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9月13日讯】王有才：我与李录的冲突第二次是五月13日-五月14日，当学生绝食时，李录在广场上极端激进：提出“绝水”、“卧轨”、“自焚”（才能进广场指挥部）等主张。关于共产党抛出的王军涛等人的89民运的“黑手”，我在秦城监狱就感到很惊诧。他对北大自治会（筹委会），北高联，更不要说其他高校的自治会，有什么影响力？我当时认为刘刚也比王军涛影响力大一些吧。但是《6.4镇压》之后，王军涛的“黑手”就出来了。王军涛通过王丹来领导89民运了，等等等等，就这么炮制出来了。
封从德的批注写在【】内。
第一次是在四月底之前，李录可能刚到北大，我不让他参加北大筹委会的事务。很奇怪，我一般对外地来的大学生是很友好的，我经常陪外地来的学生特别是包括天津的学生介绍北京的情况。但是对李录，我一开始就很冷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类似，李禄也曾提到这一点。】
第二次是五月13日-五月14日，当学生绝食时，李录在广场上极端激进：提出“绝水”、“卧轨”、“自焚”（才能进广场指挥部）等主张。因为我当时是北大筹委会安排的《北大绝食团》的负责人（当时由我和蔡建二人负责），由于李录当时不是北京的学生，我一定要检查他的学生证，想不让他加入广场指挥部（我当时其实怀疑他很有问题，怎么一上来就这个样子）。后来由于熊焱担保，我也就没有抓住他不放（想想当时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情形），也因为还有其他许多事要做，另外这样的“绝食团指挥部”我个人也没有兴趣参加。
【平心而论，当时绝食团组织散漫，成立指挥部也有必要，只是李禄的建议过於极端，将以前的大部分骨干排除在外了。指挥部5/15早晨成立，我是5/16晚才加入的。】
第三次是五月30日当天的北高联常委会会议。由于“五。二八”全球华人大游行没有能够把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上撤下来（高调的《5.28全球华人大游行》的目的就是学生找台阶下来，让戒严部队难堪的），会议认为原因主要是李录和柴玲，当然也包括“首联”，北高联准备再组织大游行把广场上的学生撤下来。但是由于“首联”的原因，北高联当时并没有形成决议怎么做（首联的信息来自王超华）。当时只是决定由杨涛组织纠察队领取经费为下一次撤离广场的游行做准备。而决定由我王有才组织一个特别纠察队对付李录（同时注意柴玲）。原因是会议认为上一次“五。二八”全球华人大游行广场没有撤下来主要原因是李录和柴玲（据会议上的详细介绍，一开始柴玲是同意的，当时李录不在，后来由于李录的反对，柴玲也不同意了）。当然后来由于刘晓波等四人在六月二日到广场绝食等，以及后来我与北高联常委等人在六月三日晚在当时的北京饭店与台湾的《血脉相连演唱会》联络。当天晚上中共就开始了镇压。
【“王有才组织一个特别纠察队对付李录”，实施情况具体如何？为何李禄说是“绑架”他？】
关于王丹：由于王丹当时已经经常不经北大筹委会同意经常搞个人的记者招待会，很少参与北大筹委会和北高联的事务，而当时北大筹委会有决议部长以上的人员不能未经组织同意搞个人的记者招待会，王丹在四月下旬就被北大自治会将他的北高联代表身份撤销，由封从德代表，从此之后，王丹在北大自治会和北高联就没有任何影响力。而当时吾尔凯西在北师大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后来北高联从北师大迁到北大后，吾尔凯西在北高联就没有影响力了，但是北师大的北高联代表梁二还是受吾尔凯西影响比较大的，但是梁二的为人比较平实。
【大致如此。】
封从德是因为五月四日的天安门广场游行特别是与周勇军同时发表“五四宣言”等原因（包括有些决定没有经北大筹委会同意而做出）而使得北大筹委会决定将封从德在北高联的北大代表撤回来的（当时封从德是北高联主席，由于北大筹委会将封从德的代表资格撤下来，封从德就不再当北高联主席），当时为了防止北大派去北高联的代表与北大自治会通气不够，特别派出邵江和安宁二个人作为代表，但表决只是一票，并要与北大沟通。（所有这些我后来想想都是北大筹委会的多数意见经谢健判断并通过个别谈话后然后开会而实现的，不过我的想法可能也是不全面的，因为事情很多，当时很多事情根本没有细想）。
【这里有才记忆或角度可能有偏差，与许多人包括我的记忆有差距。5月6日我就辞职了，并不是被撤换而是主动辞职的（所以才会是两方面的职务都辞了：北高联主席和北大筹委会常委），主要是想完成硕士论文，还有一个月就要答辩了。谁知回研究所第二天，我的电脑又坏了，才又从头参与的。详见拙著《六四日记》。】
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北高联包括各个组织的会议中共顶层很快就等到了，甚至现场“直播”，不过中共顶层的会议精神，我们也很快就知道了。戒严部队的分布情况，北高联得到了非常清楚的地图分布。说实话，我个人感到无能为力而也只能尽力而为，这个也是我个人为什么特别想将学生撤离广场的原因（也包括我个人很不喜欢广场指挥部）。另外，由于北高联想将广场上撤下来，当时已经减少了对广场提供经济支持，广场上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如果再往后一些日子，广场上的学生还是能够撤下来的。我当时个人包括特别行动委员会确实想控制李录柴玲（李录后来在法国说我是想绑架他，但是我当时完全没有说过绑架二字的）。这个恐怕也是镇压发生在6月初的原因，当然当时赵紫阳已经没有作用，邓小平等人已经决定镇压了。
【大致如此。学运方面也能很快知道中共顶层的会议精神，也许是这样，但类似消息实在太多，是不是当时也难辨真伪？也许高联有可靠管道？如何当时就知道是可靠的？】
关于北高联从广场上撤回来跟《首联》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北高联的总部早就在北大，一开始由于绝食的原因，重心向广场走。后来由于军队戒严，大量的堵军车等由各个学校派出学生去帮助市民一起做。北高联不可能专门在广场上，特别是9个常委都在广场干什么？这个也就是我当时说王超华的（原话是“你不是一开始就反对绝食的，为什么还一直在广场？”当时，杨涛，我，可能还有其他人都到广场上或通过各种方式通知北高联各个常委了。北大自治会建议北高联回北大总部，主要处理戒严部队和学生撤离广场的课题，当时还谈到北大恢复包括校园民主的问题，因为北大筹委会一开始是经合法选举产生的，当时选举结果：北大官方学生会和北大官方研究生会都被北大自治会筹备委员会（本科生和研究生）高票取代）。北高联离开广场跟首联没有关系。
【北高联从广场上撤回来确实跟“首联”无关，而是5/22晚被广场议会迫使离开的。但首联次日一成立，王军涛、王丹等人就去北大劝北高联不要回广场，应该也是事实。这有几人的回忆。另外，王有才对王超华那样说，一个背景是最初发起绝食时，王有才“被签名”，排在最初几个人的签名名单上，似乎这是一个心理背景。】
不过后来周封锁和王超华对我的指责可能是有道理的。周封锁、王超华认为当时北高联在广场上已经起着决定性影响了。北高联撤离广场反而对广场失去了直接影响。我个人不知道如果北高联5月22日不从广场上撤出来，北高联是不是能将学生在5月底撤出广场？
【可能性也不大，这时执行中共党组织任务的“保皇党”们已经布了更大的局——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北高联抗不过首联与广场议会、指挥部联手的抵制。】
关于共产党抛出的王军涛等人的89民运的“黑手”，我在秦城监狱就感到很惊诧。他对北大自治会（筹委会），北高联，更不要说其他高校的自治会，有什么影响力？我当时认为刘刚也比王军涛影响力大一些吧。但是《6.4镇压》之后，王军涛的黑手就出来了。王军涛通过王丹来领导89民运了，等等等等，就这么炮制出来了。
【在“六四口述实录”访谈中，王有才说他自己作为北高联秘书长，居然在八九民运期间根本没有听说过王军涛等人，可见与学运主题绝缘到何等程度；王军涛等人在八九民运期间也几乎没有被报道过，这从《联合报》几千篇报道的数据库中查不到可以证实。“王军涛通过王丹来领导89民运”也是很令人迷惑的，其实迟至1989年春，王丹才第一次见到王军涛，而且是批评王军涛“新权威主义”的。】
现在王军涛为什么来参与89民运，他的律师张思之作了介绍，他是第一个从中共的监狱流放到美国来的。他也积极参与“海外民运”。我2004年来美国时，有很多人跟我谈他的事，我个人也当面质疑过他。当时不知道，现在看来，他为什么参与海外民运也比较明白了，包括为什么参与中国民主党。这个也是我2010年说的王军涛有很多特务帮助他的原因了。当时有人还反问，这些特务支持王军涛难道不支持王有才吗？我现在也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多人要搞中国民主党的原因我已经说过二次了。有三类人了。我这次不想再在这里再说了。
【张思之书中说，王军涛之所以上天安门广场，是执行中共中央统战部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结果没能完成任务，当了替罪羊。帮助党组织执行任务，反而成了罪人。】
其实，89民运的时候，我就不喜欢《首联》的，当时就是刘刚要搞的《全国高联》，也是被我等人否决了，我自认为起的作用比较大。我并不是不想搞《全国高联》，其实是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当时一开始《北大自治会筹备委员会》不喜欢北高联的成立方式，就是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一开始曾经引起北大筹委会的长期对北高联不认可。可笑的是我2010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更有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我2010年是知道的，但我还是犯了代表性不足的错误。一心想在海外做出一些事情，犯了1989年都不会犯的错误。典型的空降和阴谋。
1986年我第一次参与学潮，后来我就在学生中积极串联，1988年，我参与北大的行动委员会，当时被其中的一个警察私下说我们这些人会推翻共产党的，他没有跟我说推翻社会主义制度。64血腥镇压后，我被判刑。我第一次出狱后的1993年，我们有一帮人认为通过三十年我们能够实现民主制度（当时的推翻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意思），现在二十一年过去了，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呢？我个人现在有点累，有点困惑。不知道。但是共产党在反对派里下的本钱真的也不少啊！
【这点本钱中共还是有的，而且非常充足，甚至可以不惜血本。】
我在这里想再说一遍，89年各类人物中，我认为谢健，刘刚，李录是最厉害的三位。其他人与我差不多，有些人这方面强一些，有些人那方面强一些。北大筹委会的代表性人物有很多，比如谢健、蔡建、常劲、彭嵘、熊焱（演讲口才受很多女生好评）、杨国忠（当时有人告诉我宣传部成为水？不进去的地方）、赵体国、邵江、武运学、肖旭、安宁、刘茵、马学理等等等等。当然应该包括封从德、王丹、沈彤等名人，甚至包括孔庆东等人。
【还有好些人，这里不提名字了。其实他们的作用很大，外界只知道几个爱冒泡的“明星领袖”。下面说的谢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外界几乎不知道他，而实际上他在学运组织内部，其作用比明星们大太多。】
关于谢健：如果说我一开始认识北大筹委会的很多人的话（主要是88年行动委员会的人，后来由于警察看的很紧，88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杨通学一直没有能出来，虽然有些人说他也不怎么样，但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88行动委员会他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包括邵江、沈彤、武运学、熊焱、肖旭、等。当时也知道刘刚和封从德。但是一开始我与谢健是不认识的。我与他一开始也有许多争论，我几乎每次都被他说服了。甚至在绝食刚发起时，由于我当时内心支持绝食，曾被他说,要我多动脑筋。当时一开始还是我将柴玲带入北大40楼的北高联的办公楼的办公室的。后来证明谢健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对我看的很准的。后来李录在绝食团的冒升，使得我更认为谢健说的对。我后来被通缉也是谢健的原因，没有他，我是不可能去北高联的，因为我自己并不想去。如果我不去北高联，我肯定不会被通缉，但是坐牢恐怕也是逃不了的（我89年之前有政治性案底，与谢健不同）。如果我不被通缉而坐牢，我后来的情况与现在会很大的不同，我很可能不被关在秦城监狱，也不会有专案组通过提问使我明白什么是政治中更重要的东西，我也不会有时间，空间、经历在秦城监狱思考问题，肯定后来也不会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了。也不知道现在的我怎么样了？现在想来也是命运。
【这些都是外界不知道的，希望日后有才能更详细地整理出来。】
关于“空校运动”：当时谢健也是非常想将学生从广场上撤下来的，他做了很多工作。我记得谢健告诉我为了将广场上的学生撤下来，要搞“空校运动”，他让我通知杨涛。我当时没有想就同意了。并告诉杨涛，让他去广场做工作。我相信杨涛当时就同意了。我告诉杨涛时，我特别说这是谢健提议的。
【没能真正实施“空校运动”计划，日后想起来每每心痛。说明一下，有两个不同的“空校运动”。后来的尤其是“六四”后的“空校运动”，与我们原先的方案差很远。原先的方案，尤其是杨涛拿到指挥部商议修订后的方案，几乎就是今日茉莉花革命的方案：各个重要城市每周日中午聚会一次，一个天安門广场变成百十个天安門广场，北京戒严就遇到空城计，而化为全国一齐共振。可惜没能实施。】
共产党当然想尽办法想把我们89一代通过各种办法抹去。我们这一代许多人也受了各种各样的磨难的经历，我个人也一样，在美国由于英语不好，平时也不是很容易。但我个人经常还确实想继续努力，不过我现在确实有困境---二十年之前根本不知道中国会像现在这样，更不知道习近平会这么样(那时还不知道习近平呢)。表面看来，共产党把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控制了，甚至控制了海外大多数中文媒体，甚至包括控制了大多数反对派组织。这一次不知道是不是造假还是真实，共产党一群退休大佬想习近平连任到共产党的21大甚至更长？想把89一代抹去？是啊，未来究竟怎么样呢？2023年会发生什么呢？
【这方面我比较乐观。可能是我从1998年起一直在互联网上做事，相信互联网上一对一，回到冷兵器时代，五毛绝不是越来越多觉醒的网民的对手。这就会促动民变，街头的；然後触发兵变、政变。全球化格局，最后一定是中国的民主化，而且是有序的可能性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