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8月16日讯】美资深调查记者葛特曼说，人们会想，也许这只是一个例外，有时候中共高官需要换肾，就像他们享有别的特权一样。但是他说，这种做法随着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抓而扩大到全国各地，而且器官摘取手术几乎都是在军方医院里进行的。他说，他所掌握的信息显示，武警与部队医院因为争这方面的生意而发生矛盾法官居中调停的事实，说明中国的司法系统也深陷其中。他说：“另外，我们有与中共官员通电话的记录。他们总是说，这是上面交待的。他们说，是发生了这种事情，但是你得追溯到周永康，他授权这样做。你看到越来越高级别的官员卷入到其中的一个模式。”
有关中共当局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指控时有所闻，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更是指称，器官摘取已经成为当局处决政治犯的一种新形式，是解决他们的异议人士问题的秘密途径，而且这种做法现在还在继续。
自从中共当局1999年取缔了法轮功以来，该组织一直指控当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包括从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身上活体摘取器官。
《屠宰》一书的作者葛特曼（美国之音莉雅拍摄）
《屠宰》一书的作者葛特曼
美国的资深中国分析人士葛特曼(Ethan Gutmman)认为，对这种骇人听闻的指控提出怀疑是正当的，这也是他着手调查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他花了5年时间，对中国的高级警官、参与摘取器官手术的医生以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了《屠宰》这本新书。
*葛特曼：大规模的屠杀不仅存在而且在继续*
他的结论是，从政治犯，尤其是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不仅存在过而且还在继续，并且是中共当局解决政治犯的秘密途径。
葛特曼日前在美国民主基金会谈论他的这本新书时通过一些照片来说明他的观点。
他说：“这是处决犯人的永恒脸谱，这种情况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几个世纪来所看到的景象。所不同的是，处决已经转移到这种方式(器官摘取)。”
任何形式的器官买卖在中国都是非法的。当局在2005年公开承认使用被处决的死刑犯人的器官，不过法律或是官方言论都声称要停止摘取不表同意的死刑犯的器官。
*葛特曼：最先从维吾尔族人开始*
曾经是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并且在中国工作过的葛特曼说，第一例出于政治目的的器官摘取发生在90年代末，当时中共当局对发生在伊宁以及整个新疆地区的穆斯林抗议活动进行了镇压。
他说：“对他们最有杀伤力的证据来自于一位年轻的医生。他当时在乌鲁木齐中心铁路医院。他被告知，从北京来了6位高级干部，他们都需要肾，你到乌鲁木齐监狱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抽取他们的血液样本，他这样做了。”
葛特曼说，中共领导人接下来把目标对准了法轮功学员。他估计，在2000年到2008年期间，至少有6万5千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器官被摘取而死亡。
他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当局也把关押起来的藏人当作器官的一个供体，但是人数要少得多。他认为，这可能与西藏没有什么医疗设施有关。
葛特曼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他在采访不同的人时无意间发现他们都有被弄去做抽血化验的经历，而这些人也是在谈论他们受到虐待等别的事情的时候提到这一点的。这让他感到脊背发凉，因为他意识到，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而这些人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他说：“你从相互之间根本没有联系的藏人和维吾尔族人那里听到同样的故事的事实，你会感觉到这种事情正在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发生。”
*法轮功学员现身说法*
来自大连的王春英曾经是该市中心医院的主管护士师，因为信仰并宣扬法轮功而5次被抓进拘留所。她对美国之音详细讲述了她在马三家教养院劳教时被强迫验血的经历。
她说：“我在2008年的5月12日下午3点多钟，我们30多个人被警察叫到马三家卫生所，当时去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就‘集合了!回分队去。’我们就去了。到了楼下以后，就告诉说，都给我在走廊两边站着，要抽血做化验。当时我就想，抽血做化验，我马上就有点警惕了，因为我本身是做医的，对这些临床检查挺敏感的。我就问警察，我说，‘做什么化验?为什么要化验呢?’他说，‘做传染病的化验，给你们做传染病的化验。’我说，‘做什么传染病的化验?’他说，‘这个就不用你管了。你怎么问那么多?你怎么事那么多?叫你抽血你就赶快抽吧!’”
王春英说，她当时已经听说过活体摘除器官的事情，所以不同意抽血，但是好几名警察仍然强行拽着她去抽血，她拼命抵抗，最后他们不得不动用9名警察，将她全身固定在医务室的一间床上不能动荡，最后不但被抽了5、6毫升的血，而且因为高喊‘法轮大法好，迫害法轮功弟子有罪’的口号，差点被他们用枕头窒息而死。
她说：“一直到我离开教养院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把化验结果告诉我们。所有当时被抽血的人，一大队和二大队二百多个人，一个不漏都被抽血，但是谁也没有知道这个化验结果是什么。”
在马三家劳教所关押了5年多时间的王春英说，很多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因为隐瞒身份，为当局摘取他们的器官提供了便利。
她说：“当时(抓)去了的人都不敢报姓名，因为报姓名就要牵连到当地派出所，株连他的家人，包括孩子不能上大学，不能当兵，自己的工资被停发，株连，所以说，大法弟子被抓以后，很多人都不敢报姓名，这样一批人就是活体摘除器官的供应者，就是说供体吧。”
目前旅居在美国的王春英也是葛特曼的采访对象之一。
*台湾著名器官移植大夫柯文哲的证词*
葛特曼认为，在他所进行的大量采访中，他对台湾柯文哲大夫的采访提供了最具决定性的证据。柯文哲目前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是台大医院的外科医师。
他说：“2004年，柯大夫有几个年长的病人。他不想用外国人的价钱来获得器官，即他不想以6万5千美元买一个肾，而是以3万美元甚至低到2千美元的价格来买肾。所以他去了中国大陆。”
柯医生说，大陆的医院官员在受到款待并与他混熟了之后告诉他，他们会以中国人的价钱把肾脏卖给他，而且这些器官都是最好的，因为这些器官都来自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而且练气功的法轮功学员。
从最初小规模的摘取维吾尔族人的器官如何发展到后来的大规模运作并导致局势失控?中共当局为什么默许甚至鼓励这种做法?这正是《屠宰》这本书所关注的中心议题。葛特曼认为，这与法轮功在中国迅速兴起并引起当局高层的恐慌有关。
他说：“我不认为有一个终极解决计划，我也不相信会找到完全是由中央下令的这样一个计划。我们发现的是，人们陷进来了，而且是在最高层。”
*政府许可的行为?*
美国之音在采访葛特曼时特别提出了他为什么能够肯定这种做法是中共当局的系统性政策，而不是个人或是某些利益集团的行为的问题。
他说：“第一起摘取政治犯器官的案例就是为中共高级官员摘取的，所以说，它不是从某种民间系统开始的，而是始于中共高官，他们到新疆找器官。”
葛特曼说，人们会想，也许这只是一个例外，有时候中共高官需要换肾，就像他们享有别的特权一样。但是他说，这种做法随着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抓而扩大到全国各地，而且器官摘取手术几乎都是在军方医院里进行的。他说，他所掌握的信息显示，武警与部队医院因为争这方面的生意而发生矛盾法官居中调停的事实，说明中国的司法系统也深陷其中。
他说：“另外，我们有与中共官员通电话的记录。他们总是说，这是上面交待的。他们说，是发生了这种事情，但是你得追溯到周永康，他授权这样做。你看到越来越高级别的官员卷入到其中的一个模式。”
葛特曼承认，能够确认的与摘取几千名政治犯的器官有关联的只有一名官员，他就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下属、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但是他说，王立军这样级别的官员的参与很说明问题。
他说：“在最高层，他们肯定知情。他们当然知道薄熙来在做什么。这不是个谜。他们这些人都相互暗中监视。这是一个警察国家。被监视的是中共高层官员，尤其是军队。”
他说，鉴于这些原因，尤其是全国各地都发生过器官摘取的事情，而且在藏人和维吾尔族人身上都发生过的事实，说明这不只是一个全国性的犯罪团伙的所作所为。
在被问到摘除器官的行为是否是政府所为时，法轮功学员王春英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她说：“实际上，经济利益太诱惑人了。现在中国这个社会的道德真是一日之内千里下滑，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而且这些高官，有哪一个是为老百姓办事的?”
葛特曼并不是第一个对器官摘除进行调查的人。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乔高(David Kilgour)与人权律师马塔斯(David Matas)2006年曾经应设在华府的<非政府组织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请求，对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进行独立调查。他们在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之后，包括对中国12个省份的医生进行秘密访谈，得出了这些指控是真实的结论。
乔高-马塔斯报告指出，从中国的医院网站为其器官移植短暂的等候时间所做的宣传来看，现在有一个数量巨大的还活着的人群，他们随时是器官供应的来源，这是这些进行器官移植的医院能向顾客保证一到两周这么短的等候时间的唯一途径。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器官来自自愿捐献者，因此这个平均等待时间要长得多，有的要等待好几年的时间。
在中国，被处决的死刑犯人数和自愿的捐献者人数远远低于器官移植的人数。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器官移植国，仅次于美国。
*美国国会对有关报道表关注*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281号决议案对有关中国进行系统性的、政府许可的、从不表同意的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持续、可信的报道表示关注。这些良心犯包括大量因为宗教信仰而被囚禁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及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团体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