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也是红卫兵的祭日。本文为此而作。
中学时，我们班有两个“优秀学生”，一个是班长田同学，另一个是本班的团小组长平同学。平同学是女生。
平同学之所以成为“优秀”，并非因为她学习成绩好，亦非在“活学活用”上有独到见解或生动讲用。恰恰相反，她的学习成绩一般，数学还比较差；讲用时口齿手脚又不甚灵光。但是，平同学却有一个优点为人所不及：她为人严谨、认真，虽然缺乏思想，缺乏理解，但是，只要听懂上级组织或是班主任的话，并且开始执行，就非常认真，而且很执着地一定要干到底。她是个服从型的团员，而且属于严格服从那种类型。从这一点说，平同学确实“优秀”。
也许，老师、学校还有团组织，就是看中了平同学这种执着、认真的服从性格。
文革开始了。平同学因为家庭成分好，出身好，第一批就参加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跟着大伙一块儿抄老师家、斗同学、贴大字报、游行……革命热情很高。后来，她与本班一些同学到北京串联，住在安定门的一个红卫兵接待站，等待毛泽东接见。
接见被安排在首都机场，百万红卫兵在跑道两侧排列。平同学与大家一样，将“语录”端在胸前，等待幸福时刻降临。当毛泽东乘坐的检阅车出现时，红卫兵们争相起立观看，你拉我踏，现场秩序大乱。等检阅车通过后，大家发现平同学不见了。同学们心急，她从未出过远门，这是第一次来北京，人生地不熟，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她又是女生……大家到处呼喊、寻找，也不见。只好回到接待站等她。到了天黑，也没有平同学音信。同学们报告了军代表，大家一块着急。
到后半夜，平同学突然意气风发地出现在宿舍门口，一本“红宝书”端端正正捧在胸前，脸颊通红，气喘吁吁。大家很惊奇，忙问她怎么回来？平同学自豪说，从首都机场一步步走回来。众人更吃惊，问她怎么找到地方？平同学说，出发前，军代表说，咱们住的接待站附近有高楼，上面有一颗红五星，到了夜里会闪闪发光，只要看见这颗红五星，就是看见了毛泽东，就能找回来，我在很远的地方看到这颗五星，对着五星走回来。
众人极为惊奇，夸奖平同学聪明，确实与常人不同，又有毅力，终能成功。军代表知道了此事，连连称奇，说，心中一轮红太阳，艰难险阻变通途。
那次接见以后，平同学就喜欢穿军装，有时还扎腰带，戴军帽。这个习惯一直保持着。逢到她认为的重大节日、时辰，必定是这套行头，装扮整齐了，才挺着胸膛，雄赳赳的出门。
1968年初，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时，平同学已是我们班“革命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那时候，因为我参加的组织被列为“保守组织”，而平同学参加的组织则被中央文革命名为“造反派”，所以，平同学自告奋勇要“改造”我，做我的思想工作。我被她结成了“一帮一，一对儿红”。
那些天，她经常到我家来，与我促膝谈心，讲她自己学习毛泽东最新最高指示的体会，要我也讲自己的体会。我不敢不讲。于是，平同学得意非凡，以为她的思想工作卓有成效，毛泽东最高指示光芒万丈。她更勤奋来我家，几乎每天下午都来，一直到晚饭也不走，坐在我身旁，我也不好赶她，全家人只好陪坐听她讲用，无法吃饭，场面十分尴尬。而她却浑然不觉。
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平同学是个可以为了主义而不顾一切的人，甚至连为人处事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都可以不顾。
但是到下乡时，我却被平同学的壮举“感动”。本来，学校公布的下乡名单并没有她，她出身好，又是造反派，每天穿军装，已经“根红苗正”，等着接革命班就是了。但是，她却报名下乡了。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决心书，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她卷起铺盖就走了。
到现在我仍相信，平同学下乡完全出于自愿，除了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誓将“文革”进行到底外，无“二心”。
其实，要说被平同学自愿下乡感动，心里多少有点忐忑。因为她的举动，突破了我认识人的标准。她不像我有外在压力，戴着黑帽子，背着黑锅，我必须接受革命赐予我的一切，包括苦难与折磨。而她，坦途摆在脚下，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结合的如此完美、和谐，而她居然能抛弃个人利益，选择下乡，主动选择去吃苦。我被感动的正是这个，我的不安也是这个。但愿我没有看错人。
下乡后，平同学所在知青点是一个新建队，距离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二十多里，我也很少听到有关她的消息。有一次，平同学新建队的几位同学路过我们家，我招待他们喝水。说到平同学时，一位新建队的同学说，有一次给棉花打药，因为用了剧毒药3911，又是大热天，队里规定一个来回休息五分钟，唯独平同学不休息，背着15公斤重的喷雾器，戴着草帽，捂着口罩，在太阳下一趟一趟来回喷药。在地头树荫下休息的同学们，默默看着平同学，火红的太阳光芒万丈，一大片棉田里，就她一个人在干活。大家谁也没有说话，没有人讽刺她，挖苦她，谁都知道，打农药不是玩嘴，不是写决心书，不是写思想汇报，头顶是毒辣辣的太阳，底下是湿气蒸腾的土地，手里是剧毒的农药，想出风头的人，有，但没人敢拿自己的性命玩真的。
下乡三年以后，平同学招工进了工厂，干起了车工。还是像中学生一样，她工作一般，而且次品率高居，换了几个师傅，都不愿带她──那时候没有奖金，师傅们可惜那材料，好好的材料，愣是让她一刀一刀镟成废品，实在可惜。怎么说都改不了。
正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开始，平同学毕竟是造反派，自觉蛰伏多日，修炼已成正果，便套上军装，准备出山了。此时，恰逢上级往厂里派来一位造反派出身的“山大王”充任党委书记。平同学便亮明自己造反派身份，积极靠拢。无奈她在厂里实在没有业绩，工作一般，次品率高；厂里的政治运动、团组织活动，她也没有表现出才华。所以，尽管山大王极力吹捧，全厂职工却反应寥寥，平同学始终进不了厂领导班子。山大王力排众议，文武两手硬，强行安排平同学进了厂团委，给了个副书记职务，可以半脱产，在政治处有一张办公桌。至此，平同学参加到路线斗争中，领先锋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面目已现。
除此之外，平同学还兼任山大王的秘书和游泳陪练。只是平同学不会游泳，不过换上泳装，比划个样子。山大王也算聊补无米之炊。
平同学初尝革命成功滋味，百感交集。从文革开始至今，用青春之水浇灌的那株幼苗，从前那样悉心讲用，艰苦劳动，也没有结出一颗半颗果实。而现在，紧跟山大王，转眼间便步入领导层，坐办公室，看文件，写报告，实际已经接上革命班。平同学已经看到东方地平线上那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她决心在路线斗争的血雨腥风中再博一把。从此，她完全不把车间放在眼里，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不管山大王给她布置什么工作，她都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拿不下来也要咬对手一口。
渐渐的，平同学练就了一张革命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张口就来，且波澜起伏，滔滔不绝。此时，平同学着绿军装，扎帆布腰带，挺胸收腹，涨红脸，额发飘拂，自信、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谁知到了第二年，山大王触犯刑律，弟兄们眼看保不住他，只得被抓进监狱。
平同学等一帮属下得知，连呼冤枉，愤愤不平，便策划着为山大王讨公道。
此时，平同学已经结婚，还怀着孩子。丈夫便劝她，事已至此，算了吧，人已经进去了，共产党的监狱，只有进去的路，哪有出来的门？再说，山大王所做之事，路人皆知，关几天也不为过。
平同学马上厉声喝斥他完全没有站在路线斗争高度看问题，只看到事情表面现象，这就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说的丈夫连连叹息……
平同学腆着肚子，参加到争取山大王释放的斗争中。他们居然策划出在公安局门口静坐的“壮举”。平同学虽大腹便便，却静不下来，在静坐现场与公安激烈辩论，宣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宣讲文化大革命“丰硕成果”，又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公安见她一个孕妇，如此卖弄力气，整日过来聒噪，且说出的话引经据典，均在帖、在册、在本，于是无奈，气的瞪眼睛，任她张扬、叱口。
平同学的静坐队伍，在公安局门口闹腾，成为那时城内一大景观。
在公安局门口“静坐”效果不好，平同学与他人又策划新行动，带着十几个追随者，敲锣打鼓去监狱门口“迎接造反派战友光荣出狱”。一时监狱门口人头攒动，大批好奇者蜂拥围观，交通为之堵塞。最后，还是卫戍区派来一队解放军，带队长官挎着小手枪，解开风纪扣，袖子挽起半截高，厉声喝斥平同学，别不知好歹，这里是专政机关！平同学和众人才悻悻而散。
静坐失效，接狱又不成，平同学好不懊恼。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日盛，平同学依然抖擞精神，与战友上街战斗。
可惜，平同学战斗了几天，四人帮竟被抓起来了。消息公布后的那几日，平同学如丧考妣，沉默不语，她心里想的什么，只有天知道。以后形势逐渐明朗，大局已定。开始抓“残渣余孽”了，无非这一派整那一派，而且整得更狠。幸而平同学在家生孩子，暂时躲过一劫。等到孩子露脸，厂里争相传说“小山大王出世”、“山大王再生”，加上厂里清查办公室开始整理平同学材料，让她交代若干重大事件的策划、行动，平同学百思不得其解，总与清查人员争辩：我也是按照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走的啊！咱们那时候都在一块并肩战斗啊！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
加上“小山大王”传说，平同学处境孤立。与她一个厂的同学为她说辞：要说平同学为人，说过头话，做触底线之事，都有，但于风月事，恐怕此人并无此心，要说在激情燃烧年代，有谁以革命的名义，做下点滴红莲之事，也难保一定没有，但是，平同学一定不是主动，至少不会以风月玷污革命，玷污她心中的主义和理想。
随着清查工作基本结束，平同学被撤销所有职务，暂时发配到后勤卫生班，每天跟着一群大妈在厂区打扫卫生。厂里上下班人来人往全是熟人，风吹到耳畔的流言，眼角瞄见别人指指点点，平同学的精神几乎崩溃。
狠心狼专咬瘸腿猪，厂里“清查办”又命她从集体宿舍搬出，另找了一间矮平房，叫她一人居住。平同学独居后，每天冥思苦想，陷入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革命路线中不能自拔。
此时，平同学的丈夫再也受不了生活与内心的双重煎熬，提出离婚，而且抱走了孩子。那时，平同学的心思终日纠结在文革中，根本不在人间，糊里糊涂便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等回到独居小屋，才知道已是孤家寡人。这时渐渐回想往事，历历在目，猛回头，自己这10年的苦苦争斗，竟像水中捞月、竹篮打水。所谓文革，就是墙上那面镜子，你照它，还有自己一张脸，你不照，什么也没有。
平同学精神崩溃了。
1998年秋天，我从北京回到学校，参加中学同学聚会时，看到平同学也来参加。她还是那样，收拾的还很得体，模样也没有大的变化。因为我们过去有过交往，她便与我聊天。那时，我并不知道她的情况，聊天时也没有想到她有异常。直到聚会结束，她向我要联系地址，我就随手写给她。
回到北京，有一天，我收到平同学寄来的信，厚厚一叠，拆开细看，着实吓了一跳，竟是中央路线斗争的内幕，谁与谁联手，将谁搞下台，谁是毛泽东钦定，谁是毛泽东所不容……洋洋洒洒，竟至万言，且全部手写，密密麻麻，真有功夫。与港台时尚小说如出一辙，真不知道谁抄谁的。
我看了吃惊，忙给比较熟悉她的韩同学电话。韩同学在电话那边说，你真不知道？平同学已经得了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我说，她是个很单纯的人啊，几乎没有思想，怎么会精神分裂？
韩同学说，是啊，谁都知道她是个单纯的人，单纯到没有自己的思想，别人的思想就很容易种进去了，她是陷进文化大革命那潭水里，停留在那里了……
韩同学的话，使我想起平同学1966年在北京见毛泽东，她远远地看着那颗红五星，一步步走过去，却一直没有走到……
时光流逝，到了本世纪初的一天，平同学所在的厂举办“知青40年”聚会。那天，一位穿绿军装，戴绿军帽的老太太，挺胸走进厂区。老太太看见几个人从花园前的石凳起身，留下垫坐的报纸。她忙抢上前，将那几张报纸捡起，细心折好，放进自己的提包里。
这都是党的喉舌啊！老太太喃喃道。
那张报纸，是本地出版的“娱乐时报”。
2011年底，有同学给我电话，平同学因病去世了。在我采集她的事迹过程中，给我介绍情况的同学，没有一个人嘲讽她，挖苦她，也没有人用流言和传说杜撰她的故事。大家都为她惋惜，说，她是一个老实人，一个好人，自己没有思想，跟着人家走，陷进“文革”太深而不能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