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代末期“大跃进”期间，一亩地产几万斤米的浮夸假新闻。事实上这时期中国正发生全世界最惨重的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
据气象水文资料，一九五九至六一年风调雨顺，然而这三年中国却上演着“家家饿死人，村村人吃人”的悲剧。近年来，中国官方一些报章已把“三年自然灾害”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暗示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灾难，纯属人祸。
说起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十大天灾，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一九五九至六一年遍及全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包括八十后、九十后的年轻人都听说饿死了不少人。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饿死人数一千八百万，而红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称这三年“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海内外学者估计饿死人数在三千万至四千五百万之间。
也有人注意到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官方一些报章已把这个“三年自然灾害”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暗示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灾难与天灾没有关系，纯属人祸。据气象水文资料记载，这三年总体上是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个别地区出现的灾害也只是中等，连一九五四年的气候都比这三年恶劣，然而这三年中国竟然出现了“家家饿死人，村村人吃人”的悲剧。
假如我们从一、二、三开始数起，闭目设想下三千万个人被活活饿死，那是怎样的悲哀。据目击者描述，人在饥饿时最初阶段是明显瘦弱，腹部塌陷，第二阶段身体开始肿胀：“我们看见的那已不是一张张人脸。在人们颈椎上蠕动的是一副副白纸面具，面具上毫无人血，也无人气，更无人相。人皮只似一层透明薄纸，一扯就破。最具悲剧性的是双眼，深深凹陷，两粒眼珠如两颗念珠，每副人相全是凄凄惨惨而形象有点狰狞。他们死的时候一般很平静，因为已经饿得没有力气挣扎了。”
灾害过去快五十年了，很多人早已忘记自己爷爷的父亲、或爷爷的爷爷那辈人是怎样惨死的，仿佛悲剧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圣经》上说：鸟儿不种地也不会饿死。毫无疑问，饿死了那么多人的社会是个吃人的社会。尽管悲剧的制造者总是想让人忘记，有人挣扎着总想记住。人们不禁要问，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预防类似的人祸再次发生？假如灾害再次来临，我怎么逃生？让封存的历史告诉未来吧。
大跃进的“幸福时光”
网上流传着一个四川中学老师的亲身经历，其实那个年代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加入人民公社那天，父母高高兴兴的把家里所有的陈谷新麦胡豆豌豆上缴了集体。从那以后每天天刚亮，大家带着碗筷去吃‘公共食堂’。上千人一起吃饭，那个气派哟。雪白的大米饭随便吃，吃不了的随便倒。我们小学生也有公共食堂，放学回家的路上还可吃上两三顿饭；先在父亲的耕牛班吃，再到母亲插秧的妇女连吃，然后到老年人的晚饭桌上接着吃。无忧无虑的我们听大人们说，这叫 ‘共产主义供给制，公共食堂最安逸’……
要超英赶美，‘奋战六十天提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半军事化的人民公社和各种增收科学方法出现了。如熏土、深耕、密植，后来才明白这些方法其实并不科学。深耕把地下的石头瓦块翻上来，土壤反而没了。密植把种子密密麻麻的摆在一起，互相影响生长。当时改一季稻为双季稻，结果粮食产量反而降了。‘与其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猪多肥多粮才多’，然而消灭了私有制，私人养猪早已被禁止，集体伙食团只能办一个养猪场。没有了足够的猪肥，庄稼全种在未下粪的‘卫生田’，大减产或绝收在所难免。实在不行了，就靠洒石灰、积草皮渣肥来养庄稼，那时还没有化肥，这些土肥料肥力有限，对上千亩庄稼来说仍是杯水车薪。洒石灰倒能在当季起一些作用，但第二季土就板结了，无疑于挖肉补疮。‘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结果地里草比禾苗高，有的地头甚至长不出庄稼了。我们那里的农民都认为，这就是三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哪有什么自然灾害！
大跃进使得‘一天等于二十年’，苏联人卫星上了天，咱也要放“卫星”。于是就有了稻穗紧密得上面放个鸡蛋掉不下的景象，但这奇迹是人们把十多亩快成熟的水稻连根拔起，连夜移栽在一块田里创造出来的。新闻里也播了亩产几万斤的喜讯，检查组来了也不怕，他们也知道满仓满囤的黄谷大米只有上面薄薄一层是真的，下面全是稻草麦草。这就是人们说的‘浮夸风’……
那时还大炼钢铁。公社的院坝里，学校的操场上，到处是‘土法上马’的小高炉。人们日夜奋战，烧了很多煤才炼出一点点铁水。后来原材料没了，就砸锅卖铁、连家里的菜刀，家具上的铜铁饰件都用上了。没有炭就砍树，树没了就拆房。人们跟疯了一样。那时农民们被抽调去修水库、炼钢铁，不少些地方没有人手收割，很多粮食烂在了地里。这就是三年大饥荒的前奏前因。”
故意谋杀造成的饿死
当局称这三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写党史的人还拿出一九九五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的《一九四九至一九九五中国灾情报告》来指责批评当局的人“偏激”，然而他们解释不了的是：当年能把亩产粮食几百斤“统计”成几万斤的国家统计局，他们说的受灾面积到底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地方官员为推卸饿死人的责任所做的虚假数据，因为气象资料表明那三年气候基本正常，甚至可以说是种庄稼难得的好年景。
在浮夸风作用下，当局公布的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为四千二百五十亿公斤，而实际只有二千亿公斤，夸大了两倍多。在这个人均粮食产量六百五十公斤的虚假数据指导下，当局制定了六个政策，直接导致的绝无仅有的大饥荒：大办免费食堂，调高粮食征购额，增加粮食出口，五九年比五八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9.1%，增加城镇职工，抽调三千万农村劳动力搞水利建设和大炼铁钢等。
据统计，一九六零年一月全国农村已有公共食堂三百九十一万九千个，四亿农民吃大锅饭，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七省市区达90%以上。常年农民一家一灶个体吃饭，瓜菜代、低标准，老、少、年平均吃二百斤粮。而公共食堂不到三个月便把一年的口粮吃掉了。
人民公社成立前，国家对农村的粮食统购只占总产量的25%左右。尽管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实际上比一九五八年下降了30%之多，当局仍将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粮食统购率猛增至总产量的39.7%和35.6%。一九五九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政以来最高的六百七十四点六亿公斤，即使大量人饿死的一九六零年，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五百一十点五亿公斤和二十六点五亿公斤，而一九五七年的出口粮食才十九点二亿公斤。（《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三）
当局增加粮食收购，主要是为了以出口粮食换回外汇来搞核武器。当时当局跟苏共的赫鲁晓夫闹僵了，苏共停止了对华一切援助。为争回面子和争夺霸权，当局党魁提出以粮食换黄金的口号。当饥饿发生时，中国很多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 “水果成吨的烂掉”，可上面有规定：“饿死也不开仓。”而那时的当局干部宁可饿死人也要执行党的命令。
作家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四十章里指出，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的三千万人民，并非死于当局无意造成的“错政策”，而是被当局蓄意谋杀造成的。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中国的粮食出口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死去的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假如停止出口，中国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饿殍遍野的人间悲剧
《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书给出了各省饿死人数比例，其中产粮大省安徽死亡率最高，四川死亡人数最多。二零零五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原重庆市委办公厅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的回忆录，称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一千万甚至一千二百万，而不是人们常说的九百多万。仅四川省荥经县全县，五八年加上外来人口近十二万人，六二年后统计只剩五点七万人，死了一半。
网络上有这样一件发生在成都平原的真人真事。“那时爸爸在中学上学，按规定中学生每个月定量供应十五斤大米。这十五斤大米不仅是爸爸的 ‘保命粮’，还是奶奶全家的生命线。当时爷爷已经饿死了，爸爸每月省下三分之一的口粮，走上五十多里的山路带回去给奶奶和姑姑和着糠粉与红薯煮着吃。
一天爸爸在家里帮着干了一整天的农活正准备返回学校，突然发现自己衣袋里的粮食本不翼而飞，顿时吓呆了，怎么也找不到。奶奶猜测偷粮本的人一定会到粮站买粮，于是他们赶到粮站等‘小偷’。终于等来了小偷，一看竟是奶奶的亲妹妹。奶奶哭喊骂着：‘你这不是要了侄儿的命吗？你还配当孩子的姨妈吗？’姨妈开始捂着脸一句话不说，后来她也大哭起来：‘姐，你骂我打我吧，我不是人！可我的孩子几天没吃的了，他们就要饿死了！我这个当妈的怎么办啊！’后来爸爸靠粮本活了下来，而姨妈的孩子却饿死了。从那以后，奶奶和妹妹形同路人，至死不再往来。”
作家白桦是河南信阳人，他记下来一个老乡讲的事。“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着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拚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连当妈的都变得那么狠心。”
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 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悲剧还会重演
当局守着满满的出口粮仓却饿死了四千万人，并把罪责推给“自然灾害”与“苏修撤走专家”。后来当局还把坚决执行命令的基层干部，以“反革命 ”罪名枪毙了。如今很多人在问，人都饿死了为什么没人反抗？当时饿死的主要是农民。刚“翻身解放”的农民不相信共产党会置他们于不顾，相信只要政府了解实情后就会来解救他们。等他们到了饿死边缘时，想反抗也没有能力反抗了。
人们发现，一九三二到三三年是苏联大饥荒，一九五九到六一年是中国大饥荒，九○年代中期后是朝鲜大饥荒，七○年代中期柬埔寨死了三分之一人口，非洲也有大饥荒，例如埃塞俄比亚、苏丹等推行具有非洲特色马列主义的国家。有评论称，这些闹饥荒的地方都是共产国家，由此可见大饥荒与共产专制制度有关，因为共chan党从来就没有真正关心过百姓的死活，党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包括人的性命。
有人说三年饥荒早已过去，当局再也不会干这样的蠢事了，然而当局真的认为当年干的是蠢事吗？以河南信阳为例。当年“谎言大跃进”的第一先锋、直接导致河南饿死二百万百姓的特级罪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一九六二年被刘少奇降职处理后自愿写了“认罪书”，称自己是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的“引颈受戮之人”，在其诞生一百周年的二零零六年四月七日，却被现任河南省委盛赞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人们不禁要问，假如吴芝圃生还，必为“保先模范”，当选十七大代表无疑。谁能保证当年的悲剧不会变个形式再发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