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4月01日讯】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法国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为饥饿的外甥偷了一块面包，弄得自己一生悲惨。尽管他的“罪”微不足道、情有可原，但毕竟是犯了偷窃罪。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有几个是真正有罪的呢？大部分人不但没罪，而且有功，他们的许多言论都是至理名言。但他们一生悲惨，还延及下一代，那个世道，比法国的《悲惨世界》还要悲惨啊。
父亲和我的遭遇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父亲被划右派与耿伯钊有关
我的父亲胡复（1886——1969）原名胡荫棠，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因二哥胡廷翼（中将）被军阀王占元枪杀，他要为哥复仇，故改名胡复。父亲是湖北鄂州华容区胡家大湾人。在北平中央法政专科学校法律系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当职员，曾在武汉、重庆、广州等地流浪。“解放”后，父亲带着母亲回到武汉，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熊晋槐介绍，加入湖北省社会科学工作协会学习。1950年7月，省统战部派他担任民政厅秘书，并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2年，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是省政府中唯一具有统战性和咨询性的工作部门。基本任务是组织参事进行调查研究，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密切与各界人士的联系，反映社情民意；参与审查某些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发布的规章制度；编写文史资料，参加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参事室于1950年8月成立，设有政法、财经、文教三个组。几十名原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及知名爱国民主人士被任命为省政府参事。参事们在稳定当时政治形势，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事室主任由极有威望的耿伯钊担任。
耿伯钊（1983-1957）湖北安陆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早稻田大学肄业。1905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13年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26年后，任武汉市政府党委委员、国民党政府参军处参军、武汉行营参议、湖北省银行常务董事。武汉解放前夕，参与组织湖北和平促进会。1949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历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1957年6月初鸣放期间，他和当时新华社记者曲一凡有两次谈话，前后共6小时，谈话内容由曲一凡整理出来，全文发表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耿伯钊在谈话中特别批评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说：“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普遍而严重。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施令，发号施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列的党政联名发号施令的事情。实际上，这种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结果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钊还特别提出了要“加强法制工作”。他认为，开国8年，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能代替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耿伯钊还在谈话中提出了要反对“大党主义”，他认为，储安平向毛泽东周恩来提意见，提得很好，是给新闻界增了光。
耿伯钊和当时绝大部分民主党派人士一样，对现政权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热诚的建议。反右开始，他也和当时绝大部分民主党派人士一样，首当其冲，遭到批斗，被划为右派分子。接着，还把参事室的所有民革成员如晏道刚等，不管他们有没有言论，都一网打尽，统统划成右派。我父亲也在其中。耿伯钊在悲愤中自杀身亡，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受到毁灭性的摧残。
我被划右派与父亲有关
我父亲是位比较开明的国民党员。早年跟随二哥胡廷翼（烈士）参加武昌首义、北伐等。以后因要负担两位早逝哥哥的遗属和我们全家大小十多人的生活，大部分时间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做职员养家糊口。抗日战争暴发，国共统一战线建立，我的父亲因在汉口市政府工作，经常能看到一些“左倾”书籍，他就偷偷带回来给我。他还经常向他同事夸耀：“我这女儿思想左倾。”他以有这样的女儿为荣。1938年，武汉快要沦陷。国民党省政府迁往恩施，把武汉的一些公立学校迁往鄂西等地，组成联合中学。我跟着同学们迁往恩施屯堡女高分校。我逃往重庆的父亲经常给我寄来《新华日报》。
全国解放前夕，我的父母正在广州，父亲不肯跟着他们单位逃往海南岛，决心静等“解放”。全国“解放”后，他们回到武汉，父亲很快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我们全家正庆幸父亲成了民主人士，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我们全家灾难的开始。我们哪里知道，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过一个电报，谈到在革命胜利后要让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斯大林复电，叫他不要着急。到了1957年，毛主席认为时机到了。
鸣放时，我们报社领导指示记者站赶快发回鸣放稿件，骂共产党的也发，好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有的记者站表示当地未鸣放，发稿困难。领导指示，到统战部门去找。也就是说，到民主党派中去找。统战部门也多次动员民主党派人士敞开思想，对共产党提意见。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都谈。等材料收集得差不多了，领导说：“一瓢水泼到地下了，想收也收不起来了。”还说，这是上面布置的，叫做“打闷棍”。这就是说，反右运动的打击重点就是民主党派，就是这些曾经用他们的书刊引导我们青年学生走向革命、投奔共产党的民主人士。
那时候，我正在人民日报内蒙古记者站工作。刚开始反右派，感到太突然、匆忙了，害怕又要搞错好些人，就代表党小组（我是党小组长）向支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党支部）领导汇报：
“就整个肃反运动来说，成绩是大的。根据事后调查，弄清了许多人的问题。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在许多好人心上留下了伤痕。”
“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它材料？”
我的汇报引起支部的怀疑，人民日报记者部把我调回北京批斗。这当间，父亲从武汉给我来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他们“如梦惊雷”，正批斗他。可是不几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说他是地主，是吴国桢的干将，他夸耀儿子在台湾当将军等等。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去责问父亲，怎么至今还和我哥哥有联系？他回信说，报上登的不是事实，老家没有一分地，怎么会是地主？他在汉口市政府时曾在市长吴国桢手下当股长，谈不上是他的干将；他和我哥哥“解放”后一直没有通音信。还说，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么一说，相信把他也搞错了。
为了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我给父亲回信，问他：参事室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党员。有什么错误要好好检查，不要“无中生有”，也不要“有而不说”。党不会冤枉人的。《湖北日报》如果弄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们。我想，让父亲去提醒《湖北日报》，比我去好。《湖北日报》当然不会“更正”，但会引起内部注意。
我为什么要父亲去找党员呢？因为他说他们民革闹宗派。我想：“民革嘛，闹宗派是十分可能的，共产党员能够客观一点，可以公正地处理问题。”
我为什么要劝父亲不要“无中生有”呢？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历次运动常常要犯逼供信的错误，好些人只求自己过关，乱说乱咬，给组织增添许多麻烦。运动过后，我不止一次地听见领导同志抱怨：“你瞎说一气，害得我们到处为你调查！”我当然要防备于未然，不让父亲去害组织、劳民伤财，自己也落个不好的罪名。
谁知这么一来，记者部说我不但有“攻击肃反、为胡风翻案”等右派言论，还有“包庇右派父亲、给父亲出坏主意”的行动了。于是，把我也划为右派分子。这就是说，我这“行动”起了“划右派”的决定性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清醒地知道，我不是真的右派分子，因为我从思想到行动，都没有丝毫包庇父亲的意思。我的“主意”不但不坏，而且很好。
无论是文斗、武斗，超负荷劳动，肉刑、变相肉刑、游楼、活埋，无论是在农场、在报社，还是在干校，也无论是否加重处分、夫离子散，我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而且不断申诉，认为反右派运动必须甄别、平反，以至21年来，我成了被群众孤立、专政的顽固右派，受到比一般右派更多更大的打击、痛苦。
我父亲在高压下认了罪。1958年，72岁高龄时被送到农场养鸡、种地。他和母亲在武昌，住在公共厕所旁边的贫民窟里，却把在家乡鄂州唯一的祖传财产——一幢大房屋捐献给大队，被大队翻盖成大礼堂，以后又被拆毁。近年来，一些新闻媒体和海外游客，来家乡寻找革命烈士胡廷翼的故居，大失所望。
父亲在农场拼着老命不停地干活，受到好评。1962年，他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76岁才结束劳改，调省文史研究馆，根据自己经历写一些文史资料，如《靖国军在鄂西》等等，还做了许多学习笔记。学习会上，发言积极，受到赞扬。1969年3月，我在房山人民日报五七干校时，母亲打来电报，说是父亲病重，让我请假回去。可是，不准假。直到5月初，打来电报，说是父亲已去世，这才让我回去奔丧，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十年后，在1979年，父亲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以耿伯钊为首的其它“右派分子”也先后被改正了。
最苦的是我与父亲相依为命的母亲刘嗣鸿。她长期多病缠身，不能得到较好治疗，要靠父亲和她妹妹（我的四姨妈）照料。父亲去世后，母亲丧夫思女，病情加重。我多次向报社领导请求回去照料母亲，或者把母亲接来北京，却不被允许。1970年10月，四姨妈有事回家，我母亲一个人生活。11月7日一清早，母亲脑溢血病发，邻居们把母亲送第三医院急救，已是中午，母亲已经瘫痪。
我在7号上午，就收到母亲病危电报，经过再三哀求，才准许我8号动身回去。我赶到武昌，已是9号清早1小时，立即来到医院。母亲住在急诊室的观察室里，不让住院，也没人护理，由我护理。12月1号，母亲开始抽搐，2号下午，在父亲逝世一年半后，母亲跟着去了。
父母和我三人一生悲惨，我们三人犯了什么罪？谁也说不上来，父亲和我的“改正”结论上没有写。
（作者曾为人民日报老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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