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一边在各种场合吹捧鲁迅，一边象鲁迅一样诋毁他人，虽然明知“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并向来“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二〇〇八年，新华网等多个媒体报道顾彬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大陆出版发行。在新华网题为《顾彬：40年的爱给了中国文学》的报道中，顾彬说，“那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译介绍给欧洲的，但把他和其它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从他获奖之后我们就决裂了。”
高行健从二〇〇〇年获得诺奖后，就遭到顾彬诋毁。对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顾彬一边说和高行健是朋友，一边说，“高的作品总的来说只能算中等”，有比他“好很多和重要很多的”中国作家，诺奖委员会“抓错”了。但另外三个接受采访的德国专家都赞成高行健得奖，其中海德堡大学汉学教授瓦格纳（Rudolf Wagner）“称赞也能用法语写作的高是与世界文学关联最大的中国作家”。
顾彬贬低的高行健认同东西方传统，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背道而驰，达到了世界文学的高度；顾彬吹捧的鲁迅，反对中国文化，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哄抬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偶像，虽然这尊共产偶像从一开始就被正人君子比如苏雪林视为“流氓大师”。
从顾彬的言行也能看出他与鲁迅相似，鲁迅与秋瑾和徐锡麟是同乡，都曾留日，但秋瑾和徐锡麟敢于奋起反抗清王朝，并因此壮烈牺牲。徐锡麟还被剖腹挖心，心肝被刽子手分吃。鲁迅不敢正大光明地谴责清王朝的暴行。清王朝被推翻后，在烈士牺牲十一年时，鲁迅却“听将令”，为《新青年》写作《狂人日记》，借疯子之口诬蔑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吃人”，诋毁中华文化的根基“仁义道德 ”，首次自暴“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变态心理。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杜塞尔多夫剧院举办中国剧展，主持这个项目的德国戏剧家表示，要研究大陆当代的戏剧绕不开高行健。受慧能启发的《八月雪》在德国首演，高行健被请到杜市参加活动。据贝岭说，顾彬上前对挨骂者表示要“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也是中共当局对中华民国的要求。可高行健在由鲁迅癔造、共产党落实的“铁屋子”中长大，在“六四”屠杀后“逃亡”，主动退出共产党， 不自觉地成为鲁迅的对立面，所以，顾彬那套，高行健明白，而顾彬的现任妻子来自大陆，生长在红旗下，一口共产普通话，她说顾彬冤枉，骂高行健的是媒体，高先生会相信吗？
想来，顾彬亲共与这位来自红色中国的第二任妻子密切相关，就象《被忽视的中华民国》的作者韦唐仕（Thomas Weyrauch）支持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与他来自中华民国的妻子密不可分一样。顾彬在另一篇德国之声的采访中，回答说，“我的妻子非常强，她敢说，跟中国作家不一样。另外她什么都不怕。我需要一个强者。如果她觉得她应该说，她就说。如果我觉得她不应该这样或那样做，我总是反复思考要不要说，所以对她来说我是个弱者。”
面对这位一九五〇年生在大陆，喝中共狼奶长大，一九八五年到德国的女中共党员，顾彬不敢乱说，但在公开场合，顾彬却不谨言慎行，岂不反常？ 对此了解德国汉学界的流亡学者还学文在点评顾彬的 “胡说八道”时，表示，“它们并非无意的‘胡说’，言者是真情吐露；它们并非随意而言，而是有斟酌、有分别的”。
遭顾彬诋毁的高行健、贝岭都不为中共当局所容， 贝岭还因为想在大陆秘密印刷创办于美国的中文杂志而遭中共逮捕；棉棉、卫慧和虹影的中文，绝对不比铁凝差，但前三位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可能代共产党操控大陆作协，不太可能为共产党吹喇叭，抬轿子。得到顾彬赞赏的北岛和杨炼，可以在大陆出书，顾彬可以试图用他们来以偏概全，证明极权中国空前自由。
无论哪个华人，都不可能象顾彬那样在红色中国如鱼得水，成为中共媒体的宠儿。 就凭顾彬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德国一发表就被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就足以证明身为德国汉学教授的顾彬，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
即使是大陆评论界也对他心生疑惑，其中《书城》二〇〇九年七期发表罗四鸰的评论《顾彬的可疑与可敬》，明确表示 ，“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整体评价是非常可疑的”；不过顾彬“将海外汉学界的研究成果一次性地搬运到中国学界”，是个可敬的“搬运工”。
上海作家孙甘露认为，“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体例、标题都很像。”
确实顾彬与接受中共领导的大陆学者没多大区别。他在这本书里除一如既往地挞伐高行健外，还自动过滤了几乎所有的独立写作者，比如，海子和王小波，但提到了八十年代在大陆挨批，后流亡海外的刘宾雁和遇罗锦。与此同时，顾彬换了一种说法肯定毛泽东对鲁迅的吹捧，宣称鲁迅是“二十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中国作家”！
不仅如此，顾彬还竭尽所能地抬高郭沫若。郭沫若象鲁迅一样诋毁中国传统，投靠共产国际，得到顾彬吹捧，不令人惊讶。惊讶的是顾彬说郭沫若的《天狗》“成功地创造了具有生动形式、热情洋溢的诗篇”。《天狗》与《狂人日记》异曲同工，都是狂人呓语，不过前者没有后者那样隐讳扭曲。郭沫若敢于直接宣泄对现实不满，要砸烂一切的病态野心。
中文网上题为《德国汉学家顾彬论鲁迅与郭沫若》的文章则透露，顾彬于二〇〇七年前去四川乐山师范学院讲演时宣称，“郭沫若不但能代表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且还能代表二十世纪的德国和欧洲，因为他的知识和经验跟欧洲的知识分子一模一样”。这让人想起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顾彬如此赞赏郭沫若，却不肯定天狗精神，还反其道而行之，表示，“所以我总是讲破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目前进入了合作的时代。”主张与共产专制合作，这应该是顾彬目前在大陆走红的原因。
这篇讲演还透露顾彬非常清楚，“鲁迅原来是忧郁者”，但顾彬却声称，“他的忧郁或苦闷不是病态，而是一个人对民族、对文化的一种态度”。同时，顾彬还在这次讲演中表示他二十年来做过不少有关“苦闷”的研究，因为它和“现代性”是分不开的。当顾彬在大陆遭到抵制后，为他辩护的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在文章《波恩的忧郁：罪与对话―我所认识的德国汉学家顾彬》中写到，“ 顾彬正是将‘忧郁’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与生俱来的、被铭定的生活方式’实践于其人生的汉学家”。就是说，肖鹰间接证实顾彬也是忧郁症患者。（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