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6月29日讯】 历史总是与统治者的愿望开玩笑，统治者越不想要什么，历史就偏偏给你什么。比如北京政府最不想要的就是革命，无奈“革命姑娘”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帷幕之后，有时其裙裾飘飘，且在帏幕的缝隙中现身。本人一直在关注中国革命幽灵再现的问题，从前年写《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革命》开始，再到《中国穷富马克思主义者的利益裂沟》、《中国的穷富马克思主义者能合流吗？》，算是一种连续性且日臻完整的观察。目前，“革命”的一只鞋子已经落地。所谓“落地的鞋子”意味着什么呢？
穷则思变的人群非常庞大
穷则思变的阶层，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低下，而且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结构里，已经完全没有改善可能的各种人群。我在《从中国阶层结构看社会转型的失败》一文中，已经指出中国在产生少量亿万富翁的同时，生产着数量相当庞大的贫困阶层，现实表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失败。
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穷则思变的阶层数量有多大，再列举一下下列数据：按世界银行几年前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均日消费一美元及以下的人口共占3亿，加上亚开行计算出来的低端中产3.03亿（日均消费2美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几乎占一半左右。其中失业者高达3.3亿左右（前总理温家宝2010年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提到的2亿失业者，以及近几年外资撤出新增的1.24亿人口）。保守估计，中国的社会底层（即贫困人口与半贫困人口）大约高达60%以上。
北京政府对这一事实当然门儿清，也不是没采取措施，比如近几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比国际市场粮价高），扩大农村低保覆盖面，但相对庞大的底层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即使拿到低保的人口，也未必就对政府心存感激（徐纯合一家6口人当中5人拿低保）。
理论武器：当局灌输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在《中国的穷富马克思主义者能合流吗？》中谈到，中国近20年来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于集中的不平等状况：北大《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
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因此，中国出现了富、穷两类马克思主义者，当权者、富人与穷人三大阶层都崇拜马克思与毛泽东，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崇毛，于权贵与富人而言是面旗帜，因为中共舍此无合法性；富人则是为了向中共表忠心，为自己上一道政治保险。但社会底层要的是实质，即剥夺剥夺者，追求结果均等。
这里必须大致区分一下穷马克思主义者与毛左的差别：毛左崇拜毛泽东，美化毛泽东时代，认为资本与资本家（含本国及外国）是万恶之源，对当局表示驯服；穷马除对资本痛恨之外，也痛恨中共当局，革命诉求是民主为表，重新分配财富为实。
当局并非完全没注意到时 这些情况。6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发布《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6（2015）》（简称“新媒体蓝皮书”），与2013年度新媒体蓝皮书的结论一致，即“三低人群”依然是微博用户主力军。所谓“三低人群”，即低学历、低年龄、低收入人群。从年龄来看，青少年（10-29、30-39岁）占比高达78.69%，其中，20—29岁微博用户最多，为8869.7万人；从学历来看，高中及以下学历微博用户占七成；从收入来看，微博用户平均收入水平依然较低。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微博用户约占9.93%，其中无收入群体最多，达到8898.7万人。
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具有的政治常识就是中学政治教科书，教的全是所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加上邓小平思想及现任领导人讲话。因此，穷马这种志在为中共掘墓者，其实是中共自己长期培养的。
对中共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质疑
中共利用权力市场化走上了国家（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却因为其合法性是从毛泽东那里继承而来，因此不敢放弃马主义及毛思想，这就导致中共政权与其奉行的理论日行日远，甚至完全相悖。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政权早就堕落成无耻掠夺的权贵资产阶级，是共产革命的对象，底层人民起而剥夺剥夺者完全具有政治正当性。但中共历届领导人当中，除了江泽民曾看到理论与现实背离的危险性，试图用“三个代表”去修正现实与理论的悖离，其继任者都陷入了自说自话的装傻状态。官方供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90年代后几乎都堕入末流，除了为当局做政治化妆之外，根本无法企及1989年以前苏绍智、王若水、胡乔木等党内专家的水平。因此，这种政治实践与理论完全悖离、成了两张无法粘合的皮，就在中共的思想高压下荒唐地存在着。
国内当然也有人看到了这一点。最近微信上流传的一篇《读了马克思的书，才知道我们离马克思主义有多远》，摘引十几条马克思语录，说明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是挂羊头、卖狗肉，比如摘引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的话： “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然后再发表“感想：我以为思想的表达形式可以是言语，也可以是文字。在一个马克思认可的民主国家里，公民应该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会受到追究。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尽管出版社和其他众多的媒体都被限制说话，但作为公民，我们的思想或想法并不影响从语言变成文字，只是没地方可以发表而已。”
这种打语录战的做法，在文革后期一些民间思想者用过，改革初期反左时党内开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们也用过，但后来，人们发现马克思只在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政权时使用这些说法，而他要建立的共产主义天国，其实只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暴政，人们就不再从青年马克思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这些理论武器了。因此，上述批评只是自认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他们认为的假马克思主义中共政权，建立民主政治另有现成的思想资源，即普世价值。
还有一些对华友好的中国专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共与其信仰的背离。目前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贝淡宁（Daniel Bell）于6月2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对中国来说共产党只是在名义上临近末日》。他写道：“我赞成这种观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可能不久后就会消亡，但这仅是名义上的消亡。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既非共产主义的，也不是政党。很少有中国人相信中共会抛弃市场经济而率众走向比较高级的共产主义”，他还认为，中共现在缺乏列宁主义的一些特征，包括关于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在国内致力于共产主义，在国外支持革命者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观念。
放弃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当年连邓小平都不敢尝试，只能提出“不争论”加以回避，时至今天，更加没有可能。党内高层宁可继续戴着这个假面具跳舞，也不愿意让自己成为政治失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