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在阶级斗争如茶如火的年代，纵是固若金汤的海誓山盟也被残暴冷酷的政治运动所摧毁，然而也有捧打不散的苦命鸳鸯，难友彭慕陶和他妻子陈建芬却苦苦厮守，终于度过了那黑暗的长夜，迎来了春天的光点。
感情是一根无形的线，只要这根线不断，就有希望、就有力量，就能承受人世间巨大的痛苦和想像不到的压力。毛氏“阶级斗争”邪说残暴之处，就是要剪断这根感情之线，把所缚之敌置于孤立无援绝境之中，让其自辱、自贱、自侮，致使不少人在无言痛苦中默默死去，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此招“威力巨大”，纵是项羽也会举手投诚。试问，一个没有亲人的人怎么存活于世？
其实不足为怪，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毁灭人性、毁灭家庭，毁灭人世间一切亲情、友情、爱情的睦物，美其名曰“划清政治界线”。谁不划清，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吃皇粮”的公务员赶出相府，纵是“修补地球”的村夫，也得递减口粮若干斤兩。
1957年那场“浩劫”，一夜之间把近百万知识人打为“右派”，有多少儿女和父母一刀两断？又有多少妻子和丈夫割袂分席？能保得住完整家庭的人极少极少，四川省百货公司机要室机要员陈建芬就是这极少中的一人。
陈建芬，四川郫县犀浦乡共和村人氏，一个贫农的家庭出身的姑娘，个儿中等，天资聪慧，就读成都协进中学。协进是教会学校，收费低廉有救济性质。在那“地覆天翻”的年代，无神论的中共当然不能让其存在，很快奉命关闭。她回到村里当上了“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女武装（后称民兵），站岗放哨，捉拿逃亡地主，很是积极。“土改”结束，驻乡工作队保送她到“革大”（新政伊始需要大批干部，中共因地制宣办起诸多培训班，就像今日孵鸡的孵化器，快速地生产鸡崽崽）培训。在这里她认识了同命运、同年龄、同趣味，一心追求"进步"的贫苦子弟彭慕陶。两人同在一个小组受训，彭是组长。
彭慕陶父亲是四川大学校工，共产党地下的交通员，接受车耀先指挥，后车被捕失去联系，又因疾病缠身过早失去生命，由母亲抚养他成人。零丁孤苦，家徒四壁，十二岁就去成都一家书店着学徒，生活虽然辛苦却看了不少书籍，对共产主义有种天然的热爱。除此，他特崇拜“不为五斗来折腰”的陶渊明，故将原名彭家富改为彭慕陶。
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并擅长绘画，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1951年10月调入“川西区革大”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他喜欢陈建芬朴实大方，忠厚善良农家女儿的本色；陈建芬喜欢他吃苦耐劳，“向前向上”的朝气。
50年的青年都有一颗狂热红心，相信共产党、相信毛泽东，纵然抛头颅洒热血再所不辞。他们爱唱的一首歌是：“走，走，走，跟着毛泽东走”；爱跳的一曲舞是：“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民主先锋”……
学习岁月，青春摇兰，情生眼底，爱萌心间。虽没有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却有“革命”愿景的灿烂人生。彭说，“爸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我这辈子跟共产党走跟定了！陈说，“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此生此世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忠诚坚贞，天真无邪，是那个年代年青人的特色，同时也为日后人生开启了无边的悲剧。他们是理想的一代，狂热的一代，也是推动灾难和享受灾难的一代。他们用生命与诚实打造了“亲爱的共和国”，“亲爱的共和国”又把他们吃掉。谁说“虎毒不食子”？
“革大”培训毕业后，彭慕陶去了川西区公安大队政治处当副排级文化教员，随部队征粮剿匪，专事文化宣传鼓动工作。叛平匪尽的1954年，转业到成都市前进铁工厂负责工会工作，1955年上调成都市轻工局搞“对私改造”，工作成绩裴然，升为局办公室秘书，并增选为团总支宣教委员，一路看好，前途绚丽。陈建芬去了川西行署机关培训班继续深造，不久分配到成都市百货公司作话务员，接着入团。由于出身成分好，人年轻机灵，再上调到四川省百货公司机要室作机要员，接着“光荣入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好不荣耀。
一个团员，一个党员；一个农村贫农，一个城市贫民，天造地设最佳的组合。1955年相爱多年的恋人，经“组织”批谁成为“革命夫妻”，又一年双双成为爸爸妈妈。好幸福的家庭！好美满的婚姻！为不少人羡慕。时代的暴风雨，人世间的大劫难，却悄悄地迫进。
极权专制的中国，生离死别，分离聚散，不在个人愿意不愿意，而决定于统治者的“革命需要”。正如今日中国股市的涨跌，全操纵在权贵大享的手里。
1957年是中华民族大灾大难之年，“人民共和国”大逆转之年，也是毛氏共产党从革命走向反革命之年。中国没有真理是非，美丑善恶来了个大颠倒。身为成都市工业局团总支部委员的彭慕陶，从万里云端跌将下来，成了毛泽东“阳谋”的祭品，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送到雅安专区荣经县农村监督劳动“改造”。这个新建不久的欢乐家庭，立刻彤云密布，风雨飘摇。
一个日晦天阴的下午，四川省百货公司党委办公室突然把陈建芬叫去谈话，中心内容15个字：“你爱人彭慕陶是右派，要赶快和他离婚！”
俗话说“百日修来同船渡，千日修来共枕眠”，哪这么容易就一刀两断么？更何况他们是“革命情侣”，“战斗夫妻”，为着“一个人生目标”走到一起的。不离婚，今后的路可艰苦啊！
过去是两个人的工资养活五口之家的家庭，现要一人挑起重担，她才26岁，还是个没成熟的姑娘。上，养婆婆；下，哺幼子，还要兼顾农村中的父母，勿用说政治压力了。没想到这个时候“组织”竟然来“关怀”。
当她听完“组织”好心的劝告，想也不想地回说：“领导哦，他一个穷孩子，父亲是川大校工，地下党交通员，靠母亲帮人洗衣缝补活下来，住在皇城坝贫民窖里，书读不起、饭吃不起，小学毕业就去帮书店当小工，16岁参加工作，入团、参军，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这个“组织”还有点人性，知她说的实话，可有什么办法？革命是无情的，只能服从，纵是错了也得说是对的，这叫维护党的“威信”。
“组织”盯了她一眼，只好说：“你是党员，党员就得划清界线。小陈哟，要相信‘组织’，这是对你的关怀，离不离你再慎重考虑一下？”
有什么考虑的？老公就是老公！不能遇到点事就换将嘛！做人不能没良心？她深知此刻彭慕淘更需要亲人安慰、鼓励、支持，就像鱼儿需要水一样。
夜，黑沉沉的夜，远处广播里传来恶心的歌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反动派，被打倒，右派分子反也反不了……”
她脑袋发晕，心里难受：彭慕陶怎么是右派？不，他不是右派！是冤枉的。
人们太善良，总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问题出在下面的人。好像皇帝都是好的，坏就坏在一帮当官的人。其实，皇帝不坏当官的人敢坏吗？也许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今天的中国人不知明白否？那时是不明白的。
她经过再三考虑权衡，决定不离婚，要死守一辈子！主意拿定，陡然倚床走笔向丈夫写去一封饱含感情的信：海干地裂，爱情不褪色，山坍天崩，我们家庭不能崩。亲爱的，放心吧，我永远是你的人，永远为你守护这个家，任何时候回来都是暖活活的……
不几天她的工作发生了变动，调出机要室成了一般的话务员。是呀，右派分子的老婆，怎能呆在省百司机要室，要把卖衣卖布的“秘密”通给了外国人怎么办？
压力油然而生，突然感到矮人一头，老发现身后有人指指点点，窃窍私语：右派老婆，右婆老婆……
在荣经县监督劳动“改造”的彭慕陶，日子更难过，成天在田里地里，雨里风里，不停地干着活儿，吃不饱睡不好，不时还要被干部“修整”，批呀斗呀家常便饭。
此时的农村不再是“牧童吹箫横牛背”，“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景色，红旗飘飘到处一遍火药味，村村舍舍弥漫着喊杀之声，不然何以是“新农村”。正如一位诗人写道：“豺狼当道，血雨腥风惨人寰。星河斗转，无形中消失了多少英雄汉。政不平兮天下乱，法不公兮万民冤。茫茫长夜，寒霜冷雪，何似人间？”
干部督战田间地头，逼着大家发疯似地日夜盲干。上山找矿石，路边架高炉，比武打擂，口号连天，“放卫星”，“争上游”，谁敢有怨言？钢没炼出一炉，田没种好一亩，公社食堂三餐干饭却变成了“大锅清水汤”。饥饿像瘟疫遍及千家万户，“发肿发胖”的躯体到处都是，路边走着走着的人，一倒下去就没气了。
人相食旋即发生，一个小小的荣经县饿死了几万人，是全省重灾区。彭慕陶被“清放”回家，可派出所不上户口。没户口就没工作，一月领不到22斤保命粮。口粮比工作重要，一斤粮票可卖五六元，怎么办？要保这个家，首先保住老公不挨饿。她节衣缩食，口攒肚落，拾菜叶，拣废物，宁肯自巳肠子空着，也得让丈夫儿女吃饱。中国女性最有牺牲精神，陈建芬作出了牺牲自已的准备。丈夫保住了、孩子保住了，可她两个在郫县农村的妹妹活活饿死了。唉，说什么“金温江，银郫县，村村莫炊烟，阡陌人断路。巢无树，鸡不鸣，问君缘何故？三面红旗总路线。”
由于老公是右派，她长期得不到重用，凡开会、进修、参观、学习等好事，都没有她的份，凡下放劳动，到边远山区搞“社教”，就是她去的地方。整整50年没提过一级，应该参于的党员活动被取消资格。她不后悔，平静一笑，淡淡地说：保住了这个家，值！此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反右斗争”后的中国，人们不敢再说真话，只能说假活。“说真话犯罪，说假话升官”，成了“伟大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德”。偏执狂的毛泽东治理国家的谋略一个字：斗！
用斗来治国治人。
要斗，就得搞运动。用“运动”整人，用“运动”杀人，两手不见一点血迹，真高！
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个接一个的“陷阱”，空前绝后，巧夺天工。只要有“运动”，就要把人分成左、中、右各个派别；只要有“斗争”，就有革命、不革命、反革命各个营垒。人们为了身家安全，保命活命，荣升晋级，便拼命争当左派、革命派，不顾一切削尖脑袋往里钻，整人害人，献媚讨好，企翼抢个好位子，以便光宗耀祖，鸡犬升天……
这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
这个不间断的“斗争”，使社会变态，人性曲扭，真没有了、善没有了、美没有了，只有人与人的仇恨，你死我活的拼杀。
阴毒的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人相自危、人相为敌的争夺局面，不然共产赤色江山何以能千秋万代？最后，为了打倒政敌刘少奇，把“大跃进”饿死三千多万人的罪恶嫁祸于人，悍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这骨节眼上，好些右派“错估形势”，用幼儿园的智能去理解时局，以为自已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派，才被“走资派”整成“右派”，也昏头昏脑地造起反来。彭慕陶就是这样一个的糊涂虫。他昏昏然地拉着几个右派跑到北京找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陈述自已当右派的经过。那些耍猴子的文革成员听后怂恿说：“毛主席的反右斗争主要是针对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哪是你们这些工农出身的一般干部，这是走资派不按毛主席指示搞的，你们应该起来揭发他们”。
吃了“迷魂汤”的彭慕陶信以为真，果然跟着“造反派”跳起来，一下“荣获”反革命集派“首犯”美称，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得到一张20年有期徒刑的判决书。
游街示众那一天，陈建芬几乎昏倒了：天呀！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事情？
共产迷梦在她心中消失，这不是个人之冤，是国家民族之冤！
二十年，多么漫长的刑期？还是“反革命集团首犯”，人们都以为陈建芬会离婚。她没有离，一如既往地守护着家庭，守护着爱情的底线。她私下向儿女们说：你爸爸是好人，不是“反革命”！
她是有“组织的人”，“组织”当然要找她，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是“反革命首团首犯”的老婆？
一天“组织”冷着一张脸说：“陈建芬，你要党籍还是要爱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要党籍就离婚，要爱人就回家！”
好硬的话，好冷的心。人活着总得吃饭穿衣，要穿衣吃饭就得有工资，没有“组织”就等于生活在冰窖里，没说找工作，地边种棵瓜，屋前摆个摊，也是十恶不赦的“资本主义”。
“两害相较取其轻”。她悄悄向狱中服刑的丈夫去信：暂办个手续，只有骗他们才能保住这个家。
假“离婚”，真守护，这是“阶级斗争”逼出来的作法。自此，在那崎岖的成雅山间小道上，常常看见一个携儿带小的妇人来回走动，她给丈夫送去温暖捎走痛苦。
“组织”问她：你不是离婚了吗，为什么还去看他？
她理直气壮地说：是呀，离了婚，作为朋友我也应该去看看他，何况还有他三个儿子？！
“组织”被问住了，像泄了气的皮球。
狱监，黑暗的监狱，好些人在绝望中自杀死去，好些人在反抗中勇撞枪口，疯的疯，狂的狂，郁的郁，愁的愁，彭慕陶正常地话着、劳动着、改造着，因他有一条感情的线、一条爱的线。他必须挺过去，为妻子挺着，为儿女挺着，为家庭挺着……
1976年作恶多端的毛泽东终于死了，遗孀江青很快被抓，撑权的毛派势力轰然倒台。在胡耀帮的推动下，千千万万受冤的人获得昭雪。1980年彭慕陶“平反”回到一别十年的成都，回到他那个温暖热活活的家，接着工作、退休，而今三个儿子都安了家，有了第三代，一个欢乐的大家庭。
2008年一个深秋，我和陈建芬、彭慕陶坐在成都人民公园茶馆一角，一边赏菊，一边谈及往事。彭慕陶情不自禁地说：“老黄呀，要没有她这个家早就散了，不知现在我还在不在？她是我们家的功臣，是我挺出灾难的力量，不简单啊！”
家，爱情的港湾，生命的归宿地，不能没有啊！但当年不少难友一划成右派就失去了家，留下终生的遗憾，我原来的家就是这样破碎的。
陈建芬极其平常地说：“人的一生很难是平坦的，既然是夫妻就要共同承担灾难。他的母亲年迈苍苍，我不供养谁供养？三个孩子又小，我不管谁管？
是呀，只有她含辛茹苦忍气吞声，承受着划不清界线的痛苦，维系着这个倒不下去的家。托是做人的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义务！
她简略数语，掷地有声，像铜钟在大地轰鸣，使一些忏愧，一些人反思：你守护好家了吗？
我问彭慕陶，你此生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他说：天安门城楼还没有取下毛泽东狗头像，反民主、反自由。以言治罪反右运动还没有被彻底否定，中共拖欠我们20多年的工资还未发还，怎么能满意？这不是他个人的愿望，是我们一代受害者共同的声音：“反右斗争”何时才能划上一个真正的句号？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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