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这首诗写出了一个热爱生活的和尚观赏春光的喜悦心情。在《宋诗纪事》中，志南僧就留有这么一首诗，且还没有实质性的题目，只是借诗的形式题了一个不关意旨的诗题。然而就是这一首诗才使后人知其名，尤其是诗的后两句写二月天的轻柔凉美，生动而活脱，遂成为千古名句。
诗写的是二月天里的真切感受。苍拙古木林中，于岸边树阴之处停下小船，系上缆绳，然后登上河岸。“短篷”即小舟。此一句开篇，似乎气氛有些阴郁。古木浓阴，置身其中，四围不免充溢颓腐之气，还会使人想起有古木便会有悲鸟，“悲鸟号古木”，似乎已经是定势了的一种意象组合。然而诗僧却就此打住，只是“古木阴中”，点到为止，化腐朽为神奇，不偏不倚地撑出一只小船来，且不紧不慢，停停当当地系在岸边，悠悠之中，很有方寸。虽不是“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储光羲《钓鱼湾》）般的旖旎与幽丽，但却也别有一种清凉幽静的美感，系舟后，诗僧拄著藜杖，踏上小桥，奔桥东而去，古木斑驳，水流，似乎能听到诗僧拄藜杖系板桥的笃笃之声；身影萧疏，一步步，隐入了桥东那另一个世界里。“杖藜”即为拐杖。宋代秦观《宁浦书事》诗之五曾有“身与杖藜为二，对月和影成三”句，将杖藜和自身来了一个意识的平等，互为依托。
志南此诗更绝，杖藜在他意识中已远没有了“我扶”之作用，也没有“互扶”之作用，倒是反过来了，是“杖藜扶我”，诗僧自己成了不是杖藜的的杖藜，这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志南此说才正和常道。在平常人看来，拐杖是人扶著走路的，可正是靠人扶，拐杖才成为拐杖，如没有了人，拐杖何以得立，人可以不扶杖，但杖必须得扶人。因此，不是人扶杖藜，而是杖藜扶人，自然便是“杖藜扶我过桥东”了。禅者的观物模式，表面看去有悖逻辑和常理，但正是这种反常，才构成了神诗的奇趣，最终又归合常道。这其中，是深契事理的，只不过是比常人更深入一层，更有曲折之感。这就是禅家所说的“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的意蕴与真谛。
在带着节奏的“笃笃”声中，杖藜扶著诗僧从桥西来到了桥东。桥东桥西，似乎给人两个世界之感，那边还是古木垂垂，浓阴郁郁，而这边却是杏花春雨，杨柳和风。“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两句是说在二月天里，沾人衣服直要潮湿的，是那杏花开时常下的杏花雨；吹人脸面而不觉寒冷的，是那杨柳树中吹来的杨柳风。“杏花雨”是指清明时节杏花盛开，细雨润泽的景象。“欲湿”是似湿未湿，欲扰犹湿，湿而不沾，沾而不淋的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正是杏花雨带给人轻梦一般的惬意和融洽。更兼那使柳丝依依，轻柔和煦，吹在脸上凉美而不寒冷的二月春风，真正构成了一个如诗如梦的境界。人置其中，看如烟杏花，如线杨柳；感如酥细雨，如丝和风，也正如蝉翼纱幕之后，欣赏明眸流睇之美，表达了对大自然的一种特殊感情。
宋人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卷上载︰“僧志南能诗，朱文公尝跋其卷云︰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气。如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予深爱之。”朱熹能为其诗作跋，在当时实属不易，于此也可看出志南诗在当时的影响。朱熹以这首〈绝句〉为例，说其诗“无蔬气”。宋人论僧诗，“无蔬笋气”似乎是最高境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五十七引《西清诗话》云︰“东坡言僧诗要无蔬气，固诗人龟鉴。”就是说僧诗要具清拨之韵，有本分家风，水边林下气象。看来志南此诗颇合标准，才赢得凡事讲究标准的朱熹的称扬。
实际上，有无“蔬笋气”并不见得是论僧诗的最高标准。僧也罢，俗也罢，在诗之真谛上并没有截然界限，“真诗人必不失僧侣心，真僧侣亦必有诗人心。”（钱钟书《谈艺录》八八引法兰西白瑞蒙《诗醇》语）志南此诗被人称赏，主要还是于平常景物中写出了一种诗趣，或是禅趣。那种桥东桥西的不同境界，那种“枝藜扶我”的反常合道，那种杏花雨、杨柳风的柔美清丽，既是平常的，又是满含诗味的。诚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说︰“平常非即惯常。譬如人莫不饮食，而知味者则鲜。凝神忘我而自觉，则未忘我也；及事过境迁，亡逋莫追，勉强揣摹，十不得一。微茫渺忽，言语道穷，故每行而不能知，知而不能言，不知其然而然。”同是平常景，不同的人便会有不同的“言”，取得不同的审美斩获。成佛成魔一念间，志南留下一首好诗，正是他桥东到桥西知其然而然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