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16日讯】中国正在上演着一场城建投资热潮，多个城市的投资规模都在千亿元，堪称“富可敌国”。
然而，一夜之间，不少地方特大城市梦想，需要重做了。
随着新型城镇化规划的配套文件《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调整方案》发布，各地已经做的城镇化规划面临修改的必要。
此前各地已经发布了到2015年或2020年，甚至到2030年的相关城镇规划。这些规划均按照旧的城市规模标准，有的提出了磅礴的特大城市目标。
比如湖南是规划到2015年，全省建成长沙、衡阳、株洲、湘潭、岳阳、常德6个特大城市。福建提出到2030年建成6个特大城市，包括泉州、厦门、福建等。
安徽十二五城镇化规划提出，到2015年形成合肥、芜湖、安庆、蚌埠、阜阳、黄山6个特大城市。
山东计划再打造5个特大城市，包括烟台、淄博、潍坊、临沂、济宁，加上已有的青岛和济南，山东也有7个特大城市。
到2020年河北有8个特大城市设想，这包括石家庄、唐山、邯郸、保定、秦皇岛、张家口、廊坊、沧州。 安徽、湖南到2015年分别有6个特大城市，分别包括合肥、芜湖、长沙、岳阳、常德等。
江苏则提出到2015年，有11个特大城市的规划。福建提出到2030有6个特大城市。
国家最新设定的特大城市标准包括人口须达到500万至1000万，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一标准为100万以上。这样一来，很多地方规划提出的特大城市梦想要破灭。
据报道，一些地方把城市“做大”的目的是要抬高地价，获得土地收益，而专家认为，城市过大会导致“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
人们都认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减速。各省的指标也表明情况确实如此。
自2008年推出规模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以来，中国各地一直严重依赖固定资产投资。
今年31个省区市均未达到年初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据彭博社推算，17个省区市的经济增长率与目标值至少相差一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吴卓瑾说，这恰恰表明，中国政府有意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官员们当前愿意接受经济趋缓，这种意愿在省一级尤其显而易见。
湖北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指出，国家下一步是要大力发展主城区人口100万到300万的大城市，这类城市具有规模效应。对于主城区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是限制人口规模的。“所以没必要都搞到特大城市，以后即使到2020年，特大城市也很少。”
截至目前，按照新的城市规模标准，主城区人口为1000万以上的有北京、上海、广州等6个城市。另外有西安、南京等10个主城区人口在500万-1000万的特大城市。
此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指出，2010年城区人口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40个，按照旧的标准，都是特大城市。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近期指出，按照新的城市规模标准，现在把城区常住人口50万人以下的城市变成了小城市。城区人口50万到100万之间的叫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都为大城市。常住人口超过500万，在500万到1000万以下的，定义为特大城市。城区的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叫做超大城市。
湖北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认为，应该避免城市人口无限扩张。人口50万以下的小城市，城市发展中存在棘轮效应，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这个效应出现在人口规模达到25万以后，出现棘轮效应后城市只会向前发展，而不是像小城镇一样有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没落。
如果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城区人口500万的特大城市的人口需要严控城区人口。100-500万的大城市需要合理控制城区人口。城区人口50-100万的中等城市，需要有序放开城区人口，只有城区人口50万以下的小城市才可以全面放开落户限制。
截至2010年全国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有6个城市，城区人口达到500-1000万的有10个城市。按此看，包括4个直辖市，以及武汉，西安、成都等省会城市，都需要严格控制人口，实施积分的居住证制度。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李兵弟指出，严控特大城市人口数量是个积极的信号，即特大城市不能无限制发展，大城市的现代治理与发展，依然是艰巨的时代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