们拿钱给印。”人说,王贤才遇到了好人,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里面,从政委到一般监管人员,都成了他第三次向《希氏内科学》进军的后盾。政委派人给他买来了翻译工作最必需的工具书和参考书,挤出经费给他订了医学杂志,以帮他掌握国内外医学发展的最新动动态。稿纸全是劳改队给的,要多少给多少。

王贤才抚摸着这部崭新的大书,再一次从心底感谢已被释放出去的“反革命”朋友程大路(后平反),是他熟知王贤才对“希氏”的感情,卖了衣服,借了债,从书店里把书买下,送到劳改队。男儿有泪不轻弹,王贤才是流着泪接下了这部书的。而今,如愿以偿了,他一头扎进了《希氏内科学》的王国。

白天,晨曦初露,他已埋头案边:晚上,高墙里一片寂静,除了荷枪的解放军战士在巡逻以外,就只有病房边上那间门诊小屋里还亮着灯光,有时直到天亮。

面对这部百科全书的内科学,翻译起来,困难重重。遇到“拦路虎”,他就查找资料。奈何与世隔绝多年,不少内容他第一次遇到。书上有“CT”的一段不到百字,辗转拜师请教,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译出来。好在,那些到他这里看病住院的“反革命”罪犯中,好几位都是他的翻译“顾问”,都可随时为他解疑释惑。就这样,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到1975年9月,整整用了三年时间,他终于完成了第13版《希氏内科学》全书共340万字的翻译。他记得,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夜已经很深了,看着那堆起来足足有一米多高的手稿,全身轻松,很快就沉睡了。

短短三年,世界上要几十、上百人集体攀登的《希氏内科学》的高峰,被关在铁窗里的中国的一个犯人率先登临了!这是人类翻译史上的奇迹!世界监狱史上的奇闻!

1975年秋,苍茫的中国大地似乎又呈现了一缕生机。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行各业进行大力整顿。王贤才的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原监狱接到内蒙古法院的一纸改判通知:经过复查,认为对王贤才量刑过重,现决定改判8年,立即释放。时为1975年9月27日。这一特大喜讯,使他惊喜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要立即回到九江,回到母亲的身边。又是监狱政委李恒文,这位正气凛然的老干部出来了,他劝告王贤才:“你的问题应该是平反,而不是改判,要知道改判还是‘劳改释放犯’。国庆以后我们马上派人去内蒙为你争取一下。”但结果令人非常失望,内蒙方面答复,王贤才历史上就是个右派嘛,不能平反。太原监狱能做的都做了,临走还特别照顾,发给他了最高数额100元的生活补助费,派了一位干部送他回九江,以协助在当地办理有关事宜。

8年的铁窗生涯结束了,王贤才带着自己唯一的宝贵财富——分装在三个纸箱里340万字的《希氏内科学》译稿离开太原。他身上穿的仍是一身劳改服,上身是灰色平布没有领口的褂子;下身是灰色平布的中式裤子;裤带是一根旧绷带;脚上是黑色圆口布鞋,因为他不忍心让生活已很艰难的母亲再为他支付一笔邮寄包裹的费用。回到家,果不出所料,母亲这些年为了糊口,几乎把家当全部卖空了,后来就给人带孩子,唯独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儿子的房间和用具,用以寄托他对儿子的满腔思念和情爱。

在九江,王贤才在近郊的国棉二厂职工医院找了个不在指标的临时工位置。月工资34.5元,不享受公费医疗,也没有劳保福利,除了3元乘车月票,剩下的31.5元就是母子二人的生活费,生活相当拮据。就这样,他还是觉得满足了。半世漂泊,总算回来了,母子团聚,也算有了个家。在这里不会遇到某些人“警惕”的眼睛和鄙视的目光。

不久,《希氏内科学》第14版问世了,字数由原来的340万增另到430万;他又在自己的“窝”里开始对照新版校订和补译。九江的夏天是炎热的,室温经常在37℃以上。写字时手臂上的汗水会把稿纸湿透,他就用干毛巾把手臂缠起来。为了防止蚊虫叮咬,就找两只水桶,盛上凉水,把脚泡进水里。在他这样工作的时候,老妈总是坐在身后,用一把大蒲扇给他慢慢地扇着。这位没什么文化的老人,虽不知道儿子工作的意义,眼前的宁静氛围,也使她自慰自足了。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了。

1977年,王贤才冒昧地给当时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写了封信,将自己译完了第13版《希氏内科学》的情况简单地作了汇报。信寄出不久,就收到黄教授用挂号寄来的亲笔复信,肯定了这部书的价值,赞扬了他独自一人译出这部巨著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并建议立即与出版社联系出版。并以他这封信作为推荐。王贤才凝视着这封充满鼓励之情的远方来信,再三思忖,没有立即与出版社联系。他知道,虽然打倒了“四人帮”,但乍暖还寒,“阶级斗争”的弦还是绷得很紧的。书出不了不要紧,可不能连累黄家驷教授,叫人指责他没有阶级斗争观念,给我这样的人写推荐信。

这个预料不幸而言中。这一年,王贤才这个曾被极左路线整得妻离子散、备受折磨的人,又成了“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罪名”。很明显,国棉二厂的清查运动需要一个“靶子”,不然怎么把群众发动起来呢?王贤才这个戴过“右派”帽,又说过“反动话”的“老运动员”,自然又是首选人物,被关进“牛棚”、批斗了半年时间。他成天在小屋里搜肠刮肚地写“检讨”,实在搜不出什么“问题”,索性构思起小说来,把每天打扫卫生时拣来的表格之类的废纸反过来凑合用,半年时间竟写出了一部带有个人色彩的小说《命运》和一部反映十年浩劫期间知识分子苦难的电影剧本。也许是因为遭到严重的精神和身体打击,也许是用眼过度,也许是……一天,王贤才突然发现左眼看东西一片模糊、且呈现红色。糟了,这是眼底出血。他马上让看管他的人去找书记,请求出去治疗,或者暂时不干体力活,躺在床上休息几天。得到的回答是无情的:“你休想用眼睛问题来吓唬人!”结果,左眼基本上给“报销”了。

王贤才蒙受了半年多的不白之冤,从“牛棚”里放他出来的时候,一位领导反而很气势地告诉他:“厂里决定对你从宽处理,给你记个大过。王贤才抗议了:我一没有反党,二没有出医疗事故,历史问题没有隐瞒,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再说,一个临时工,连档案都没有,“大过”记到哪里去呢?书记被问得支支吾吾,最后是不了了之。

1979年初,九江市有关部门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要给王贤才改正“错划”的“右派”,正式安排工作。一查,没有任何证明王贤才是“右派”的材料,这可让组织上和他都为难了。当时戴右派帽子的时候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没有办理什么手续,糊里糊涂的给戴上了右派帽子。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王贤才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到一份12年徒刑的《判决书》,上面提到一句:“王贤才过去是右派”。有关部门经过研究,认为这是法律文件,可以作数,就把他安排到九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

这年9月,他和中学教师曾汉英结婚。有了正式工作,又有了温暖的新家庭,王贤才又感到十分满足了。这位长期被人踩在脚下任人辱骂的“另册”人,以其水平和能力,以其工作精神,在自己的故乡九江,逐步成了一些人心中崇拜的偶像。全市的科技工作者纷纷拥向工人文化宫,去倾听王贤才关于科技外语和国外医学动态的长期讲座,全市的医务工作者,争先恐后的要求参加王贤才主持的医学业务学习班。他负责的医疗工作做得出类拔萃,受到病人及家属赞扬。1980年,医院开始搞技术职称评定,王贤才负责为二医和全市卫生系统的医师讲辅导课,九江市有一次考核主治医师的试题是他出的,卷子是他评的,论水平论实绩,王贤才都是一流的。

而当他提出参加职称评定考核的时候,医院的总支书记竟然说“不”,他说:“现在只是按照中央文件精神给了你一个工作,你算不上正式医生。要参加考核,只有等到正式平反之后,看到你原单位的平反文件再说,”他又提出按照5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学历套改的请求,也被一口拒绝。直到这时候,王贤才才痛切地感到自己原来对平反抱无所谓的态度是大错了。他立即向领导提出,要到内蒙去落实政策。经过一波三折,总算又回到让他刻骨铭心的呼和浩特。单位的同志告诉他,他的“右派”问题早“改正”了,只是他们不知道他“改造”到哪里去了,没法通知。接着,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也作出为他平反的决定,并责成原单位作好善后工作。原单位据此作出了“恢复原职(医师)、原薪、补发全部工资、连续计算工龄”的决定,并在内蒙顺利通过了副主任医师的考试和考核。

是天助也是人助。王贤才在呼和浩特落实政策期间,为了替一位朋友联系一部书稿的出版问题,他走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科技编辑室,见到了当时的副主任徐诚同志,交谈中,王贤才提及《希氏内科学》译稿的事,徐诚眼睛一亮,胸有成竹地立即回答:“这部书好,搞完了,整理好,给我们寄来!”虽是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徐诚,对医学并不外行,这部医学巨著早已与他神交久矣。经过进一步调查论证之后,1980年11月10日,徐诚代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与王贤才签定合同,决定分十册出版,三年出齐。看来,像是缘份,事实则确切地说明,是共同的理想把这两个对事业有执著追求的人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从此,他们一起跨上了出版巨译《希氏内科学》的漫长而严峻的征途。

徐诚是一个有战略头脑的编辑,他看准了的事,千难万难也要办成。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王贤才这边,由于看到自己几十年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既感动,又兴奋。回到九江,他把按第14版补译的第13版《希氏内科学》译稿,陆续寄往内蒙,徐诚很快把译稿发到印刷厂。这时,王贤才忽然发现,国外又出版了第15版。这个新版本较之过去的版本,内容更充实、更完整,更能反映医学发展的新成果,总字数已达到470万字。他反复考虑,如按原译稿出版,可以轻轻松松,也符合合同要求。但我不能这样做,我要把最新最好的版本奉献给祖国,一切重新开始——按第15版重译全书,他的想法得到了出版社的同意和高度赞赏。

王贤才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又一轮艰苦的攀登。万万没有想到,命运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考验他。“视网膜脱离”的严重眼疾突然降临了,只好中断工作去上海手术,所幸手术成功,免于失明。可医生规定,出院后继续点药散瞳,半年不能看书,否则,很有可能复发。妻子曾汉英为他找了几样用脑不用眼的家务活,以排遣他心中的苦闷。手术4个月以后,视力稍有恢复,他便背着妻子悄悄开始翻译工作了。一次,被妻子偶然发现了。她流着泪水劝说丈夫:“我不是自私。你看不见了,我能照顾你,侍候你,可你自己能过得了那样的日子么?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不知怎么的,王贤才却兴奋起来,对妻子说:“到了黄河也不要死心,一定要想办法过去。”眼疾给了他压力,也给了他紧迫感,他把一切可用的时间都用上了。他没有任何节假日,没有看过小说、电视剧,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工作,吃早饭时乘机听听广播和新闻,习惯了的午睡也作为“奢侈品”戒掉了,7点钟吃晚饭时,一边吃饭一边看新闻联播,饭后一直工作到深夜。本来,手术后他应该享受半年的病假,但二医的那位书记不断地刁难他,硬是不给他假期,不久,他被列为“编外”,扣发工资,夫妇两人月工资不足百元,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王贤才无奈,只好写信向徐诚求助,希望预支点稿费。幸好内蒙寄来的500元稿费,及时补贴了他们一家三口(儿子已出世)的生活。“坏事变好事”,“编外”给了他更多的译书时间。

1983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希氏内科学》(第一分册)出版的消息;同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向全国三次播放了这条消息;之后不久,《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向国内外介绍了王贤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国外237位学者编著的这部470万字全书式医学巨著,由中国的一位医生独自译出,这一奇人奇事引起国际范围的关注,国外一家传媒惊呼王贤才为“中国的出土文物”,《希氏内科学》第15版首席总主编、国际著名医学家毕森博士和出版该书的美国德斯出版公司董事长汉莱先生分别写信给王贤才表示祝贺。

《希氏内科学》(第15版)于1984年底全部译成,1986年4月全部出齐;当年秋天在首都北京举行了首发式,领导及专家吴阶平、陈敏章、顾英奇、黄树则等出席剪彩,王贤才左胸挂着一朵大红花,微笑着为读者签名。

为了这位坚才、奇才的命运,中央、江西省、九江市的有关领导和医学界的多位知名人士都为之劳神、费力。他终于苦尽甜来,得到了应有的肯定:

国家级专家,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常委;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江西省九三学社副主任;

江西省监察咨询工作委员会副主委;

中国译协理事,江西省译协会长;

主任医师,青岛医学院名誉教授……

他身兼二十多个职务,工资连调五级,早已从九江调到南昌,原任《江西医药》主编,1994年,江西省有关领导为了保证他的译著时间,给他在江西省文史研究馆挂了一个副馆长职务,他可以完全自由地在十分宽敞的家中,或译或着着,或与妻儿共享天伦之乐。

王贤才这个在事业上永不满足的人,从没有停止过。他的信条是:天才就是勤奋。大部头的《英中医学辞海》、《简明希氏内科学》、《临床药物大典》……又在这几年相继问世了。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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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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