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死后，家属一直怀疑死因，因此，至今存在“鲁迅之死疑案”。鲁迅的独子周海婴还以此为题于二零零六年九月撰写专文质疑日医须滕。文中透露：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曾“通过冯雪峰的妻子转告给冯，说这个日本医生不可信，应该换个医生。过了几天冯雪峰的妻子回复说，她同冯雪峰讲过了，他（冯）是赞成‘老医生（平常大家对须藤的称呼）看下去的’”。冯雪峰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就是说，那时鲁迅看病请谁，由共产党负责，而须滕是内山完造介绍给鲁迅的。周海婴象许广平和周建人一样怀疑须滕，“这个态度不仅从来没有改变，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探查求证。我们还通过组织向中央汇报过，并请求中央帮助查证。没想到这种观点有一天忽然被上纲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国际问题’”。一九八四年，大陆学术界首次有人发表《鲁迅之死谜释》，日本鲁研界也很快有了反应，但作者纪维周却因此“无端遭受种种责难，并被迫公开检讨”。这表明，中共不仅不帮助解疑，还阻止真相大白。与此同时，中共专门组织了有九个医院二十三名专家参加的“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得出一个与须藤诊断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可惜这未能解答周海婴的疑问，所以，他在文章末尾表示“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
鲁迅于十月十九日凌晨过世后，日文《上海日报》晚报第二天就发表了《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此后又在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中文红色刊物《作家》杂志发表《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日本研究者北冈正子指出，两篇文章内容不同。第二篇文章不仅吹捧鲁迅，而且还透露说，“有一天我半谈半笑地对先生（指鲁迅）说：‘日本古时武士的习惯，是在每年元旦那一天修改遗嘱。因为他们过的那种生活，究在什么时候遭人杀死，是很难预测的。像先生这样或者为了主张和主义，会受敌害的危险的身份，对于日本武士的那种习惯，我觉得是颇必要的。’当时他回答说：‘在我方面来说，到那时，我平生言论和主张，已很够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没有必要吧。’”须藤身为医生在病人辞世后有如此举动和谈及上述对话偶然吗？
内山完造则于十一月十六日发表《鲁迅先生》，二十年后发表《忆鲁迅先生》，从中可获知，鲁迅的绝笔是致内山完造的短信，内山被称为“老板”，鲁迅请他打电话给须藤。须滕的文章在鲁迅死后一年被收录在中共地下组织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一九九八年在北京出版《外国友人忆鲁迅》，作者除了须藤、内山完造外，就是已证实的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路易•艾黎和象斯诺一样的红色奴才。
为二零零零年出版的《周海婴回忆录》作序的王元化，一九三二年上初一时，就有老师在学校教他们学鲁迅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果然他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参与了“一二•九”运动，并于一九三八年投身赤潮，加入共党。在中共夺取政权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遭受二十四年迫害。“平反”后，于一九八三年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两年后离休。对周海婴的怀疑，王元化表示，“鲁迅死于谋杀，是可能的”。二零零六年，我在研究红色文艺及其源头时就发现“鲁迅的死让中共获得了生机”，而如果共产国际需要鲁迅死，鲁迅自然活不了。
鲁迅病逝当天，共产国际间谍宋庆龄就到中央研究院，告诉蔡元培鲁迅去世的消息，并请他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同一天，上海《大晚报》发表《鲁迅先生讣告》，其中公布由十三人组成的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参、曹靖华、A．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胡风、许季茀、周建人、周作人。
负责鲁迅丧仪的冯雪峰私自把这个名单删改为含毛泽东的名单，在日本报纸《日日新闻》上发表。内山完造与史沫特莱都名列鲁迅治丧委员会，虽然其时史沫特莱本人已在西安等候蒋中正中计。
1933年苏雪林于武汉大学（网络图片）
独具慧眼的巾帼英雄苏雪林“见鲁党颂扬鲁迅，欺骗青年，直出人情之外，殆以为国人全无眼耳鼻舌心意，可以任其以黑为白，以莸为熏者，乃勃然不能复忍”，挺身而出专门写信给蔡元培，用证据指出“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并质问蔡元培“如此为之表彰，岂欲国人皆以鲁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行为作模范乎？”
她还洞彻到，“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蕲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近闻鲁党议醵金为鲁迅立铜像，设鲁迅图书馆，发起各学校各界人民追悼会。又以鲁丧未得政府当局慰问，表示不满（见《大公报》）。若当局对鲁迅略表好感，则彼等宣传，可得合法之保障，国人视听，更将为之混淆，吾信更进一步之政策：如要求国葬，宣付国史馆立传，各大学设立鲁迅讲座，各中小学采取鲁迅著作为教材，皆将随之而来。日本利用‘以华治华’，左派及鲁党利用‘以政府治政府’，设计之狡，用心之苦，亦相仿佛。”苏雪林深知“有共产主义，则无三民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