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战国竹简的发现,是1898年甲骨文出土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由于其含有与某些最重要的传世文献关系密切的哲学和历史的材料,正使我们对中国思想史的理解发生巨变。《尚书》是五经之一,与孔子关系密切,所以,现今清华大学所藏竹简因其很多显系《书》或似于《书》而特别重要。但是,何为《书》?我们阅读时怎么知道它是《书》?《书》与其它古代文本的区别何在?
对于这些问题的最简单的回答是:《书》乃指传世《尚书》及其佚失章节。尽管这个回答看起来直截了当,但问题是,由于《书》在秦时被毁,我们几乎没有与其原始面貌和早期历史相关的证据。传世本《尚书》有28篇(或者29篇)《今文尚书》与58篇的《古文尚书》。现代学者大都认为《古文尚书》是伪作,但其也许含有某些早期资料。甚至《今文尚书》也是多层叠加而成,含有写于不同的时期的不同的章节。它包括四部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学者很少怀疑部分《周书》是出于同一时期的真作,成于西周早期。但大部分学者赞同,被归于周以前早期历史的大多数甚至全部《书》,系成于后世,其中一些或许属于战国时期。这表明战国时人们仍以古代《书》的样式来创作,将其归之先王所为。
也许,我们也可以把《逸周书》加上,因为其中的章节虽然不在《尚书》中,但也被视作《书》。然而,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逸周书》似有多种来源,并创作于不同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先秦的很多《书》显然曾包括在《尚书》或《逸周书》中。这一点可以从孔子从大约三千《书》中选取一百篇的的传说中看出,也可以从《逸周书》系作为剩余的文献一事看出。虽然这些故事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尚书》明显包含了不同时期收集的文献,这些文献被按照年代顺序编排。不可能只有这些文献。西周的统治者肯定有更多的宣讲,后人肯定按照古代《书》的风格创作了比收集在这些文集中更多的文本。例如,尽管《保训》也有相似的样式,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保训》曾经包括在《尚书》或《逸周书》中。这似乎可以证明清华所藏的一些竹简也和《保训》一样,文章风格像《书》,但不包括在《尚书》或者《逸周书》中。
我认为,理解这些手稿的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是把《书》定义为一种书面作品的样式,而不是已知史料汇编的章节。这样定义的话,我们无须纠结于《尚书》和《逸周书》的复杂历史便可对《书》进行研讨。我们也可以不需要其它传世文献就能够开始理解《书》的起源和历史,并且能够以此为方法判断出土文献是否是《书》,尽管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们曾经包含在传世《尚书》之中。
《书》的重要特点是:(1)《书》是--或假称是--即时的历史记载。(2)《书》包括古代(西周或者更早时期)君臣的正式演讲。传世《尚书》中的一些章节不含演讲,这些章节为数不多并相对较晚。(3)很多《书》包含“王若曰”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不是所有《书》都如此,但据我所知,在传世文献中,我们只能在《书》中才能发现这种表达方式。这样,这种表达方式就提供了理解《书》如何不同于其它文献的钥匙。
“王若曰”这种表达方式除了出现在《书》中,也出现在西周金文中。在这些金文中语境与《尚书》相似,即这种表达方式引导出国王发布的一项正式讲话。出现该术语的金文属于“册命”,国王发表讲话,委职颁奖。如陈梦家先生在《王若曰考》中所指出,这些铭文常细致描述册命之前的仪式。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知道,国王并不是自己亲自发布令,而是由大臣,一般是史,来宣读发布这项命令。那么,“王若曰”意味着这项命令是出自国王,但是是由其他人宣读发布的。
由于《尚书》中的语境也是国王发布的一项正式讲话,这种表达方式也很可能具有金文中一样的含义,即表示出自国王的命令由官员口头颁布。这个术语的使用并不能很好地表明年代,因为以早期《书》的风格撰写的后世仿制品也可能用此显示其是以《书》的样式写就的。也可能这种表达方式在一些周代文献的后世传播中丧失。无论如何,这种表达方式只能在《尚书》中发现,而不能在其它形式的早期文献中发现,原因在于《书》是--或假称是--正式讲话的即时记录。
在少量金文中,大臣而非国王宣读的命令由“若曰”这种话语表达引导,所以这种表达方式告诉我们这是一场礼仪表演,在这种表演中国王和大臣的演讲由他人来宣读。这不意味着演讲出自国王,在《尚书》的《多士》,周公是主角,但该演讲也冠之以“王若曰”。某些学者将这视为表明周公企图篡夺王位,但是,如陈梦家指出的那样,更恰当的解释是,周公发布的讲话,但其是国王的意旨。所以,在《多方》中我们也见到“周公曰:王若曰”的表述。另一方面,在《立正》和《君奭》,我们读到“周公若曰”。在这类情况中,周公是在代表自己来说话,别人读此演讲,但该术语并不意味着他宣称为王。
《书》的这个词语也出现在一些青铜铭文的册命当中。这些金文也称“册”,写于竹简的文本,“书”和“册”这两个词语有时一起使用。李峰对这两个词语的关系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我认为他的这个观点提供了理解《书》的含义的关键。通过对这两个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使用中的不同形式的分析,他提出“命书”是书面作品的抽象意义的文献记载,例如宣读的文字。“命册”指的是书写诰令的物质材料,例如竹简,宣读者据此宣读命令。所以,“命册”在册命仪式的最后作为物质载体被移交给大臣。
我们或许可以假设,《书》本来是在一种正式的仪式中由官员代表国王或者重要大臣来宣读的文稿。“若曰”这种表达方式,表明其礼仪表演的性质。这些讲话是以国王的名义由其他人来发布的书面作品--国王似乎是作者,但却不是宣读者。由于这些讲话的文稿是代表国王来发布的,所以非常有必要在仪式进行之前写好。他们不仅需要提前写好文稿,而且需要一个备份在其后备案,并且把发布的时间、地点和语境记录在案。
西周青铜器通常是出于记录官职或圣职任命的特殊目的而铸造的。但是,国王也有其它的正式言论没被记载在青铜器上。很可能的是,这些也是提前记录在竹简上,在正式的仪式中由官员宣读,并且将宣读的日期、地点和情境记录在案。重要的是,《周书》平常只提供了关于这些宣读的日期、地点和情境的很少的信息,然而,属于早期的“书”却很可能以后才写成,并且除了讲话演讲,还包含有更加精确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
《诗》源于口头表演,并在日后被记录下来。与之相反,《书》先是类似于书面作品,尔后才被口头发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可以被看作最早的中国书面作品。由于《书》始于演讲稿,有些特别的《书》含有君臣言辞的直接引用,它们作为当代的文献资料具有回述性历史资料所不具有的真实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通过对它们的研究,人们可以直接与先王对话,无须解释的中介。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圣王贤臣的言辞被包含在其中,为什么《书》对“述而不作”的孔子是那么重要。这种对言的强调迥异于古希腊对行的重视。
尽管可能的情况是,在讲话发布后其文本呈现为竹简文字,类似于金文中记录的册命,并且以此方式得以流传,但这些讲话文稿是如何流传的,尚不清楚。孔子接触过鲁国文献的传统假定也是值得注意的,特别是由于《尚书》的核心部分是与周朝建立者周公有关。我们可以猜测这些文献从一开始流传就受到模仿。所以,原始的《书》实为讲话稿,其它著作也以这种文稿形式撰写。这些可以视为模仿,至少其中一部分是杜撰重构而成。
总之,如果我们将《书》定义为一种书面作品,《书》是所有宣称为先王演讲的即时记录的文本。有些是为朝廷发布准备的真实文稿,有些是基于此类文稿而成,另些则是有关于古代君臣言辞的虚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