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访谈中。张丹红问：“您在书中称默克尔的对华政策是对抗路线。我引一句话：‘是她为德国公众将中国视为罪恶之邦的投影提供了政治土壤。’这样说不是太重了吗？”
花久志答：“默克尔在上台初始就对中国做了一些原则性的批评。她在首次出访华盛顿时就说，中国是一个不遵守任何规则的国家，西方必须共同对抗中国。这与德国一向对中国所保持的态度完全不同。在默克尔之前，德国将中国视为一个努力接受西方规则的国家，不只是世界经济的规则，还有民主、人权，中国在逐渐地适应，而不是将中国摆到对立面，视中国为另外的体制。而这正是默克尔所做的。”
默克尔生长在共产极权专制下，对共产党国家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因此，她当选为德国总理后，曾力主人权价值观，区分民主国家和极权专制，成为五毛抹黑和攻击的对象。
花久志一边诋毁默克尔，一边赞赏中共在德国的老朋友前总理施密特。张丹红在访谈中说，“您在书中引用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话，他称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能干的政府。在您看来，中国共产党在过去30年中最大的功绩是什么？”就是说，张丹红在采访中竭力促使花久志为中共唱赞歌。不仅如此，张丹红还要借洋五毛之口批评默克尔和她的政党推出的人权价值观。接下来，张丹红便说，“德国执政的联盟党议会党团去年10月推出新的亚洲战略纲领，认为中国对西方构成体制上的挑战。如果您上面的说法属实，那么联盟党的推论就是荒谬的。”花久志回答：“这份亚洲战略纲领将中西方两种政治体制对立起来，而没有看到两种体制发生变化的过程。我们的体制也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渐渐地转变，两种体制其实在彼此接近。这份纲领制造了人为的政治对立，既毫无必要，又十分危险。”
中共自己不放下屠刀，坚持屠杀异己，但是土洋五毛却要受害人放弃反抗，相信中共不害人。谁同情受害人，不以中共为友，就会遭到土洋五毛围攻。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花久志还在《日报》上发表评论《女总理想调解财政危机—默克尔在中国做自我批评》。默克尔作为主要发言人出席在北京的亚欧峰会，被他描述为，“她表现得象在扮演一个正在学习的孩子并不做自我辩解地接受中国人的愤怒”。默克尔在德国接待达赖喇嘛，五毛要群起攻之，代表德国到北京出席会议也要被五毛讥讽，因为女总理比前任重视普世价值，区分中共当局和中国民众，关心中国居民的人权。
投靠中共的黑伯勒（Thomas Heberer 中文名王海，随其岳父姓）
黑伯勒生于一九四七年，一九六七年进入大学，学习政治学、汉学和人类学。这一年“小文革”在德国暴发，十年后，当“小文革”结束时，黑伯勒也获得博士学位，并前去大陆为中共的外宣刊物《北京周报》工作，历时三年。对此，黑伯勒在其大学个人网页上公布的简历上却表示在“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当翻译和编辑”。
《北京周报》是在中共开始搞“大跃进”那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创办的外文宣传品。先出英文版，后相继出法、日、德、西班牙文版。
《北京周报》中文网站于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六日发表专访《托马斯•海贝勒：我和〈北京周报〉的故事》，开头是，“2008年3月31日，北京周报社迎来了一位来自德国的特殊客人：托马斯•海贝勒。托马斯•海贝勒现任德国埃森-杜伊斯堡大学东亚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30年前是北京周报社的一员--曾任《北京周报》德文版德文专家一职。”
黑伯勒在这篇专访中透露，“我当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中国同事翻译的德文稿进行文字润色。此外，还有部分的翻译工作--把英文或者中文文章翻译成德文。当然，有时候，我会自己为《北京周报》德文版撰写文章，并且就杂志的编辑出版提一些建议。”这足以证明黑伯勒算中共的德国同志。他一九七五年就去过大陆，可能也象贝特曼一样学过毛语录，参观过大寨。在专访中，黑伯勒自己承认，“当时所有来中国的外籍专家，包括我在内，都几乎是出于政治原因来中国的。首先，北京周报社是一个代表中国政府的媒体，它将代表中国政府立场的观点对外传播。”
中共夺取政权后，护照和签证都成了中共要挟民众的工具。大陆居民，如果公开反共，得不到护照；外国人如果公开反共，就得不到签证。在黑伯勒进入大陆时，别的外国人要想到中国，必须加入旅游团。种种现象表明黑伯勒可能是德共成员，毫无疑问他是中共信任的德国人，并在离婚后，于一九七九年成为一中共高干的洋女婿。
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从北京到德国，黑伯勒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与中共当局始终保持步调一致。
因此，黑伯勒既是中共媒体惯于引用来驳斥他人的“德国中国问题专家”，又是渗透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中共党员用来包装中宣部论调的洋五毛。（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