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5月01日讯】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个中国人最应该知道并纪念的日子，今年注定仍将在不自由的耻辱与牢狱的阴影中度过。
中国仍然是记者和网络公民的最大监狱
目前在中国的监狱，仍然关押着高瑜等29名记者、73名网络作家和博主。其中大多数因何入狱，也成了外界难能知晓的“国家机密”。前不久，71岁的高瑜女士被中国当局判决有罪，入狱七年。这是她一生中第三次入狱，而其中两次皆与“国家秘密”有关。由于资讯完整，这次导致她入狱七年的“罪由”是因为泄露“七不讲”内容——一个传达到县处级单位的9号文件。
由于中国信息传递按国人的政治地位分层级传递，有内部文件制度，向外部公开传递内部信息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在当局眼中，凡印上“内部文件”四字的政府文件，即使传达到了基层，仍然属于“国家机密”，因泄露国家机密入罪的人，在中国还有许多。在《雾锁中国》一书中，我早就说过，中国政府控制信息，将信息的供给与发布按照政治层级分为绝密、机密与秘密若干等级，这种信息分级制度本身就是反新闻自由、反人类文明的。因此，高瑜女士用自己的三次入狱，用自己的一生在撞中国新闻封锁这道高墙。应该说，中国新闻封锁这道墙已经被这些系狱以及还未系狱但有相同作为的记者、作家撞得千疮百孔，倒塌的一天应该为期不远了。
美国国务院从星期一（4月27日）开始，启动了“让新闻自由”（Free the Press）活动。国务院本星期每天都将关注受打压的新闻记者，唤起人们对一些重点人物的关注，今年“让新闻自由”活动的第一个人物介绍就是中国的高瑜。
外国新闻记者也被戴上了“镣铐”
国内新闻业从业者，部分人甘心当喉舌，大多数被迫循规蹈矩，但仍然有少数人为追求新闻自由而行走在刀锋上，而且常常会被政府管控这把刀的刀锋割伤，轻则丢失饭碗，被赶出新闻行业，重则进入监狱。近几年以来，这把新闻管制的刀也开始悬在外国驻华记者头上。
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一直受到许多限制，但近年来升级为直接打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当局就颁布了一部《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约束其工作活动，几经修改，现在的条例为2008年版。只有在中国有重大活动期间，当局为了得到国际舆论好评，会短暂放开，例如2008年京奥期间，北京为了展示其开放资态，曾允许外国记者采访时可以不由国内单位陪同。但奥运一结束，所有的管制不仅恢复，而且日益严苛。今年为了争取2020年冬奥会举办权，当局也许诺在会议期间向外国记者开放国际互联网。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几乎每年都发布年度《在华工作环境报告》，近几年的报告呈现的情况用词是“恶化”、“糟糕”和“更加糟糕”。该协会曾于2013年对在华外国记者做过一项调查，98%的受访者认为，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报道环境没有达到国际标准；70%的受访者认为，报道环境更加恶化，或者与去年相当。2014年度报告称，三分之二参与2014年度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调查的记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中，他们在中国从事报道的过程中遭遇干预、骚扰以及暴力行为；18%的外国记者在更换记者证和签证时遇到过困难。此外，还增加对外媒的网上骚扰，对外国记者实施骇客攻击。这种“网上骚扰”，在Twitter、Fackbook等社交媒体上是常用策略，当局指派特定人选，对一些他们眼中的重点人物进行各种攻击。
《纽约时报》4月28日刚发表的文章《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Wang Jianlin，a Billionair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Business and Power in China），这篇文章的艰难出炉过程，本身就见证了中国对外媒记者及外媒的控制。如今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记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曾在彭博工作13年，2013年因参与撰写一篇关于王健林的报道，其中因牵涉中共多位前常委及现常委亲属在万达持股的信息，受北京干预未能报道，与其他数位同事一道从彭博辞职。这篇报道之所以现在才出来，估计也是因其离职时有约定时限。
来自政府的骚扰扩及记者之外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还列举了该协会“极其关注”的一些方面，其中包括：中国官方对外媒在华记者的中国助理实施恫吓，有中国助手的外国记者中有一半表示，他们的助手遭受过胁迫；出现过66起中国人因为与外国记者联系而受到骚扰的情况。
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对助理的依赖度比较高，“中秘”乃为常驻中国的外国媒体、使馆以及联合国机构工作的中方雇员。为外国媒体工作的“中秘”负责新闻调研、采访、协调、翻译等工作，职责与外籍记者差不多。但这些助理常被当局找去谈话并受到威胁，几乎所有人都被中国安全警察以“聊天”的名义约谈过，这种约谈实际上是以强权为背景的审讯。有些人还被迫为安全部门工作，搜集情报定期汇报。他们的处境，除了在驻华外国记者协会2014年度报告中提及之外，长平在《张淼的“中国公民待遇”》（2015年1月15日）一文中也有介绍。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如果说其他方面有变化或曰“进步”，但就新闻控制来说，则不能用“进步”来概括。改革前，中共当局的新闻控制只局限于中国大陆，现在却“与时俱进”，扩张到大陆之外，比如对香港、台湾先后实行了有效的红色渗透，并将海外大多华文媒体纳入大外宣团队。这种日益严重的管控与打压，使中国人为新闻自由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抗争日益艰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