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代文化的神传文化的其中之一是属于道家文化。自黄帝时期起，讲“道”之风，蔚为大观，历经千年，绵延不绝。直到周朝的春秋时期，老子李耳，应世而出，挥洒五千言，分章上下，道德中国，开诸子百家之先河。由此可知，作为修道文化的道家思想是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文化起源之一。老子骑牛，叩关西去之后，杳无影迹。而道家思想已然得到后学推涨，历史上的关尹、文子、庄子等人留下了探讨研论道家思想及老子思想的著作，丰富了人们对于“道”的各个角度的认识。汉代以后的道家修炼人更是多如星汉，虽然其中的境界各有不一，但也从中可知，神传文化，乃至由神传文化引申而出的半神文化，能够在人间布行，已属来之不易，得之更难。因为，世人多随波逐流，人心易变，个人感悟不一，由修道的境界而产生出的各种认识也繁复多样，丰富了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的各个境界修道理念和文化。反过来，这些各色各异的理念也影响着不同世人的认识，产生了各种社会思想差异。同时，有些世人偏离了修道的真正理念，走入社会思想之中的一家一隅之学。
那么，古人的修道境界和他们的“道术”研究是怎么关联的呢？本文重点拿两篇古代文献作对应性考察：一篇是《黄帝内经.素问》之〈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另外一篇是《庄子》之〈天下篇〉。
首先，我们先考察《黄帝内经.素问》之〈上古天真论篇第一〉。该文有关于古今人差别的说法：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也就是说，上古之人懂“道”，掌握阴阳与术数的规律，会养生，调形神，所以能够长生。而对于今时之人的描述，不知修“道”之理，起居无常，心理妄念多，喜爱吃喝玩乐，所以不能够长生。
可见，知不知“道”，是古代为医和养生的关键。修“道”的思想依然是《黄帝内经》的主导思想，由此可以确证，修道的认识在影响着中国古代医学技能的成就。回避这一点的认识，是无法获取古代中医的真正学理（道理）精髓。所以，虽然有些中医研究者已然明确了研究中医的“阴阳”“五行”“运气”“经脉”此列方面的物理与人体之中的高层内涵，但由于缺失了对修“道”的真正体悟或者无法具有修“道”的实践修为，仍然不可能真正的掌握古代中医的神传文化的本义和真谛。
在《素问》里，还多次提到“道”或者“修道”之理，本文再举例佐证，比如：
〈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曰：“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
〈生气通天论篇第三〉曰：“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金匮真言论篇第四〉曰：“故善为脉者，谨察五藏六府，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曰：“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
我们看到，在上面的论述中，无论是从万物之物理性质来理解“道”，或者从人体的各层结构来遵循“道”，还是“修道”境界的“无为”修为，莫不是道家最根本的修道修行实践。由此可知，《黄帝内经.素问》属于上古时期道家思想的修行实践得出的“道术”。不知“道”，不修“道”，无法明瞭“中医”，这个才是真正“道术”研究的事实。
同在《素问》之〈上古天真论篇第一〉的结尾中，文本用黄帝的话指出四种境界的修道状态，分别是：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原文这样写作：
“黄帝曰：余闻——
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很明显，该文本的理念认为，真人、至人，相当于不同境界的得“道”之人；而圣人、贤人，相当于不同境界在在世俗的修“道”之人。因为，真人能够“寿敝天地，无有终时”，那不就相当于得“道”神仙？至人也是“淳德全道”，属于已经得“道”的状态。圣人还在世俗之间，虽有嗜欲，但心性很高：“无恚嗔之心”，“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属于一种修行修心的状态。贤人也依据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相信并参悟古代的神传文化和半神文化，把自己的生活与天地阴阳协调，也相当于能够理解“道”的状态，只是自己身心的修行不够加强加深。这四个境界，把神与人之间的差别勾勒出来，同时也是在构建一种由神到人系列性关联的修“道”谱系。这种谱系也算是对应了不同层次由神到人的“道术”境界的差异。
从文本阅读中，我们发现，《素问》已经指出不同境界的得道修道状态，并实践性指明，修道悟道才是真正的医家“道术”。脱离此“道”，就会落入不同境界之中的所谓的“医术”理念之中，甚至迷失了医家“道术”的真谛，降格为普通的医术或者方术。古代医学与修道悟道是相互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对于疾病的理解，必然有超然的修道者才能够真正在不同境界之中做出相应的解释和医术上的对待处理办法。生命健康的本质和本义，乃是从修“道”之中得到。所以，从历史事实看，我们是决对不能离开“道”去理解中国古代中医。
通过上面论述中对《素问》文本的“道术”理念的考察，我们可以对应性的理解到《庄子》之〈天下篇〉的“道术”理念是怎么回事。
〈天下篇〉一开始就指出当时社会思想分化的状态：“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也就是说，治学“方术”的，都算属于“有为”之理，也就是相当于“有为法”，那么，这样的治学不属于“道术”，而属于“方术”，所以，庄子在此文本之后，再也没有提及“方术”。这是因为，庄子文章属意的是修道与悟道，讲究的是“无为”，离开“道”的探讨，是不在庄子的范畴里得到认可的，那么在〈天下篇〉主要探讨的是围绕着“道术”的范式進行理解。同时，庄子也认为“道无所不在”，那么人们提出的相应问题是“古之所谓道术者”果然会有存在么？庄子的回答当然是非常明确的：无所不在。
那么，庄子理解的“道术”的无所不在是怎么表现的呢？在庄子的〈天下篇〉里，庄子也像《黄帝内经.素问》一样，给读者构建一个由神到人的“道术”谱系，原文这样写的：“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
不离于精，谓之神人。
不离于真，谓之至人。
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
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
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这个谱系列出了七种类型的境界人格：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民。很显然，天人、神人、至人，前面这三种，属于不同层次的“神”的境界。神仙难明，神意难测，故而对此，庄子言之甚少。但在该文后面，庄子在阐明关尹和老聃的“道术”的时候，也明确的认为他们属于“真人”的得道神仙的境界。这也对应了《素问》之〈上古天真论篇第一〉的真人的神格境界。同时也说明，庄子排列的前面这三种神格境界的层次：天人、神人、至人，不是固执一词的，也可以有其他类型的说法。而后面的四种属于在世间的“人”的境界：圣人、君子、百官、民，显然也算是由高到低的境界排序，并作了明白详细的解释。圣人人格是围绕“天”、“德”、“道”、“变”的构筑自己的内涵。君子人格是围绕“仁”、“义”、“礼”、“乐”的构筑自己的内涵。百官人格是围绕“法”、“名”、“参”、“稽”来构筑自己的内涵。民的人格是围绕“生养”来构筑自己的内涵。不过，现在我们反观，任何处境在社会各种状态的修道人，都可以修道。所以，像“百官”与“民”的划分，在“道术”理解上不是非常准确。但在整体考察看，庄子的这套谱系系统，与《素问》之〈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完全相符相对应，只不过在庄子那里的划分层次更为细致而已。可惜的是，这一“道术”理念传统，在庄子以后，表现的若隐若现，在官家和民间的讲学传授之中很少再明确阐述，由此也造成汉代以后对于“道术”理念传统的模糊性认识。可见，在周朝的春秋时期，中国古代文化还处在一种神传文化与半神文化之间的状态，并且相应的构筑出具体的“道术”理念，形成一种有修道状态的道德境界认识。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决非虚言，历史事实锻造的文化一直在说明着神与神传文化的真实存在。
综而言之，本文在考察《素问》之〈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与《庄子》之〈天下篇〉，发现了古人对于“道术”的理解已经在一定的修“道”境界和层次之中去体悟和发现了。由此证明，古代的许多技能、乃至学术（其中一部份属于“道术”），多多少少都与修炼、修行、修道有关联。那么，我们能够体会到，古代的神传文化和半神文化非常广泛性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得到光芒璀璨的道术成果和技能成就。此方面理当给予我们当代人明智理性的启示，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道术）实践意义。我们现在的修炼人一定能够在大法修炼之中再進一步，开辟出人类新纪元的新文明、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