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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云：“惠迪吉，从逆凶，唯影响。”意思是说顺着天道而行的，就是吉祥；违背天道而行的，就是灾殃，这就像影子随形、声音有回响一样。《尚书》还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也都是讲的因果规律，善恶报应，不爽毫厘。
要知道天地是没有私心的，而吉凶福祸的降临，皆是由人自心感召，如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意在提醒世人，慎重自己的起心动念，其中一念若是有了丝毫的差错，那么福祸的果报就会有天壤之别了啊！
人若是能够把报应二字反覆思考，择善而从，恭慎自己，顺应天理，那么心就会与天道相合，静则杂念不起，动则万善相随，自然就会得到善报。如果有人的心行与此相反，那么恶报也是避免不了的，因为不善之人，他们欺骗掩饰的行为，为神明所察见，以至于减少他们的福分与寿算，忧患也就会跟着接踵而来。
古人白天再三自省，夜晚不忘慎思熟虑，警戒谨慎，在清心寡欲之中，无非是思想着怎样守住善念，迎来福祥，避开凶祸。古籍中记载的这类事例不胜枚举，以下为《太上感应篇例证》中记载的善恶各报的例子：
宋代程颢，倡导人们要遵循天理，仁民爱物，谨守纲常。他任地方官时，“教民以礼义。民有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立科条，旌别善恶。使奸伪无所容”。他常说：“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在自己办公的地方写上：“视民如伤”四个字，就是把百姓当作有伤病的人一样照顾，唯恐有所惊扰，事事对照，体现对人民的爱护之深。
程颢任山西晋城县令时，县境内沿河的不法之徒，专靠威胁索取来往船民的钱物来生活。若有不从，则聚众焚烧船只，抢劫风盛行。程颢立即派人将这伙人的首领们捕获归案，看他们是为生活所迫，就既往不咎，让他们以当纤夫为业。
程颢重视教化，使诸乡皆有学校，闲暇时遇到儿童读书“还亲为句读”讲解教授。由于治理有方，“晋邑几万室，几年之间，无强盗及斗殴者”。县内儒生越来越多，出现人们互相谦让、互相敬爱、民风祥和的局面。
程颢说：“为令之职，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饥岁，免于死亡，饱食逸居，有礼义之训。然后乃尽。”
程颢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宋神宗问他：“何以为御史？”程颢回答：“使臣拾遗补缺，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意思是说：如让我对皇上拾遗补缺，看到朝政有什么失误能够补救，那我乐意干；假若使我专找臣下的毛病告诉皇上，以换取名声，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宋神宗听了很赞赏。
程颢在御史任上进言颇多，涉及内容包括为君、为政之道。他提出为君要“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要“明善恶、辨忠邪”。他常给皇帝指出要循天理，注意防止个人私欲的萌发，神宗皇帝拱手对他说：“当为卿戒之。”一次，皇帝游玩，欲折柳枝，程颢当即劝道：“当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皇帝欣然听从，程颢并劝其推此及仁爱天下万物。
程颢回乡从事讲学，“士大夫从游者盈门。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他的学生朱光庭跟从程颢学习三个月，回去后别人问对程先生的印象，他说：“我就如在春风中坐了三个月。”
别人问什么意思？他说：“先生慈眉善目，待人一团和气，循循善诱，使人受益无穷，如沐春风。”程颢一生富贵康宁寿考，受人尊敬，其子孙皆贤德，足证其平生善德广大所致。
明代年间，湖南人钱国宝和周尚义两人结伴到四川做生意，先到成都买米，再到夔州卖掉，两人都赚了一些钱。
钱国宝不幸患了重病，临终前留下遗书，告诉周尚义说：“我所以死在外乡，也是命中注定。我死后，贤弟可把我的棺材运回家乡，埋在祖坟地里。我妻还年轻，不要让她为我守寡，贤弟可娶她为妻，代替我教育我的儿子，赡养母亲，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周尚义流着泪听他的嘱托。钱国宝死后，周尚义把钱国宝的全部钱分成本钱和利息，锁在箱子里加封条。拿出自己的钱为其备办棺材寿衣，找了船运回故乡。到家后，把钱国宝的本钱利息交给钱母，一切丧事开支全由自己支付。
周尚义埋葬钱国宝后，在钱家旁边租下几间房子，开设店铺。凡是钱家每天生活日用，全部供给，每天向钱母问候请安，和钱妻互不见面。钱国宝的儿子六岁，到村学读书，周尚义早上送他上学，晚上接他回家，时时照看。
钱母想按照亡子遗书，把儿媳嫁给周尚义，周尚义坚决拒绝说：“无论谁都想让妻子守节，亡兄因为母亲年老儿子幼小，不得已才有这样的想法，这不是他的本意。我怎能做下以嫂为妻的败坏人伦的事呢？”钱母感动而止住了这事。
周尚义后来娶妻生子，钱国宝的儿子始终把周尚义当生父一样看待。周尚义本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没有读过诗书，但他所作所为，每一件事都合乎圣贤的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