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当五毛不容易，因为对中共暴政及其施罗德的批评之声都越来越多。
一九九八年，施罗德在联邦议会大会上以52.7%的得票率当选总理，那一次他获得了来自反对党的赞成票。但四年后，他只以50.9%的得票率当选。自己内部有一人宁可当“叛徒”，也不肯把票投给他。
施罗德可能是联邦总理中唯一一个在接受任命书时，拒绝按照惯例宣誓请求“让上帝给予我帮助”，虽然与他同属社民党的总统劳在递给他任命书时，祝愿他得到“上帝的保佑”。
施罗德在任上和任下，在内政和外交，无论是对中共对普京，还是对土耳其对伊朗都堪称见利忘义。他也因此获得赏赐。二零零二年，施罗德获得中共同济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二零零三年俄国彼得堡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二零零五年土耳其伊斯坦堡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施罗德支持侵犯人权的土耳其加入欧盟。
二零零六年六月，一名俄国的普京反对者在德国成功获得政治庇护，《明镜》周刊网络版立即于八日发表文章质疑施罗德，因为此前他信誓旦旦地担保普京是个“用放大镜都找不到杂质的纯洁的民主人士”。
二零零九年一月，施罗德以个人名义访问“大选”前的伊朗，拜见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再次引发众怒，毕竟这个独裁者还否认德国纳粹对犹太人施行群体灭绝的罪行。
伊朗目前拥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居世界首位。施罗德是由俄国主导的北欧输气管道建设公司的顾问，有迹象表明他是去为这家公司与伊朗就共同开发谈判开路。
就是说，施罗德为了经济利益，乐于扮演独裁者的宣传工具。不过，据德国媒体报道，施罗德在伊朗工商会的一次公开演讲的文字稿中指出，希特勒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历史事实，否认这一史无前例的罪行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政权要想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那它就必须承认现实，遵守国际规则和懂得让步。可惜不见他这样劝告中共。
二零零九年四月，在施罗德的六十五岁生日之际，《南德意志报》发表文章《施罗德，敲门砖》，列举施罗德的所作所为，质疑这位前总理是“在为联邦德国的利益还是在为自己的账户效力”。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号《明镜》周刊驻京记者罗安（Andreas Lorenz）以《聪明的施罗德先生》为题报道，“前联邦总理施罗德乐于前往中国。他利用在那儿的关系帮助德国企业”。报道透露武汉接待施罗德就象他还是总理一样。施罗德此行是给“德中大道”揭幕。他在面对近三千个听众的发言中赞扬“五千年的伟大文明”和六十年的成就。“从附近的纪念碑闪耀过来的是伟大的毛的红光和金光”，罗安特别描写毛泽东的雕像就在附近，显然是在表明毛泽东的影响还在，可惜，他没写中共六十年的“成就”实际上就是把五千年的伟大文明几乎毁灭殆尽。
罗安认为，施罗德第一次讨得共产党的欢心，是因为一九九九年中共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误炸后，他作为西方的第一个政治家前往北京道歉。后来他比别的欧洲政府首脑都经常去中国，并在访问中从不警告中共尊重人权。相反他还建议欧盟放弃针对中国大陆的武器禁运。二零零六年三月以来，按中共媒体报道算，他就到过大陆八次，但罗安认为，施罗德去大陆的次数更多。而且，“施罗德对他个人的生意保持沉默；有时他的反应如此激烈，就好像谁又在说他染发一样。”这篇报道也提到，施罗德甚至会为了高额报酬，不惜参加温州一家公司的活动。
这一次施罗德在武汉的活动结束后，乘坐一个在大陆为地铁打洞的德国公司的私用飞机到成都，目的是帮这家公司赢得开通别的地铁线路的合同。成都当局派了一个由一辆奔驰六百和五辆轿车组成的车队，把施罗德迎接到香格里拉大酒店。卢秋田则专程从北京赶来奉陪，陪他参观熊猫，陪他拜访中共的省市领导。下一站是昆明。可惜李嘉廷已经坐牢，否则，奥迪总理可以与奥迪省长一起乘坐奥迪出游！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德新社以《施罗德偷了热霍费尔的秀》为题报道：施罗德和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热霍费尔等，出席在青岛召开的国际新能源论坛的开幕式。但是在与巴伐利亚州有友好关系的山东，前总理被当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得到热捧，而坐在他旁边的现任州长却被晾在一边。热霍费尔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开幕词中没有被提及，也没有得到致辞的机会。报道结尾说，施罗德表示，“对他来说是‘绝对的新情况’，以‘尊敬的巴伐利亚州州长先生’的名义讲话。”这是德新社发自大陆的消息，德国多家媒体刊发。或许热霍费尔不在乎，但巴伐利亚州的选民肯定有意见，毕竟他们选的不是社民党，更不是施罗德。
从大陆媒体可以获知，二零一零年“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先生在我国前驻德大使、中国外交学会前会长卢秋田的陪同下，对青岛进行了友好访问”。
总之，施罗德在任上和任下，都见利忘义，与独裁势力同流合污，离任后，更无所顾忌地为强权涂脂抹粉，为商人当敲门砖和广告牌。好在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德国媒体的跟踪，但愿德国媒体的批评能对他有所帮助。（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