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到1962年，在那场被称为大饥荒的人祸中，中国有3600万人饿死，其中包括如父亲般抚养我长大的伯父。饿极了的人们开始吃人，这样的案例有数千起。
这一死亡数字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两倍，是斯大林在1932年到1933年间制造的乌克兰饥荒死亡人数的6倍，或二战中希特勒杀害的犹太人人数的6倍。
50年后，就在发生它的发生地，我们仍无法自由谈论这次饥荒。我的书《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出版。在中国大陆，这本书依然被禁，在这里，人们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依旧普遍，在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政府加强了对信息传播和言论自由的控制，本次大会于上周开始，结束时将宣布十 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结果。
正如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一位基层领导近来的所为，许多人依旧否认大饥荒曾发生过，他们却享受着言论自由，尽管他们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论 荒唐可笑。但在那些年，并不是瘟疫、洪水或地震造成了这样的恐怖情形。中国早已在上世纪70年代末抛弃了毛泽东的经济策略，转而选择自由经济，从那以后食 品供应一直充足，人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中国政府依然不允许真相被披露。
这是出于政治原因：对大饥荒的彻底曝光可能有损一个依旧抓住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放的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个遗产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而这个遗产恰恰是引起大灾荒的根本原因。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观察到的，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强权渗透到公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彻底的农业集体所有化来阻止乡村人口流动。这样，国家就可以管理谷物产量，并根据指令征用和分配粮食。一个覆盖全国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得耕地人口无法迁徙。在城市里，国家发行食品券来取代了市场。而农民的命运则任由国家发落。
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立下了宏伟却无法实现的目标。其后，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来自基层的夸大产量的报告使得高层一再设定更高的目标。报纸标题吹嘘稻谷产量达每英亩80万磅。但是当最后的收成达不到报告的丰产量时，政府责怪农民私藏粮食。于是挨家挨户地搜查，并运用暴力来打压任何反抗行为。
同时，因为大跃进也提出了工业快速发展的目标，甚至连农民的灶具都被熔化以期在土高炉中炼出钢，家家户户只能去大型的公共食堂吃饭。他们被告知可以一直吃到饱。但是当缺粮的时候，国家并未提供任何救济。当地的党员干部掌管饭勺，他们通常会利用这一权力，牺牲他人，确保自己和家人能吃饱。饥饿的农民无处求援。
1959年上半年，灾情如此严重，中央政府允许批准了一些补救措施，其中包括允许农民同时耕种一小部分的自留土地。如果这些措施能继续下去，也许灾荒的影响不会那么大。但是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坦言问题严重，毛泽东感到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个人权力都受到了挑战。他对彭德怀实施迫害，发起了一场反对“右倾”的战役。保留自留地那样的补救措施再度被取消，数百万计的官员因为没走激进路线而被惩罚。
这样做的结果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饥荒。1960年底，中国人口总数较前一年少了1000万。但令人发指的是，很多国有粮仓储备丰富，但这些粮食是专用于出口换取硬通货或者作为对外援助，对饥饿的农民则大门紧闭。一位当时的共产党官员说到，“我们的群众太好了，他们宁可饿死在路边也不会闯入粮仓。”
作为一名记者和研究当代历史的学者，我感到探索大饥荒的发生过程及其成因是我的责任。自从上世纪90年代，我走访了十多个省，采访了100多位证人，收集了数千份文件。因为大饥荒是一个禁忌，我只能借口“调查农业政策演变史”或“研究食品问题”，才能接触到档案。
共产党的领导们以解放人类为由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奴役体系。这个体系被作为“通往天堂之路”而进行宣传，但事实上它通往地狱。
我以我的书来纪念3600万名受害者，但也作为一个真实的墓碑，期待这个导致大饥荒的极权政治体制的最终灭亡。我清楚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危险，如果我因为试图保留这段真实的历史而遭不测，那么就让这本书也成为我的墓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