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来这么“抢手”（下）(多图)

（接前文）

日本的“中国梦”与越南是同一型的——桀骜不驯型。早在中国的隋唐时代，特别是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基本上已“全盘唐化”，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的“华夷观”。当然日本是不甘于在外交上被“矮化”，更别说被视为“夷狄”了，因此也就有了国书中的著名历史段子“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后来还有“东天皇问西皇帝”的好笑说法。

在自称“中国”的同时，日本竟然还不满足，还想废掉唐朝的“中国”资格。在日本的正史《大日本史》中，大唐被看作和高丽、新罗、百济一样的“诸藩”（也就是“夷”），还说什么大唐主动到“中国”（日本）进贡，“或怀归化之心”，将遣唐使的历史完全颠倒重组。

到了江户时代，日本的“中国认同”已然迈上了一个新高峰，事实上，当时日本实际统治者幕府将军的全称就是“征夷大将军”，谁有资格“征夷”，那当然只有“中国”了。当时的日本思想家藤田东湖认为日本是“神州之尊，冠绝万国”，日本和中原王朝是“东土”和“西土”的关系，他警告日本人不要过于沉溺于“西土”文化，不然那就是“以华变于夷”，也就是说，日本才是正宗的“中国文化”。

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中也说，日本中世纪源于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江户时代已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因为明清易代的缘故，日本此时已生出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意识形态。

 

江户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山鹿素行更过分，他在《中朝实录》一书中翻来覆去的说明了一个观点：天下万国，只有日本与外朝（中国）可称“中国”，更为关键的是，日本这个“中国”在各方面又全面超越了外朝那个“中国”，“海外之诸蕃，皆为中国（日本）之属”。对于“中国”之争，山鹿桑的最大心理优势来自于天皇的“万世一系”，而你外朝则是不停的换皇帝，“本朝知、仁、勇三德远优于异朝”“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

 

“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日本的这套中国观可不是说说而已，1862年一次日本“爱国志士”袭击英领馆的事件中，这些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人事后理由就是“不忍袖手旁观，为夷狄所辱，故基于尊攘大义，下此决心”。即使是明治天皇，也曾在诏书中说“其速正君臣名份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而这个“华”，自然也是日本。

 

既然本文是以一桩中越外交争端起头，不妨也以一桩中日外交争端收尾。据雪珥兄在《绝版甲午》中所述，1871年，中日在就《中日修好条规》谈判时，日本代表团突然提出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清朝代表团则反驳称，“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这次“中国”之争的结果是，李鸿章亲自出面妥协，“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

 

1871年，日本还在心心念念的为“中国”而争，到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乃至后来的抗战，日本对“谁是中国”这个命题已逐渐丧失了兴趣，此时的“中国”，也彻底失去了文明的感召力，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当年自称“中国”的争夺者们，早已是避之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