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缝嘴的人 （秃头倔人）
【看中国2014年07月21日讯】他是一名记者，多年来为中国一家最敢言的报纸做调查报道，让我称他陈先生吧。
他的工作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先生的编辑是由共产党任命的，每一天，陈先生都不得不与审查员们叫劲儿，他们掌握着他可以发表什么、不可以发表什么的大权。
尽管如此，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赢得了诸多胜利，揭露腐败和愚蠢行径，让一些官员措手不及。
但是今年北京已决定杜绝哪怕是最低程度的稍稍地偏离党的路线。
“一天，我的编辑走进来，要我停止写作”，陈先生苦笑道。“他承诺会继续给我开工资，但请我能不能保持沉默？”
陈先生的情况并非个案。每一位试图写出原创性的、发人深省报告的记者都已成为一场新的整风运动的目标。
在2011年写出一份全面调查报告的记者张志安（音）估计，在过去三年里，负责“独立、公众利益、负面或敏感性”报道的记者数量下跌了66%。
他说，“在中国媒体工作的上百万记者中，这类记者已经剩下不超过200名。”
“因为政府的控制，这些数字正在下降。而对于新闻机构而言，要维持大批不能发表任何东西的记者团队非常昂贵。”
也许中国最著名的调查记者是49岁的王克勤，他在三年里被迫离开了两份报纸。
他的独家报道包括曝光山西疫苗大批出现严重问题，导致四名孩童死亡，另外74人患病。
如今，他在为一家慈善机构工作，宣传一种肺部疾病的危险性。他在一场“新的意识形态斗争”开始前说，“我想成为一名记者，但此刻他们不让我当。”
他在谈到最近对腐败官员的一波调查报道时说，“现在，媒体不可能监督政府”，“这些记者不是在老虎还活着的时候去抓老虎。他们是在配合政府打‘死老虎’。他们别无选择。这是政府指定的功课，他们不得不去做。”
本周，中国的记者们预计将收到他们新的官方记者证。
但要够格拿到记者证，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参加一个新的考试，旨在加强其职业道德、专业操守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
他们还必须签署一份保密协议，禁止他们与其他记者分享任何数据，或者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信息。
近年来，调查记者们使用如新浪微博这样的社交网站来曝露他们在其它地方无法发表的资讯。
一名资深记者说，“我曾报过一个抗议。那时我给报纸递交了一份标准的报道，之后我做了录像，进行了采访，显示政府说没有一个人被打死是在撒谎。”
“在过去，这类材料我们会存起来，等几年后写一本书。但有了微博，我们就可以放在微博上。我试了好几次如何绕过网络审查，终于让它在微博上出现了一阵子（才被审查员删了）。”
上周，媒体监管机构还重申了反对出版“国家机密”甚至包括“以前未公布的材料”的规则。此外，一些新闻学院的负责人最近已被换成来自宣传部门的官员。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说，“至少十个新闻学院，包括安徽、兰州、南京和中国政法大学的负责人来自中宣部。”
他补充说，“整个政策的变化是因为北京想要收紧它对中国新闻业的控制。我无法预测将会发生什么。”
本月早些时候，30名记者和律师在北京北部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整天关于如何避免“法律风险”的讨论。
其中一名律师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你想尝试做个好记者，你应该马上聘请一名律师。”
他补充说，如果当局想逮捕记者，他们会运用一切的名义来指控。“他们可以说你在扰乱公共秩序，或者说你泄露了国家机密。什么是国家机密，什么不是，这个界限非常模糊。或者你可能因为‘非法收集个人信息’而被捕。”
“在某些情况下，警方可能深挖你的个人资料，直到找到些什么，譬如发现你有一个账单还没支付等，因此来拘捕你。”
在该研讨会上，一名资深记者说，中国的记者不断地被保密法绊倒，当局能任意地用保密法来把任何资讯划为机密范畴，哪怕该资讯之前已被公布发表。他说，“这是记者们的日常问题。”
其结果造成传统的报纸和电视台存在商业化的危险，它们正在失去读者和观众，因为它们无法与互联网的及时性或在利益上进行竞争。
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说，“我个人已经再也看不到有哪些强有力的新闻报道或调查报告了”，“仍然在做硬新闻的人员数量在减少。一些报纸和杂志只有软新闻了。”
由于近期让中国记者不要与外国记者交谈的规定，出于安全考量，这里我们不能公布这些受访记者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