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深圳一座居民楼的楼顶花园。中国不少官员拥有隐秘的房产
【看中国2014年08月20日讯】中国进行官员财产公开的试点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不过，统计显示，在那些进行官员财产公开试点的地区，一半以上的试点不了了之。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不进行其他的制度性变革，即使所有官员的财产都公开，也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
中国从2009年开始官员财产公开试点，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目前进行官员财产公开试点的地区接近40个。除了银川、哈尔滨和石家庄这3个省会城市以外，其余试点均为县、市、区，因此财产公开的主要对象是科级干部。
《新京报》的调查发现，在这些试点地区，过半地区的财产公开只是“昙花一现”，并无下文。在首开先河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它的廉政网上已经找不到公示官员财产的“公示栏”了。这个公示栏在2009年曾公开了1054名官员的财产信息。
报道说，试点进行不下去的原因包括人走政息、遇到阻力、财产难以核实以及上级叫停。
陈破空：试点是缓兵之计
旅居纽约的评论人士陈破空
旅居纽约的评论人士陈破空认为，中国政府从基层开始的所谓试点只是应一时的政治之需而已。
他说：“中国政府一说搞试点，基本上就是一个缓兵之计。就像谈民主选举一样，他们就把试点放在最基层，叫农村基层选举。结果我们看到，这个试点已经搞了20多年，越搞越不像样，甚至是名存实亡，像广东的乌坎模式就是这样。”
陈破空认为，当官员公开财产的做法影响到更大的政治目的，例如影响到官员与政府的形象以及不利于稳定的时候，就会被上级叫停。
不是真反腐
这位分析人士说，官员财产公示是反腐的一个利器，但是习近平上台后，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抓捕那些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维权人士，说明当局并不是真反腐，而是以反腐的名义展开政治斗争。
他说：“它的潜台词就是，反不反腐、怎么反腐由我们来决定，不要你们来传话。事实上，大家也看到了，反腐成了一个权力斗争的工具。反来反去，主要反的是自己的政敌，不是一个全方位的反腐，因为看上去是打掉了不少官员，但是这些官员分析下来基本上是一条线上的，要么就是跟薄熙来、周永康这种政变阴谋有关的，要么就是跟政治老人江泽民有关的，为了瓦解政治老人的影响。”
夏业良：财产公示自下而上 很难实施
夏业良教授讲演（2014年5月拍摄）
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业良指出，中国民间，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早在80年代就提出了官员财产公示的诉求。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公民运动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街头活动，来推动官员财产公示，一些人也因此被当局抓捕。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里，这种自下而上的官员财产公示很难实施。
他说：“这些基层干部，他们脑子里在想，我们这才算是捞到多少点好处？那些高级领导、中央委员、省部级干部、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们捞得才更多。为什么他们先不公布呢？”
即使公示财产，也根治不了腐败
曾经在北大教授经济学的夏业良说，在缺乏相应的监督制度的情况下，官员即使是公布财产了，其真实性也很令人怀疑。
他说：“我在2003年人民日报和国内很多媒体上都看到，胡锦涛总书记月薪2300多元人民币。我在上课的时候经常拿这个做例子。我说，这就说明中国国家领导人很廉政吗？我觉得这个恰恰说明这个腐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最近互联网上传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个人财产信息，其中有的存款还不到一两百万，只有七、八十万。
夏业良说，这些数字很难让人相信其真实性，因为现在北京一个普通市民的财产都不只这些。
这位专门研究过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经济学博士认为，中国官员一方面名义收入很低，而隐性收入又不为人知，这样为他们少交税反而提供了方便。另外，当局很难监控官员申报不实或是利用家属把财产转移到海外的做法。
夏：根治腐败避免不了制度变革
夏业良还认为，中国当局目前的运动式反腐只是为了排除政治异己，而不是真的反腐。
他说：“根治腐败就是无法避免制度变革。制度变革的第一个信号就应该是放开报禁，也就是说媒体可以自由评论，允许不同观点、不同声音的独立的电视台、报纸、杂志、网络，放弃这种网络的管制。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放开党禁，就是可以成立不同的党派，可以跟它竞争。”
夏业良说，只有这样做的话，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建立起一个宪政民主的制度和法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