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访问北京后颇为惆怅：“新建筑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毫无个性、特色和美感，把古城温馨、传统的氛围破坏了，使老北京荡然无存。这些古迹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也属于我。我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好像趁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把它毁掉了。”而毁掉这一切的正是憎恶中国文化的中共。
在国共内战后期，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在身为中共间谍的女儿的渗透下，也在出于保护北平文物古蹟的考虑下，放弃了抵抗，向中共“投诚”。古老的北京城被保护了下来。
然而，没有遭到枪弹破坏的北京老城却在和平时期彻底消失了。当年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著名建筑学家、北京市副市长梁思成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思成大吃一惊，他表示，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应该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成为政治文化中心。
1950年2月，梁思成建议完整保留老北京城。新的政府行政区，放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建设。这样的规划布局，使古与今交相辉映，并为城市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新方案立刻被否定，毛泽东最后拍板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为了拆除古建筑而哭泣的梁思成遂遭到了批判。
而同样反对拆除老北京建筑的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则直接闯到彭真的办公室，跟其争辩起来。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的彭真只好抬出毛泽东：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籐，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征”。但林徽因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
此后，为保存牌楼，痴心不改的梁思成再次给周恩来写信，并以帝王庙前景德街牌楼为例，详细描述了每逢夕阳西下，西山的峰峦透过牌楼和阜成门城楼所融汇而成的绝妙好景。然而，对于他的回答依旧是“拆”。梁思成的一系列保护古迹的努力也为其在文革时期受到迫害埋下了伏笔。
在微弱的反对声中，大规模拆除北京老城墙和老建筑的运动开始了。北京原本有三重城墙：中央是宫城(紫禁城)，第二层是皇城，第三层是京城——分为内城、外城(即南城)。里应外合的三道城墙，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最外层的京城就是在1949年后消失的。
1953年，左安门被毁；1954年，庆寿寺双塔被毁；1956年，中华门被毁；1957年，永定门、广渠门、广安门、朝阳门被毁；1958年，右安门被毁；1965年至1969年，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阜成门、西直门、元城墙被毁。东单和西单的牌楼也消失了踪迹。迄今惟有正阳门、德胜门、钟楼得以部份保存。北京老城变得面目皆非后，梁思成夫妇的泪流得更多了。
老城墙和牌楼被毁后，一幢幢新楼在北京老城内拔地而起。梁思成再次提出新建高楼，必须加盖中国式“大屋顶”，他希望通过实现“中国建筑的轮廓”，来保全老城的面貌。可是，1955年的一场“大讨伐”让梁思成病倒了，而与之相伴36年的知音林徽因也在这一年抑郁而终。
梁思成曾在1957年写了篇文章，他说拆了北京的城墙，拆了北京的城楼，就像挖他的肉，削他的皮，他说对古建筑物这样的一种粗暴无情，让他无比的痛苦。但是此时的梁思成已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只有在每一个牌楼被拆时，赶到现场，看它最后一眼。
可惜，拆除老城墙和牌楼并没有让中共彻底止步。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北京加剧了对老城区的改造。最为明显的是胡同的消失。据文献记载，北京的胡同在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中共建政初期初统计有2550多条。1998年1月，地图出版社曾调查出，北京城里胡同还有990条。而到了世纪之交，平均每两天就差不多有一条胡同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消失。
据说一位“老外”也曾毫不客气地发表过一番“酷评”：“由于外国的侵略，如今圆明园一片废墟。但是古老的北京城连同它的城墙、宫殿、寺庙、公园这些文明的象征横遭破坏，则要由中国人自己负责了。现在的北京，与其说是一座城市，毋宁说是街道、建筑物和空地的堆砌……沿马路走上几个小时，竟然看不到一座前两个世纪留下的古建筑物，更不用说具有引人注目的建筑风格了。”
1972年，文革中受到批判的梁思成于贫病之中撒手人寰。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总在重复这样的话：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梁思成的预言在今天的北京彰显无遗，北京的“堵”已成为了不治之症。而曾经将老北京城彻底破坏的中共政府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孽，开始打算重修某些老建筑，如地安门；但致力于保护北京文化遗产的人士却表示：阻止新的毁坏比起重建项目来得更为重要。但它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