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港人懂得创新、能够忍受苦难、积极前进，并重塑自身。不过，我不肯定自己是否有这种能力，足以让我留在香港。
我们一家戏称父亲为“保险人”，因为父亲从事保险顾问一职已有40多年，竭力将任何情况下的风险都降到最低。倘有不测之风云，他也努力确保家人不受冲击。
1989年，香港社会对于回归的前景满怀疑虑，我的父母买了份最终的保单：举家移民加拿大。我们入籍加拿大后，才搬回香港。
25年之后，我在考虑是否需要将这份保单付诸行动，离开香港、永久留在加拿大。
最近，我为了进行一项研究，到德国波恩暂住一段时间。同许多于2000年左右移民国外的人士一样，我通过网上新闻报道、Facebook的帖子以及同家人Skype聊天，得知中央政府就香港特首选举的决定。
有一天早上坐火车时，我在手机上首次读到了相关新闻。我情不自禁地感触起来，在周围的德国乘客之中，泪水夺眶而出。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希望同我的香港同胞在一起。不仅如此，我还因为沮丧而落泪，因为香港的境遇再一次令人失望。
过去几年，我对香港的希望愈来愈微小。我如今已是而立之年，本应该考虑置业成家。不过，这些人生目标对我都没有吸引力。若要在香港买房，则意味着要省吃俭用十几年，然后在偏远地区买个小得可怜的房子，我讨厌这样。另外，一想到香港本地学校压力巨大，而国际学校学费又过高，此外别无选择，我就不想要孩子。
香港到处都是游客，我和朋友们不再外出聚会了。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购物：物美价廉的商店消失了，剩下的商店里顾客人满为患，买衣服、鞋子及基本必需品都好像打仗一样。
此外，有迹象显示中央逐步介入香港事务。 2011年，当局提出推行国民教育；今年6月国务院又发表白皮书，称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辖权。
即使港人有权普选特首，也未必能够纠正香港的所有错误。不过，至少我们手中有了选票，可以掌控香港存在的问题，并力求解决。随着中央宣布特首选举框架，这些希望如今都破灭了。
对于我们这些早年移民加拿大、美英、澳大利亚等国的人来说，我们清楚知道自己逃避的是什么。暴力和流血事件的影象，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当时认为，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坦克驶过落马洲边境，我们就能拿着护照逃跑。
我们未能想像的是另一类型的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受到逐步干预，并不断被施加限制，以致我们再也无法决定如何治理我们的家。
香港是我的家，我非常关心它。天性使然，我深信港人懂得创新、能够忍受苦难、积极前进，并重塑自身。不过，我不肯定自己是否有这种能力，足以让我留在香港。
离开并不是可以随便说说的事，而且感觉像是对家乡的遗弃和背叛。不过我怀疑许多人像我一样，开始讨论是否离开。这并非因为他们不热爱香港，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所热爱的家逐渐面目全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