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海外网友说，柴静这部片子“应该获得国际环保机构的大奖”，我随即跟帖：“郑义的《中国之毁灭》更该得”。
是的，看了柴静的《穹顶之下》，我马上想到郑义的《中国之毁灭》。《中国之毁灭》是流亡作家郑义在一无资助，二无团队，单凭一人之力，用了5年功夫完成的一部40万字巨著。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对中国生态环境现状的描述，其中不只谈到了空气污染，还谈到了水污染、土地污染等等；下篇是对生态灾难的制度分析，结尾两章是对国运的分析与预测。该书出版于2002年，距今已经13年了。
看了柴静的《穹顶之下》，我不禁想，如果当年郑义有条件把他的《中国之毁灭》拍成电影，那又将如何？我们知道，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的电影是根据郑义同名小说改编的《老井》，而这部电影的编剧就是郑义自己。我想，以郑义的才气，假如有条件，把他的《中国之毁灭》拍成电影，那一定会很震撼。
如果郑义的书在当年就可以在国内出版，如果郑义有条件把他的书拍成电影又可以在国内放映，那么，它必将造成不亚于今日《穹顶之下》所造成的轰动，从而唤起国人－－包括政府－－对环保问题的强烈关注与投入；那么，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例如雾霾，定然不至于严重到今天这个地步。在这里，我们不只是为郑义扼腕，更是为国人扼腕，为国运扼腕。
柴静的《穹顶之下》引来如潮的赞许，也招致一些批评和质疑。有一种批评很正确，也很有力；不过对这一种批评，对方也很容易辩护，很容易化解。
比如说，有人批评《穹顶之下》回避了对政府、对体制的追究，但正如辩护者说的，如果《穹顶之下》明确提出政府的乃至体制的问题，像郑义的《中国之毁灭》，这部片子就拍不出来、放不出来了。不少人质疑柴静和体制的关系。不错，如果柴静不是曾经的央视出镜记者，如果她不具有由此带来的知名度以及和体制的良好关系，她不可能拍成这部影片；如果没有体制的许可和某种协助，《穹顶之下》不可能在网络上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但若因此便断定这部影片是“小骂大帮忙”，是为专制政权服务，便断定这部影片一定是部坏影片，那显然又是不中肯，不符合实情的。无论如何，《穹顶之下》是部好影片，它起的作用无疑是正面的。像柴静及其团队那样，尽量利用体制做好事，在道义上是无可非议的。
应该说，上述辩解也很有力，很通情达理。可是，联想到郑义那本书的遭遇，你不能不感到还是有几分意气难平，你不能不感到这中间必定还有什么要紧的问题没有弄清楚。
我曾经讲过，专制不只是做坏事，专制也会做好事；在专制下，人们不是只能做坏事，人们也可以做好事。问题是，专制之坏，坏就坏在它要垄断做好事的权力。它只准自己做好事，不准别人做好事；准确地说，它只准人们在它的许可下做好事，没有它的许可，你就是想做好事也做不成。为此，它就要打压那些想独立地做好事的人，它就要封杀那些人做的好事－－这本身就是做坏事。事实上，专制做下的坏事，有很多就是因为它要垄断做好事的权力而做出的。一般人只知道专制之恶就因为它做坏事，他们不知道，专制之恶，也因为它做好事，因为它垄断做好事的权力。
知道什么是“作威作福”这个成语的本意吗？“作威作福”这个成语的本意是：一切权力统统归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予。这就是说，只有王才能做好事。意味深长的是，渐渐地，“作威作福”这个成语的含义却发生了变化，它后来的意思是指横行霸道、骄奢淫逸。细细想来，这种词义的变化是那么微妙，那么自然，那么深刻，那么正确。它正好揭示出：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这就提醒我们，反对专制，不只是要反对它做坏事，而且也要反对它对做好事的垄断。
不错，在现行体制下，一个人好像只有进入体制，至少是获得体制的许可，才可能做成一些好事。借助于体制，你甚至可能获得在自由社会中都难以获得的巨大成功。但我们必须看到，那正是体制给你设下的诱饵和陷阱。我们的责任正是要去改变它而不是去适应它。我们更需要开辟出自由之路。由于缺少最起码的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我们曾经付出无比高昂无比惨重的代价。郑义的中国生态危机报告被封杀十余年这件事则提醒我们，这样高昂惨重的代价我们现在还在付。
路是人走出来的，走的人多了才成路，走的人少了成不了路。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对所有利用体制做好事的人予以肯定，但同时我们也要提醒他们，生于当代中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更多的人一道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