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中了美人计的沙博理（Sidney Shapiro）
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美人计是中共的一贯伎俩。热爱中华文化的美国人沙博理中了共产党的美人计后至今浑然不觉，他居然觉得生活在共产党的监控中比在美国好得多。
美人计
有位六四屠城后名列中共发布的全国通缉令的民运志士，在经受住了中共的种种迫害包括六年红牢后，于1996年逃到美国，终于过上正常人的生活。2007年通过交友网站结识一位美人，半年后英雄求婚成功。感人的婚礼举办不到一年半，英雄就在被美人称为“哥哥”的上海来客走后，“陷入连续不断的灾难，从此家无宁日”。六四屠城二十一周年不久，英雄勇敢地在网上自报家丑寻求解脱。对此流亡作家遇罗锦评论说，“对海外屈指可数的男性民运精英们， 老共又有新招儿了： 若给你们一枪子儿， 让你们死得太爽快太英雄了， 岂不是太便宜了你们？ 你们梦想的年轻小美人儿， 让你们生不如死。”
无论这位英雄是否中了中共设的美人计，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美人计是中共的一贯伎俩，不是什么新招儿。这位没过美人关的同胞让我想起两个中了美人计的洋人。
1994年上映的电影《蝴蝶君》（ M.Butterfly）就是一位在北京中共产美人计的法国外交人员的梦魇。1964年，敬仰中华文化的法国青年伯纳德•博斯考特（Bernard Boursicot）被派往法国驻华使馆工作。象梅兰芳一样擅长花旦的时佩璞在中共的操控下，让20岁的博斯考特迷上了他。常人难以想象时佩璞居然能让博斯考特痴迷到相信他是女儿身，相信他们有了“爱情结晶”。法国政府的秘密文件就这样源源不断地经时佩璞抵达中共手中。1982年，博斯考特还把时佩璞和他们的“儿子”办到了巴黎，好在法国警方不迷。当法庭向博斯考特宣布时佩璞是男人时，他拒绝相信。最后警方把他俩关在一间囚室，让博斯考特自己去证实时佩璞是男是女。博斯考特面对真相，绝望地割喉自尽，被抢救过来。可惜这却改变不了他中了美人计而沦为中共牺牲品的事实。1986年5月，博斯考特和时佩璞因向中共政府提供约500多份情报而被判处6年监禁。时佩璞已于2009年6月30日在法国去世，但博斯考特仍生活在中共的美人计给他造成的伤害中。不过与他相比，另一个敬仰中华文化的美国人沙博理更可悲可叹，因为他大半辈子都生活在中共的操控中，至今不知自己中了 美人计，沦为中共的宠物。自己坐在中共的牢笼中却宣称，“尤其是跟美国的生活比，我觉得还是我们好得多”。
1915年，沙博理出生在美国纽约。大学毕业后成为律师，二战时应征入伍，服役期间被派去学中文，结识潜伏美国的共产国际势力。1947年沙博理带着中共秘密党员杨度的女儿杨云慧的介绍信到了上海。用沙博理自己在2008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中的话说就是，“ 一张三百元的小货轮船票带着我，从纽约经巴拿马运河，抵达了中国。在一幢破败的五层公寓楼‘万岁楼’的顶层，一个三十来岁非常漂亮的女人为我开了门，她穿着一身简单的旗袍，高跟鞋，薄施脂粉。她就是凤子”。
凤子（1912-1996）原名封季壬，书香门第出身，可惜三十年代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时，被共产国际间谍赤化，投身中共“文委”领导的红色文艺。在当时的中国，有教养的女生是不当戏子、不上舞台的。封季壬改名凤子的一个原因就是怕她家人知道她公然在洋剧（话剧）中表演令人不齿的角色。凤子在生活上也象江青、韦君宜等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新青年、新女性一样，实践共夫共妻的杯水主义。中日战争在共产国际间谍地挑动下爆发后，江青尾随昔日情夫黄敬（俞启威）投奔延安，凤子则到了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其时凤子的伴侣是在西南联大执教的孙毓棠（1911-1985）。但这并不影响她与有妇之夫曹禺发生关系。王先金在《曹禺的婚恋始末》中甚至写道，凤子“好像犯‘花痴’”。
在国民党主导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凤子在中共的安排下，以《新民报》特派记者的身份，与国民党接收大员汤恩伯一起乘飞机首批抵达上海，投入中共渗透国统区的红色宣传工作。当沙博理找到她时，凤子刚在上海中共组织领导下开始主编红色刊物《人世间》。其时共产国际间谍路易•艾黎也在上海从事非法活动，也成为沙博理的朋友。
从中共媒体对沙博理的采访，比如《我的中国：翻译家沙博理》（央视国际 2006年04月26日） 中不难了解沙博理如何在凤子的影响下借美国人和律师的身份协助共产国际渗透和颠覆中华民国。沙博理自己承认，“原来就看她外形很好看，后来也慢慢地知道，她干的是什么了。一个年轻女孩子，搞那么危险的工作，很不容易，所以我就首先是佩服她这个人”。凤子当时已经三十五岁，比沙博理至少大三岁，可是这个情场老手居然会让沙博理视她为“年轻女孩子”。以冯亦代为首的红色卧底则于1948年在上海《文汇报》上制造凤子将和美国律师沙博理结婚的舆论，促使语言不通的两个人结婚。沙博理后来回忆说，“只是说话并不太方便，她的英文水平跟我的中文水平差不多，她是破英文，我是破中文”。
沙博理在1997年凤子死后写作的《金婚别》中表示，凤子介绍他“认识了几个地下党的领导同志，他们在上海做文化工作。我开始明白革命的大道理，也参加一些革命工作。比如，把国民党当局要抓的同志藏在我们家里；让地下党的同志在我们家用短波偷听延安的广播；与《密勒氏评论报》的舒子章一起，帮助学生出一个进步的英文杂志，在我的办公室秘密安排，把孙夫人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的一些药品送到解放区，等等。”
中共中央电视台则在上述采访节目中宣称， “1948年5月16日两人在上海文艺界朋友的帮助下结婚了。在亲密爱人凤子的影响下，沙博理不仅理解了革命，还以他律师的身份做掩护，使地下党避开了当时国民党特务监视的目光”。沙博理自己在采访中说：“国民党不能够随便来，查我们的房子什么的。此外呢，我自己那个办公室，一个律师办公室，在高楼大厦里，相当讲究了，好像很绅士的样子。下班了以后，从解放区出来一些人，跟我们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人，在那开过会”。在中华民国的天下，居民享有人权，警方不能随意闯入民宅，所以，共产国际得以滥用中国的自由从事支持用暴力颠覆民国政府的共产恐怖主义活动。1948年的11月，沙博理夫妇在共产党的安排下搬去北平。
中共在各国共产党徒地支持下打败中华民国后，沙博理和凤子应邀参加了中共的开国大典。沙博理从此定居北京，成为中共享高薪奉养的几名“外国专家”。这位支持中共的律师变成听从中共领导的翻译，专门搞对外宣传，1956年就在美国出版第一部讴歌共产党的译着《新儿女英雄传》。沙博理遵照中共的意志翻译了大量的红色宣传品，其中包括邓小平的女儿给他这位六四屠夫立的伪传。（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