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5月03日讯】提要：韩国总理因为包含人为责任的灾难事件而屡屡自辞其职，符合民主国家普遍的宪法精神，是由民主体制和传统文化精髓长期孕育而成的制度文化基因所决定的，与红朝领袖们在包含人为责任的种种灾难事件后依旧稳若磐石，形成了强烈对比。这种制度文化基因，体现在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校园小吏的身上，体现为全国上下强烈的人权意识、强烈的服务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体现为一言九鼎的竞选承诺。中共所制的法律中也有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而去职的相关规定，中共官员们因包含人为责任的灾难事件的辞职基本全赖上级授意，罕闻主动引咎辞职者，且被辞职之后多半迁任别职，甚至继续升迁。
韩国国务总理郑烘原于2014年2月27日上午召开发布会，称自己应对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负责，宣布辞职。消息甫一发布，即在中国网民中引发了几乎是一边倒的“赞韩否共”的舆论声浪。翌日，大陆各大网媒抛出《韩总理辞职被批“撂挑子走人”》一文，背后没有中共意旨几乎是不可能的，意在避免舆论冲击和误导民众。然而中国网民们洞若观火识见甚明，基本未受蛊惑，赞美韩国总理勇于担当毫不恋栈的留言仍为主流。
导致韩国总理宣布辞职的“沉船事件”，事件主要过程是一韩国货船被一艘货船相撞，沉在中国山东海域。由于事发突然，加上出事海域风力过、浪高达到3米、能见度极差，以及韩船本身求生设备的缺欠、使用不力等问题，目前已造成183人遇难、119人下落不明的后果。
究此事之肇因，有不可抗的偶然因素，有自然环境因素，亦有人为性因素。韩国国务总理郑烘原因此次事件宣布辞职的具体原因，系“初期的救援应对方面有很多问题发生”“韩国相应环节有太多问题”,这些皆可理解为“人为性因素”。
因为包含人为责任的灾难事件而自辞其职，符合民主国家普遍的宪法精神，就连中共所制的法律中也有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而去职的相关规定，但遗憾的是中共官员们因包含人为责任的灾难事件的辞职基本全赖上级授意，罕闻主动引咎辞职者，且“被辞职”之后多半迁任别职，甚至继续升迁。
以主动辞职方式面对包含人为责任的灾难事件，面对愤怒而伤痛的国民，不仅符合民主体制下的宪法精神，也是尊重民意的体现，是民选领袖应有的政治襟怀和责任担当，是民主制度基因和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韩国总理的自辞其职，可以理解为民意压力下的被动负责，也可以理解为有愧民意所托的主动负责；可以理解为忍痛割位的理性抉择，也可以理解为无所恋栈的坦荡无私；可以理解为失政而去位的政治担当，也可以理解为为总统分忧的职务使命……
但是，无论如何，绝非“撂挑子走人”之类诡辩所能解释的。诡辩难敌悠悠众口，歪理难障万众眼目！作为总负责人，做不好，出了大事，寒了国民之心，引来骂潮汹汹，哪有继续做下去的道理？如果继续做下去，绝非尊重民意，而是无视民意；绝非担当负责，而是恋栈贪权！
郑烘原表示，自己早有自辞之意，但搜救应优先，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是的，权力交接需要时间，而在救人性命的关键时刻，需要形成应急性的运作程序，需要统一指挥，不容耽误分秒。而在救人进程基本已形成按部就班的程序化运作之际辞职是合适的。郑烘原此言之真诚，之坦荡，实在令人感动，比之红朝官员们在包含人为责任因素的国民重大灾难面前普遍居高临下的、颇有救世主意味的、挤眼掉泪惺惺作态的官姿、官腔，不知强过多少倍。
韩国总理因为包含人为责任的灾难事件而自辞，已不是一次了。这与红朝领袖们在包含人为责任的种种灾难事件后依旧稳若磐石，形成了强烈对比，而对比红朝官员们在处理类似事件之际的多数态度和普遍作为，更是令国民赞许。
红朝官员们在处理类似事件之际的冷漠无情、敷衍塞责，甚至是血腥掩盖人为性灾难的事实真相，事后虽有官员被撤职，但多半是迁任别职，甚至官途得意继续升迁。此类事件，网民们几乎都能够扳着指头说出那么七八十几件。此类事件中，有红朝官员中的佼佼者——颇善演戏者登场，虽然当时也骗得一些世人，但网络时代、信息时代下的民众不是那么好忽悠的，最后被眼明者揭出其人真相，落得影帝教父等称呼，遂遗臭万年。
而像郑烘原这种民选官员，其发自骨子里的真诚，坦荡，绝非灵感一闪一蹴而就的，其背后有着日积月累而成的制度文化基因。这种制度文化基因，源于民主制度约束熏陶而成的强烈真诚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源于制度性生活环境和传统文化环境的共同孕育。这种制度文化基因，国民上下皆广泛拥有，当然在稍有权力者身上体现得较为鲜明。
与郑烘原的真挚言论相对应的，是韩国檀园高中教导主任姜某因深感愧对此次事件中的未获救学生而自缢身亡，并在遗书中无比自责。此举对中国国民震动极大。虽然中国国民普遍觉得此举不足取，自责过度，但皆无比钦佩这位高中教导主任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并对比红朝各级官员们和教育部门官员们的类似作为进行揶揄嘲讽。
就我个人直接感受而言，在我看到这位韩国高中主任自缢身亡的信息之际，眼前骤然映现出北向自刭的侯赢，“士为知己者死”的荆轲，以及其他不可胜数的在传统东方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以责任为全部、视荣誉为生命、为他人甘舍己的往圣先贤们……
然而，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东方成仁精神的背后，总有专制体制下培养而成的权威膜拜色彩。而这位韩国高中主任愿为孺子死，其精神价值胜过“甘为孺子牛”，毫无权威膜拜色彩，既有着以责任荣誉为生命的东方文化特色，更有民主体制下熏陶而成的强烈服务精神。
制度对于人性、对于文化，有着强大的塑造作用。一个好的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诱发人性之善；可以最大限度地提炼出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一面，抑制其中有悖人性、有悖普世价值理念的一面，可以激活东方文化环境中的温良恭谦让，而不是暴恶倨争斗；可以使圣贤屡屡再现，而不是使小人数量大显……
这，就是民主体制和传统文化精髓长期孕育而成的制度文化基因。这种制度文化基因，体现在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校园小吏的身上，体现为全国上下强烈的人权意识、强烈的服务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体现为一言九鼎的竞选承诺。因包含人为责任的灾难事件而主动辞职之后，下次参与竞选，光华依旧。
此次沉船事件中，韩国媒体出于过于强烈的人权维护意识而将问责矛头指向中共政权，谴责中共政权援救不力，虽然有失理性，但我相信，几乎绝大多数的盼人权关怀如盼甘霖的中国国民都愿处身于这样的强烈维护国民人权的大环境中，而非中共政权营造的面对包含人为责任因素的灾难事件多见推诿少见关怀、多见迁任罕见免职、多见姿态难见真诚的人权关注颇为淡漠的大环境中。
沉船事件在中国网民众中再次掀起对制度性环境差异的强烈对比，并再次引发制度优劣之问，进而将主要探讨锁定在是走专制之路好还是走民主之路好的问题上。
目前，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处于历史巨变的前夜，中共与民众形成了对立的双方。在这样一个敏感历史时期，在这样的胶着状态下，任何一方对于中国之外的事件均会格外关注，并以为自我粉饰，或用作对比问责等方面。
有的网友评论说，中共总理倘因“沉船”等事件宣布辞职，就说明中共确有改革意识，否则就是扯淡。我赞同这种说法。只要中共坚持专制，中共总理就绝不会因“沉船”等包含有人为责任因素的灾难性事件而宣布辞职，这是由中共专制体制所营造的制度文化基因决定的，这种制度文化基因源于错漏百出的马列文化，经由党派之私至上的恶性专制统治变异加持，并由漠视国民人权、少有服务精神、无视责任荣誉的专制文化环境长期孕育而成，与普世价值观和东方传统文化精髓格格不入。
然而，此次韩国沉船事件仍令国民看到希望，因为这次事件再令很多中国民众看到专制之弊端和民主之优势，并且，同属于东方文化圈的韩国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使人依稀看到民主中国的美好蓝图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复兴状态，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基因，悄然在很多中国民众心中萌生，必将成为未来民主中国的制度文化基因的胚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