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盛的乌坎人：庄烈宏，他是乌坎事件中最早的反抗者之一，也是《乌坎之歌》的演唱者与制作者。（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4年04月26日讯】一
“我只担心锐潮”，他干下一杯啤酒，哀叹起来。在乌坎时，我和很多青年人喝过酒，在短暂的时间里，这个村庄像是一个主题公园，一个抗争与民主的实验地。第一个与我喝酒的青年就是他担心的洪锐潮，高大、英俊、热忱，面貌与昔日的农民革命者彭湃颇有几分相似。
但我从没有和他认真交谈过。他叫庄烈宏，是乌坎事件中最早的反抗者之一，那首《乌坎之歌》就是他演唱与制作的。这首歌改编自Michael Jackson的原作，传达出善良农民被贪官欺凌的悲愤情绪，几乎即刻征服了村民的心。他也是四个被逮捕的青年之一，成为短暂的英雄人物，在随后的选举中，他当选新的村委委员。
在乌坎事件的主要抗争者中，我和他最陌生。他对你满是笑容，却似乎总有一种隐隐的焦虑与回避，他不象其他人一样对外来者轻易敞开心扉。
童话注定容易破碎，乌坎的故事也逐渐变形。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里，土地追讨困难重重，被热烈赞扬的民主实验似乎也运转不佳，被寄托了无限希望的新村委会开始失去村民的信任，内部也出现分裂。庄烈宏成了第一个辞职的村委委员，他开起了茶叶铺。
对于这个村庄的内部纷争，我们这些外来者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曾并肩战斗的战友缘何开始相互指责，备受尊敬的领导人如何被视作新的独裁者，高涨的群众热情又为何变得如此冷漠？乌坎上演了一场迷你的革命剧，这些“后革命症状”不难理解，它们在不同地域、时代，以不同规模上演着，但具体细节却似乎很难说清。更重要的是，当初的欢呼者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根本事实——在一个庞大的集权体制下，怎么可能实现局部的民主？
去年9月初，我前往乌坎。这个两年前还被视作中国民主希望的村庄，陷入了普遍的幻灭。在夜晚的大排档，洪锐潮用《水浒传》里的故事来自比——好汉们要不被招安，要不陷入孤立。庄烈宏似乎更为神色不安，连习惯的热情也消失了。
谁也未想到，我们会在法拉盛相逢。他已在美国滞留了两个月，正在寻求政治庇护，他为乌坎村原本就戏剧性的命运增添了新维度。这个村庄的新一届选举刚刚结束，早已表示心灰意冷的林祖銮再度当选村委会主任，洪锐潮则以“贪污罪”被警方拘押。
二
法拉盛的夜晚，像极了一个中国县城。人群拥挤、霓虹闪烁、火锅店与卡拉OK相邻，满耳的中文……
裹挟在这人潮中，你不禁感叹，既然仍是过这县城生活，何必来此？
十年来，皇后区的法拉盛取代了曼哈顿的中国城，成了新的纽约华人中心。如果说旧日的唐人街是广东与福建劳工生活的延伸，纽约的法拉盛与洛杉矶的罗兰岗就是新移民的产物——它丰裕，却杂乱、粗鄙、弥漫着高度的物质性，它再没有堂口、会所竭力想维持的某种中国传统。当然，不管新旧唐人街，它们仍包容反叛者。我在一家美容院旁看到中国民主党的招牌，声称自己是北京政权的最大的反对党，它的领导人满脸严肃地把法拉盛称作“中国海外民主之都”。
庄烈宏也成了新的反叛者。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公开寻求政治庇护。林祖銮公开称他是“乌坎败类”。
“如果我不走，肯定也被抓了，”他说，深深后悔“没把锐潮也拉上”。
我们坐在缅街上的一家东北餐厅里，比起从前，他的神情明显放松了，更有一种漫溢的热情与兴奋。两个多月来，我是第一个和他见面的故人，在这等待阶段，他似乎也终有机会畅谈自己，甚至承认那个神秘一时的“爱国者一号”就是他自己——正是“爱国者一号”发出了村中抗议的第一张传单。
“秋后算帐一定会来的”，他回忆起逃离的决定。他觉得自己了解政府，政府的暂时让步仅仅是因为村民的团结与外界压力。倘若村委会内部分裂，他们的噩运必会到来。在他的眼中，村委会逐渐屈服于政府压力，忘记了最初的目标，曾备受尊敬的林祖銮成了某种独断者，他与锐潮的想法相近，却越来越孤立。这也是他辞职的主要原因。而当去年四月他带头再次封路以后，他觉得自己的危险性陡然增加了。
这是个筹划已久的出逃计划，开茶叶店、买船出海打鱼，都是掩护——他要安心过日子，不问村中事。
他清楚危险的临界点，他必须在新选举前离开——政府会考虑公共舆论，不会在此前清算他。他研究季风与洋流，从乌坎开船到关岛，需要十天，最好在四月进行，此刻太平洋风平浪静。他一直劝说锐潮随他离开，但后者尚没有这种危险意识。
他比自己想象的幸运。他尝试着申请护照，携妻子随团赴美旅行，没有受到阻拦。当他们在洛杉矶脱团时，除去一位曾去过乌坎采访的美国记者，他在美国举目无亲，几乎不懂一句英语。
他原想保持沉默，但锐潮被捕的消息让他难安。他说，为了锐潮，他什么都愿意去做，到纽约的中国领事馆举牌抗议，在联合国总部前召开记者会。他只是担心，这是否会让锐潮的状况更为窘迫。
但这些真的有用吗？在最初的新闻兴奋之后，谁又会再在意乌坎人的命运？法拉盛也生活着民主墙与天安门事件中的英雄，他们曾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但如今谁又真的在乎他们？
两个月来，他无时不在想念乌坎，思考哪些步骤错了。他相信，新村委会设定了太多的目标，原本的诉求反而模糊了。对于外界的民主期盼，他更是觉得毫不重要——只有土地是真实的，只有土地能凝聚村民，也是他们奋起抗争的原因。
我不知该怎样评估他的分析。距离让他的思路更清晰了，还是让他更陷入了一厢情愿的理解？
他有一种本能的现实意识，知道如何判断周围环境，保护自我、学习新技能。乌坎那一套令人讶异的抗争语言都与他有关。
他期待能回到乌坎，重新建设这个村庄，我记得他当年那些雄心勃勃的设想。但他也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是回不去了，“或许要十年了”。
他必须要创造新身份。我们见面时，他已经对法拉盛的一切相当熟悉，知道这家东北菜是在香港超市的对面，这条缅街正是Main Street的中译。比起法拉盛，他更想去洛杉矶生活，那边华人多，更重要的是靠海，气候也与乌坎更象，如果能做个洗船工，泡在海边，就更好了。
夜深了，我们在街头分手。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他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