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18日讯】近来读晚清史，我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清朝末期独裁政府对造他们反的革命党人态度的逐渐变化。"革命党人"是晚清民间对由孙中山领导立志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组织的称呼，晚清统治者则称其为"乱党"，更有恨革命党咬牙切齿的慈禧老太后则直接称其为孙逆匪众，实际上，孙中山绝大多数时候只是革命党的精神领袖，革命党实际上也只是世人对隐匿于大陆各省的一个个会加在一起的总称，如安徽徐锡麟领导的光复会，也被称作革命党，但它却不归孙中山领导，至于革命党的故事，也并未向后人传的那样神乎其微，因为党人并不是一个向清廷那样等级森严有严格领导规章制度的组织，实际上当时清廷统治者对于反对派的打压也容不得党人们把组织做到如此正规化的地步。因此除了海外的几个流亡日本的反清组织合并成一个同盟会之外，国内的大多数会众只是奉同盟会为正朔基本上还都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下，此外各革命党组织之间反清的理念也各不相同，孙中山虽然在创立同盟会时提出驱逐鞑虏复兴中华的口号，但国内大多数打着革命党旗号的会众却更倾向于"反清复明"，白话来讲就是换掉清朝的皇帝，让咱们汉人的皇帝上来。
更有的"革命党"组织甚至直接就是由"哥老会""天地会"这些老牌组织改组而成的。所以革命党又有了一个新称呼--"会党"，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个人感觉"会党"一词应该不是什么好词，天地会，哥老会（又称袍哥会）都是清廷入关后民间汉人为反抗异族的统治自发形成的组织，其初衷本是反清复明，恢复汉人江山但因为实力悬殊他们始终无法完成这个目标，经过二百多年漫长的演化，昔日这些曾有政治理念的组织终于全都沦为了帮会，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黑社会，而会和党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一个党考虑的是如何实现它的政治理念而帮会第一位考虑的则是如何存活下去。而那个时候能把黑社会和革命者结合起来的也只有孙中山一个人。众所周知黑社会也是一股力量，而那个时候正是清政府对民间黑社会采取的镇压手段让孙中山很容易就成功的把这股力量拉到了自己这边，事实证明黑社会确实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往后以孙中山名义发动的惠州起义就全部是由会党们独立完成的。此举也让几十年后一个叫毛泽东的人看出了门道，为此他在开展土地革命时积极发动流氓无赖，最终达到了他的目地，不光如此中国的后续政府也学精了，他们开始和黑社会结盟，最终酿成了"警匪一家"的局面。
因而不难想象想当年在孙中山领导下与清廷抗衡的实际上就是一股反抗当局目地不同，政治理念不同，成员素质不同的民间力量。而且严格上来讲孙中山在国内多数反抗组织那里还只是一个名誉领袖。因此当党人们揭竿而起反抗专制的时候，大清统治者还真没把他们当回事，认为革命党也不过是和小刀会，哥老会一样的民间组织，小打小闹而已只要严厉镇压就不会出大事，所以当时对付"起义"的党人们满清政府也只是一个字"杀"，如1895年孙中山第一次试手发动的广州起义，也称乙未广州之役，悲哀的是此次革命尚未开始，起义计划就因为发起者孙中山与杨衢云之间的信息断层而胎死腹中，导致参与革命者40余人未放一枪一弹即被清军全部抓获，随后这些人审讯过后全部被处死。接下来革命党人发动的十次起义清政府在每一次成功镇压后也都是奉行的"宁杀错勿放过"原则，凡是擒获的"乱党"皆就地正法。所以那个时候要是有人提出用"非暴力不合作"来对待政府或者大家别打了是否可以与清政府坐下来就打造民主中国一事谈判，那简直就好比是天方夜谭。
历史早已证明了这样一个定律：任何时候谈判都只会发生在双方实力势均力敌的情形下。再加上革命党初期缺乏组织纪律，往往各自为战，每次起义更是打一场败一场，给清政府得出了革命党充其量是一帮乌合之众的结论，对于"乌合之众"一样的对手，自然是没得谈。甚至宣统即位后由黄兴等人发动的革命党最大一次规模起义"广州起义"也由于决策者的优柔寡断一再修改起义计划而导致原先计划的十路人马在起义发生后都没有被发动起来。只有一路人马按原先计划出动攻打总督府，也没怎么打就完事儿了，如果说广州起义被称为革命党发动最大一次起义是因为双方打得很惨烈似乎有些差强人意，此役革命党总共战死一百来人，事后被收敛起了72具尸体，按伤亡数字计算的话这更像一次火拼。
尽管革命党人在数次起义中表现的都有点不尽人意，但比起那些被压迫在专制铁蹄下的"顺民们"，党人们毕竟还是在反抗，也慢慢的在反抗中形成了一股力量，正是这股力量，最后被清朝全权大臣袁世凯拿过来压制晚清政府，才逼迫清朝结束了在中国长达200余年的封建帝王统治。也正因为革命党成为了一股力量，大清王朝后期竟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局面，那就是在革命党明着搞起义暗着搞暗杀闹得最凶的那几年里，革命党人的人身安全反而得到了空前最大的保障，自鉴湖女侠革命党人秋瑾被清政府砍头后，清政府就没有在公开处决一个革命党，有人把这归因于当时大清新闻界自由，报人把秋瑾被处决消息曝光后激起了民间强烈指责导致清政府不敢再滥用酷刑。实则不然，因为如果一个独裁政府会屈于民意的话那它就不再是独裁政府了，清朝所以到后期不再轻易对捕获的革命党滥用酷刑是因为当时的革命党以形成了一股力量，且这股力量已成为了清政府中改革派和别有用心者用来压制保守派的一个工具。
最典型的例子是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案。在清朝"摄政王"这个头衔就相当于现在的总书记一职，他既统管全国军队也揽政务与一身，在正常情况下任何敢刺杀他的人都会被处以极刑，所以汪精卫在决定动手时肯定也预测到了这一点不然就不会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的诗句了，而后来清朝所以没让被捕获后的汪精卫"引刀成一块"并不是因为摄政王是多麽的仁慈，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清朝专制者们以隐约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由此想为以后留下一个筹码，同样的事情在几十年后的南非又有呈现，1962年南非反种族隔离斗士纳尔逊曼德拉率领他的军事组织军事组织"民族之矛"袭击政府，被捕后南非当局原本打算判处曼德拉死刑立即执行，但是英国人以"给自己以后留一条可以谈判的后路"劝阻了南非当政者，后来事情果然如同英国人预料的那样，曼德拉在坐了20多年以后成为民主派的力量代表与南非政府对话最终达成了和平妥协。当初没有被清朝当局处死的汪精卫也是一样，几年后当辛亥革命成功，革命党与清政府南北对战之际，汪精卫被清朝政府二把手袁世凯放了出来并被奉为上宾，袁世凯还请他出面带着清朝方面开出的条件前往革命党那里为双方以后即将展开的谈判打好契机。
所以与其说大清王朝是到最后变开明了才会不杀被俘革命党不如说是因为革命党靠自己的努力做大做强，让清政府看吃不掉对手才会被迫善待对手。历史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它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同一件事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重新上演。如果善于研究历史的人都会发现，面对一个独裁政府，当反对它的势力对其不足以构成威胁的时候，你却指望这个政府能善待宽容异见人士或者你一厢情愿的想要帮助和督促它去实施宪政，那么只能说明你的脑子已经坏掉了，可悲的是当下大陆民运圈里抱这样想法的人还不在少数。
（原标题 郭予豪：由晚清独裁政府不敢在轻易杀害政治异议者得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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