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生先生，福建厦门人，曾就读于中国“厦门市工艺美术学院”。红卫兵暴乱之初，陈先生因具有绘制宣传画的专才，即首先被迫参加并担任兵卫兵小头目，因而对红卫兵暴行了解较多，对毛泽东怀恨则随之更为深切。
1968年秋季，中共大肆逮捕红卫兵，遣配农村劳改，陈先生因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毅然逃离魔掌，投奔自由，游水抵达金门，而后在台就业。陈先生怀着对毛泽东的深仇大恨，并感于祖国同胞的爱护盛情，决定将亲生经历的红卫兵暴乱和惨绝人寰的武斗实况，通过绘画艺术，以揭发和控诉毛泽东的滔天罪行。
生长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环境里的中国大陆青年们，自幼就接受仇恨和斗争的教育，加上无知和盲动的通病，在毛泽东有计划的策划下，斗争手段的残酷，决非自由世界人士所能想像。毛泽东再利用“串连”、“取经”的方式，使各出心裁的斗争方式普遍交流，残暴手段因而日甚一日，实已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陈先生所描绘的实况，仅限于厦门及其附近地区，当然不能表现当时残暴的万分之一。但是，仅就陈先生笔下真有其人确有其事的亲身经历看来，已足够使我们惊心动魄而怒发冲冠了。
“造反”岂会“有理”
1966年5月6日，红卫兵的名称虽然尚未公开宣布，实际上各地已在积极的进行，有些又以“造反队”或“战斗队”的名义出现。
在校学生们，只有别人要不要你的问题，根本没有参加与否的选择余地。在“不是同志，就是敌人”的精神压力下，谁敢不参加红卫兵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呢？
生命的琴弦断了
1966年7月，名钢琴家林诗坤（叶剑英女婿）为有名的“学术权威”之一，在文革期间，受尽凌辱折磨，红卫兵犹质问：“感想如何？”林诗坤因悲愤不能自抑，乃自断手腕，以表示无言抗议。由此可见其悲愤的心情已达到极点了。
“无声”的抗议
厦门市第一声乐家颜彩竹（印尼归侨，副市长之妹）1966年7月在厦门开明戏剧院前，遭受凌辱，当场被火烧死。但是，共产党却强迫其子，再三公开声明：“系畏罪自杀而非被杀”。
魔剪
为了维护“十六条”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越穷越光荣”的口号，穿皮鞋、袜子甚至于穿着没有补丁的衣衫，一律视同“犯罪”，当场砸烂，剪破，街头上到处在“向妖头怪服开火”，实际上，无论男女，只要不是“学生头”统统给你一剪刀。
打、砸、抄、抢，家家遭殃
1966年8月，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借口下，红卫兵打、砸、抄、抢，为所欲为，加上红卫兵之间“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的相互报复行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庭，均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洗劫。
妇孺何罪 在劫难逃！
早在十馀年前即已枪毙之“反革命份子”王玛丽（据说曾为国军工作）遗有年届八旬之婆婆及女儿二人，1966年8月，在“对反革命斩草除根”的口号下，强迫婆孙二人膝行游街，尚来不及“公审”时，即已倒毙街头。
宗教自由
1966年8月，在“除四害”的高潮中，任何宗教都是清除的对象，南普陀高僧李学生，鼓浪屿三一堂牧师卢思古等宗教界领袖，被迫游街示众之后，捆绑在厦门公园挨饥受渴，原来红卫兵要试一试“有什么神会来搭救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