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主力军。
【看中国2014年11月07日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很难，难在哪里？几亿农民做了几十年的“市民梦”为何难以实现？中国一位相关官员说：很大一个问题在于农民变市民需要很大一笔钱，给政府财政带来压力。有观察人士建议，把外援的钱和贪官卷到国外的钱拿来就可以解决问题。
农转非需要钱，政府棘手
中国国务院发改委（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委）规划司长徐林说：一个农民工变成市民，平均需要花费8万元到14万，城市越大花费越多。这是中国政府头一次披露农转非人均经济代价。
在北上广深这种特大城市，即使花大价钱，农民工或一般外来户也很难“买”到一纸户口，因为这些地方户口“含金量”太大。
中新社周四报道说，粗略估计中国现有农民工有2.69亿人，人均十万，则需要26.9万亿。报道说，人的城镇化，钱从哪里来？徐林说，发改委关注这个问题，“并研究了对策”。
徐林没有具体说明，这笔巨款从何而来。
大城市户口难，难于上青天？
中共执政以来，一直实行城市和农村户口二元政策，城市居民可以落户农村当农民，而农民则不能进入城市当市民，除非上学、招兵、招工、提干或“朝里”有人。
1984年后，二元制有所松动，人民网（2013年12月18日）报道，1992年，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出现了“蓝印户口”，“引发买卖户口热潮”。
就在不久前，一些个人和机构，利用给外地大学生办留京指标为名敛钱，诈骗大学生钱财被当局抓获判刑。大学生通过此渠道想留北京，须缴纳几十万人民币。
李克强的“城镇化”之路和梦
中共十八大以来，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断在各种场合提出并强调要大力推行“城镇化”。李克强在今年3月两会人大报告中说，李克强说，城镇化是现代化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城镇化要解决“三个一亿人”的问题。
李克强所说的“三个一亿人”问题是指：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发改委规划司长徐林说，发改委正“抓紧”拿出方案，解决李克强提出的这三个一亿人问题。
徐林说，在中国，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50到100万为中等城市，100到500万是大城市，500万以上是特大城市。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农转非没钱？
几亿农民“农转非”，需要几十万亿人民币，这是天文数字？徐林说，“这给政府带来财政压力。”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府的腰包不是鼓了起来？
中国承诺给非洲援助几百亿人民币，北京观察人士田奇庄曾建议，可否把这笔钱拿来给57年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经济赔偿？这次中国援助阿富汗20亿人民币。Singer-pei说：能多用于老百姓吗？不把这钱用在社会福利上，不把自家人安顿好还外交个屁。还有网友林克迪说：多修两条铁路，老百姓过年回家也就不至于挤破头了。
也有网友建议，可否把这笔钱用来城镇化？当然，和中国政府当局对外交近期和长远规划相比，一般民众的想法，也仅仅是个“梦想”而已。
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中国外逃贪官有多少，带走了多少钱？中国和讯网（8月14日）报道，进入两千年以来，中国就抓获了18487人外逃官员。中国最高检说，追缴金额达541.9亿。报道说：有学者估计，逃到海外官员有一两万，带走资金不下一万亿。
如果中国政府追回这些钱，可以在“三个一亿人”之外，再解决成千上万人的农转非问题。还有，发改委煤炭司魏鹏远家中搜出的两亿现金，起码可以解决成千上万农民工的农转非问题，把徐才厚、谷俊山还有周永康们的以及那些逃亡海外的贪官赃款追回，中国城镇化问题即不再成为可望不可及的棘手问题，发改委也不用再为“这些财政压力”而发愁。
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11月6日国务院记者会）说：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整天喊法治、讲法治，对别人讲法治，对自己搞人治，甚至在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搞专制，那就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说：失去监督，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