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小提琴也能毁掉天才 相信吗﹖(组图)

小提琴和远征军的悲剧故事 -----八十老右黄绍甫的右派人生

2014-04-20 12:33 作者: 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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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直到1996年他才被莫明奇妙地放出来,除了心藏还在跳动外,什么也没有,真是个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而今八十岁的他,无妻无子,无住屋、无单位,成天还在为生活奔忙,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骑着部很旧的电动自行车满城跑,以教琴谋生。

【看中国2014年04月20日讯】题記:在那个灾难的年代,不但直言是罪、出身是罪,爱好也是罪。老人黄绍甫就因喜欢拉小提琴,结果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而毁灭了一生。

他的人生悲剧是两条主线:“青年军”,“小提琴”。仅管青年军在民族存亡关头远走印度,打开后方补给线滇缅公路,抗击数十万凶恶的日军,大小战事百数次,谱写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华民族面对强暴不屈不挠的英雄事迹!因为它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所以是一支“反动的军队”。自然,在这个军队里为民族拼杀的人,无论官大官小,还是普通士兵,必然是“反革命分子”。若不信,可以去翻查中共五十年代“定性反革命”的文件;“小提琴”是任何一个乐队离不开的演奏乐器,但要看它掌握在谁的手里?在无产阶级手里就为无产阶级服务,在资产阶级手里就为资产阶级服务。

他,黄绍甫,出身有钱人家,父亲是李家钰将军驻南京军事代表,所以无论他小提琴拉得多么好,都是资产阶级的有害之音。有什么办法?他是个热血青年,酷爱音乐,拥抱国家,投笔从戎,当青年军是为了救国;热衷于拉小提琴,是母体中带来的天性。为此,铸就他一生必然是“右派” 和“反革命”,只能劳改、坐监,坐监、劳改。而今八十岁的他,无妻无子,无住屋、无单位,成天还在为生活奔忙,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骑着部很旧的电动自行车满城跑,以教琴谋生。

那天,他骑着那部很旧的电动自行车来我家串门,外面下雨,一身是水。可以进来吗?他问。欢迎,欢迎!他个儿不高,一脸皱折,精神不错,腰板直挺。听说你每天东跑西跑还在挣钱?他坐下,无可奈活地笑笑:要吃饭呀!我的心一 阵疼痛,象被什么东西撕裂了。静了好一会儿,我才问起他为什么与小提琴结下不解之缘?他品着茶陷入往事的回忆里……

1939年大后方的重庆人才汇聚,一晚马思聪为抗日募捐,在市中心“精神堡垒”(今重庆解放碑)举办个人小提琴独奏,是露天义演,街道挤满人群,去晚了的他只好选了一根粗壮的树桠爬上去,安静地聆听小提琴发出扣人心弦的乐曲。在回来的路上,他好象还躺在小提的共呜箱里,回味那不绝于耳的乐声。

不久,东方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黎国权,在重庆市广播电台礼堂举办小提琴独奏会,他竟用一笔不菲的零花钱(五个大洋)买了张甲座票,坐在头排近距离细听演奏,在聚光灯照耀下的小提琴弓子,象一条银色的飘带在琴弦上飞舞、闪烁,发出金属般的声浪萦回在他心中,使他永生难忘。从此,他把从九岁就学会吹口琴的复音打节拍,这套玩儿法搁置一旁,一心想着应该有一把小提琴。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天,妈妈带他去逛商场, 不觉走到一家拍卖行门前, 发现厨窗里挂着一把小提琴,拚命的拽着妈妈要进去看那把琴。那是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要回国了, 准备便卖一些家产,开价三根金条。寄卖行老板约定次日将这传教士请来面讲。母亲说,这把琴这么旧,怎么能卖这样贵?意大利人说:这是一把有近百年历史的老琴,琴是旧的好,弦要用新的。后讲成两根金条。意大利人还教他如何定音、调弦。后来才知道,这把琴是是1856年出厂的名琴。不久,他从师当时最负盛名的小提琴家费末尔,在那里学完<< 霍曼>> 小提琴教程,打下良好的基础。自此,只要一有时间他就面壁演奏,不拉两三支精典曲子就过不得日子。

1941年日军从仰光登陆,截断盟军通往抗日大后方的物资补给线滇缅公路,时局的变化,让英、美国家十分担忧,立即邀请中国军队出兵缅甸,成立中印缅战区盟军最高司令部,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接着,中国以极其落后的军事装备组建成一支闻名中外的远征军开赴缅甸。蒋介石亲临曼德里,任命38师师长孙立人为曼德里卫戍司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次展示民族气概的大事,因为它不再只是抗日,而是参加到一场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战中。

国家命运,大于个人追求。日军逼近贵州独山,后方民众惊谔不己。骤然从课堂里掀起一股从军热,十万热血青年一夜间从课堂走上战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1943年秋天,他毅然离开学校到重庆江北鸳鸯桥远征兵招兵点报名参加了远征军。

不几天,一千多人的学生兵队伍,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聆听了蒋介石先生的时政报告。说到这里,他一脸兴奋,灰暗的眼眶里红光照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名噪一时的伟人。那天,蒋介石委员长身穿毕挺的将校呢军服,体形虽单薄,但非常有精神,一双炯炯发光极其严肃的眼神,一口浙江普通话。他首先介绍了当前形势,然后讲道:“日本人说,三个月就要并吞中国。我们全国一致,不分男女老少齐心抗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坚持了整整六年。敌人一筹莫展,又在缅甸开辟战场,切断我滇缅公路,现在情况十分危急。你们能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投笔从戎,是我国人的骄傲。我要求同学们出国后要奋勇杀敌,收复失地,为国争光!”

听讲人热血沸腾,报以一片经久不息的雷鸣掌声。

此后,他去到印度密支那,在孙立人将军麾下谍报队工作。抗战胜利后他拒绝参加“中国人打中国”的内战,回到成都考进四川大学继续读书,又才从琴盒里取出阔别三年的小提琴,兴趣昂然地拉了起来,自此学校宁静的上空,常常飘起动人的琴音。

很快,解放军渡江南进,成都被“和平解放”了!他不关心政治,只知读书习琴。一天,他在宿舍里拉得正上劲,突然A弦断裂,骤然发现后面有人,转头一看是两个解放军。他们笑容可掬向他打招呼,其中一人是个老同学,经相互介绍后,才知道他们是解放军18军53师文工队的。他们邀请他参加解放军,他拒绝,最后不欢而散。没料到在这之前,两位解放军已去过他家。等他一回家,父亲主动提出:“既然别人是那么看上了你,你就去吧!为人民服务,是件好事。去吧,去吧!”他不愿违抗父命,只有顺从。

以后怎样呢?我被他讲述的精彩情节迷住,惟恐故事终断。他凄然地一笑,有种受骗的感觉。

他说,我又穿上军装了,在别人眼里敬慕不已,在我心里总感到土里土气。参军后碰上的第一个难题,指导员喊我填一张干部登记表,填完交给他,他又拿着表回来问我:你参加的远征军是谁领导的呀?我如实回答:是国民党。他很叼酸地又问一句:那国民党反不反动呀?这时,我想必须挺起胸膛捍卫我的尊严,毫不客气地说:你要怎么,就明说了吧,何必拐弯磨抹角呢?可能是从来没人这么顶闯过,他把我喊到办公室去,语重心长地教诲一番,坚特要在“远征军”的前面加上“反动’”二字。从此,我的人生就和“反动”捆绑在一起了。

不久,军文工团要扩大,宣布调我到军文工团去。奇怪的是到了军政治部没有叫我去文工团,而是把我安顿在直属部队政治工作部(简称,直工部)的一间空办公室里,成天写历史交代材料,开始受到软禁“待遇”。写呀写呀,不知写了多少时间,一个月后他们看我实在没有写的东西了,才准出去活动。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尝试到不自由,被人篾视羞辱的对待。

后来去到了军部文工团,这是一个由北京、重庆等地的部队及地方调集一些文艺精英组合的单位,我算是迟到的补充兵。,政委是这么在队前介绍的:上级党委十分关心我们团的组建,现又调来一个拉小提琴的……他没加“同志’’一词,只不过是“一个’’罢了。难怪大家对我不热情,在解放军这个特别讲阶级友爱的群体里,来了一位新同志哪个不想亲近亲近,可多数人对我保持谨慎态度,不愿随便与称之为“一个”的人接近。唯有乐队指挥对我很热情,原因是艺术的需要把我们牵扯到一块儿。到了练乐的时候就直接了当给我说:你就坐这。我犹豫:这……他一边摆弄他的谱台,一边跟我说:我早就跟大伙儿说好了,你就坐下吧。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没辜负这个首席坐位,指挥很满意。我在团里逐渐感受到阶级友爱的“温暖”,在首长心目中也属于有一定份量的同志。尤其是每周六为首长组织的舞会,我在乐队、在舞池里都是崭露头角的风云人物。舞会完了,还有首长请我到他家去教TANGO。更使我受宠的是一次偶然机会,我在乐队独奏了一首約翰.斯特劳思的<<圆舞曲>>,受到首长特别加奖,并规定以后不需要这么庞大的乐队,就指定由我组成五个人的小乐队伴舞就行啦。就在这时候,政委向我发难了。

一天,他作闲聊的方式向我发问:音符有阶级性吗?我感到十分无聊,但又不得不应付他:没有。他好象钓到一条大鱼那么神气:怎么没有?一阵下里巴人似的争辩后,政委才开始触及到问题中心:你平时拉着玩儿的那些曲子是什么人写的?我理直气壮回答:是贝多芬、莫扎特、约翰.施特劳斯。政委听不下去啦:好啰,就别背那些死人的名字吧,我问你,这些人是哪个阶级的?我毫不迟疑地说:是资产阶级呀。政委突然严肃地把一双大眼睛盯着我说:既然你知到是资产阶级的,为什么还要宣扬它?这里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地方。这些都是为艺术而艺术的颓废、悲观、贵族式的产物,我要禁止你传播这些。我生平有个最坏的德行就是得理不饶人,当时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反击。于是,我来个反唇齿相讥:政委同志,您知不知道贝多芬跟马克思是老乡啊,他说过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命运交响乐》是颓废、悲观的吗?气得政委同志吹胡子瞪眼睛,恼羞成怒之中咆哮起来:反正以后不准拉那些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说罢扬长而去。

我这人心直口快,很容易得罪人,也容易招惹麻烦,如同每周六给首长举办的舞会,我对游击习气(不正规)的PARTY早就看惯了,但一夜之间舞场上骤然穿大棉袄军服的女同志换上花旗袍,让人感到焕然一新,但我偏说“个个真象旧社会的姨太太”。好啦,小报告立刻飞到政委那儿,这顿批评挨得我心服口服。又一次,后勤部开了一辆崭新的苏联制造嘎斯卡车停在我们八一礼堂门前,恰好碰上我这个车迷,出于好奇,我把这新车开去兜了一圈,回来跟司机说:“这车比老美的差一点儿,它的高速变低速时排挡总要打得响,说明传动部分粗糙。”就这么一句话,又不胫而走到了政委耳里。

这回可没上次那么简单,政委批评我崇洋媚外的根源,就在于“你有个反动远征军的历史,你还经常吹捧孙立人是美国军校出来的,为什么会给我们人民解放军打垮了?你呀,受毒太深!我实在忍无可忍,反问他:苏联是不是外国,为什么要称他是“老大哥”?马克思是不是外国人?为啥叫他导师……还没等我说完,,政委就按捺不住了,“啪”一声,手掌重重地猛击桌上:混蛋,你胆敢攻击我们无产阶级领袖?!

不久,又惹来更大的麻烦。文工团本是党的形象大使,当然少不了首长们经常来关心关心。一天,骑兵团团长来巡视文工团,他走后一位女同志对我说:政委把我喊到他办公室去,闹了半天才是他在那儿等我,要我周六到他们团去参加晚会,你说我去不去?就这样引起我破口大骂:你们这些美女成了政委升官进爵的垫脚石,你怎能不去?不料,这个男高音的嗓门儿穿透力这么强,又钻进了政委的耳里,从此,政委对我疾恶如仇!

1952年部队开始大批清洗历史上有问题的和不讨领导欢心的人,无奈,业务上需要,我没清走。1955年,眼看部队军衔鉴定了,突然宣布我转业。转业与清放的区别是:前者下地方后仍是国家职工,有永久吃不烂的铁饭碗;后者则属于有历史问题或其它问题,不够判处的,下地方后便成无业游民。在回乡的路上我盘算一番,根据自己的业务水平至少应该分配到一个市级文工团。

没料到竟把我分到丘陵地区的峨嵋县,再由峨嵋县的文教局分到双福场文化站,幸好下面再没有机构了,否则,我还要背着背包往下走。是不是就走到尽头呢?否,魔鬼般的日子还在后面。文化站设在一个与临县接壤的偏僻小镇上,只有一条不足一公里五公尺宽的正街,文化站就设在区公所斜对门,它的隔壁是乡公所。文化站是一个单间铺面,仅有30平方米,内设图书阅览室,室内右角隔了一个小间,只能放下一个单人床,屋里很黑。我见到此景,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涌出无限辛酸,难道我就只配拥有这样一个铁饭碗?

他品口茶,接上说:清晨7点,准时到区公所用早餐,馒头稀饭加咸菜,过时不候;中午和晚饭八人一桌,等齐(站着)围拢就干,筷子的周转速度决不能懈怠,否则,桌上一片狼籍的空碗就要讥笑你太斯文。每逢场(赶集)天,街上拥挤不堪,农民们听说县上调来一个转业军人,很多人都议论:这么帅气的转业军人,怎么会放在这儿?区、乡干部们更是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盯住我,男女老少纷至沓来议论不休,总想从表看里,能看出个什么样的问题出来?我真成了一个怪物,都怕跟我接触。在这个陌生而偏僻的山村小镇上,其孤独心情至今无从找到适度的文笔来表达。

每逢三、六、九赶场,小小阅览室喧嚷声能让你头晕脑脹,农民来这里不是看书,上茶馆要给茶钱,在这儿可以谈生产、谈农事,还有旧杂志可混混眼睛;这就是我来到这个文化站给农民带来的方便。散场后旧杂志撕烂不少。有些农民扯来裹叶子烟,满地是纸削、烟头和绿暇暇的口痰,肮脏不堪。这个时侯我才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艰苦性。寒场天(就是不赶集那天)那日子更难熬,都下地干活了,街上空无一人,只有隔璧还剩下一位老大娘,她主动找我聊天:你是犯的啥错误?我一点也不责难她的唐突:哪个说我犯过错误?她毫不遮掩地说:不犯错误,会调到这里来?她完全表现出不屑跟我谈下去的模样。怎么?我会被人歧视到这个地步,连一个老太婆都对我如此蔑视。怒问苍天:是谁!是谁!!让我如此落泊?    

到了晚上我更难熬,隔壁乡公所的猪圈跟我的床仅有一木板相隔,那股臭气熏满我这小天地,“猪八戒’’怒吼起来又不分个时辰,常在半夜槽(朝)内无食(事)猪拱猪,打得乒铃乓咙,不得安宁。我的惊恐还没平静,它们又相安无事酣声如雷。我想,那林冲发配的境遇该会比我好些吧?

1955年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偏僻的小县份不甘落后,县政府的大礼堂四周布满大幅标语:全部、干净、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县委书记作动员报告,报告后就分组讨论,我当然在文教这个小组。一开始组织会场的就拿了一本<<解放军文艺>>翻了一番就交给我,要我读给大家听。文章的标题:《一支狐狸尾巴》,不难看出这个小组我就是核心人物了。走过场的花招早已耳濡目染,就加足油门,以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将其全文读完。

掌握会场的组长,故弄玄虚地要大家发言,其实大家也心领神会,是在审查我的自觉性。我已经被逼到了这地步,还讲什么脸面,就来个直言不讳:首先我认为这篇文章是凭空捏造的。掌握会场的人敏感到我可能越轨,立刻纠正道:叫你谈感想,知道吗?我向他解释:你不是要我谈读了这篇文章后的感想吗?说话总得有个开场白吧,这个学习又不是三两天就结束的,你还怕我占了大家发言的时间?他无可奈何地向我扬下手,示意我说下去。

我就接着说:解放后隐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有没有?有!但没有象这篇文章写的这么多,这么笨。我就在部队整整呆了六个年头,首先说部队的纪律是很严格的,哪里允许一个新参军的文艺兵在文工团讲恋爱?又在深夜向台湾发电报,更是无稽之谈的还有一台发报机。一台发报机要多大个地方才放得下?大家听得正入神,掌握会场那个同志无法忍耐了,十分严厉给我指出:说我是在有意逃避,怕接触到隐藏多年的反革命历史问题,并动员同志们开始对我批判揭发,还再三交代肃反政策“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很快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久,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反省,关在一个与外界断绝一切往来的地方,整天写材料交代历史。还派出几个人去跑外调,查来查去,不了了之。俗话说的“躲过初一,躲不过初二”

1957年10月,县上开始动员帮助党整风。大会小会,个别谈心,要大家向党提意见,我自巍然不动。没料到科长找上门来谈心,县委书记请去聊天,再是铁板一张也得软三分。我这人就爱幻想,万一他们真能给我赔礼道歉呢?

于是,我在全文教系统的大会上“畅所欲言”,把胸中多年的怨气通通发泄了出来:一,远征军在印缅杀日本鬼子,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怎么说是反动的?二,为什么崇洋媚外的帽子非得让我戴,那马克思,斯大林难道是中国人?三,在部队审查一次我的历史,下了地方又遇肃反,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去调查我的历史,为什么至今还不给我下结论,无缘无故关了近一年,你们说过“不会关错一个好人,”,我现在到底属于好人还是坏人?我一个多小时发言,下面听得鸦雀无声。

次日起床,县政府院坝的墙壁上贴满了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县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的“整风办公室”,一夜之间易名为“整风反右办公室”。我因顽固不化,拒不交代,被叫到“整风反右办公室”去受教育。他们跟我谈话的结果,认为我毫无悔改表现,向我宣布:“请示了上级党委,根据你的反动本质和你的认罪的表现,你已划定为极右分子!” 并给我专门做了一个木牌子,上写“极右份子黄绍甫”。

他们给我作了交代:“这个牌子就挂在胸口上,除睡觉外不准随便取下来。”当我挂上这木牌时,不由得让我想到在投笔从戎,离开学校写的一首诗中的一句:“你会看到我佩戴的那枚灿烂夺目的勋章”,哈哈,现在不是有了吗?顿时,我转身就往街上跑,让更多的人参观我胸前这枚“大勋章”。不料,刚好走上街,就被人喊了回去:“谁叫你挂着牌子出去的?你出去干什么?办公室的胖子干事气吁吁地责问我,。

我说:“出去买包烟。”并给他解释,“你们不是说过,不准摘下来吗?胖子气得语无伦次:“是不准摘下来呀!噢,上街去要摘下来嘛。事后,我还是不服气,终于躲过门房挂着“勋章”跑出去了,还没走进卖烟的铺内,只听到老板娘看着我来了,就哄她怀里抱着的娃娃说:别哭,你看右派来啦!果然,娃娃嘎然停止了哭闹,抬起头来要看看这红眉毛兰眼珠的右派。我大失所望,烟都不想买转身就走。这也难怪那老板娘,县城里大街小巷孩子们早就编成歌谣唱开啦:右派右派,是个妖怪,大家说好,他要说坏。

反右办公室看我还是那么囂张,又给我加法码,决定在文教系统挑选一批积极分子,组成三个组,不分昼夜24小时轮番对我进行疲劳“轰炸”。第一组,八时上班:“你要老实交代,1943年到1945年这三年,你躲藏到那儿去了?第二组,下午四时接班:“你说远征军不反动,你专门在谍报队抓进步人士、共产党员,你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你是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份子,你是……;第三组深夜0时上班::你宣扬八年抗战国民党也有功,那蒋介石跑上峨眉山避暑,待抗日战争胜利,他才下山来摘胜利果实,你们抗战有功吗?说呀!次日,依旧“轰炸”。猛然,只听一声女高音尖叫:“你们看,他都扯起扑鼾来啦!我真想摆脱能让人窒息于死地的、紧张的、厌倦的政治斗争,我没哪分心思去听哪些臭八股,为了解脱现状,我走进爱的宫殿,在心里开始谱写一首歌曲,献给为我付出坚贞爱情的妻子:

此后,开除公职,送到“415”劳教筑路支队去修筑内昆、成昆铁路。二十年后的1979年,时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帮,为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改正”。此时,他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只身一人扛着破烂的被盖卷,回到一别二十一年的峨眉县文化馆。

虽然人事全非,但文化馆仍情况依旧。过去那些整他的“打手”和“极积分子”,不少人高升为局长、部长、书记,他不得不承认这个“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虽然他不满有积怨,但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他总想用百倍努力,千倍热情,去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为国家多做一点事情。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他开办了青少年音乐学习班和合唱团,使没有生气的文化馆不再是门可落雀的地方,成了男女老少尽享文化娱乐活动的乐园。

尽管只有一架音不准的旧钢琴,脚踏的旧风琴和一部风箱都在漏气的手风琴,但把文化馆这几间旧瓦房烘托得那么勃勃生机。他教唱歌,他教小提琴,但那发出和拉出的声音,使他感到忏愧。中国有句俗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仍然不停地向领导提意见,见不平的事情仍然放炮,甚而写材料向地区文化局揭发县文局头头们的不法行为。在这个被“阶级斗争”污染了人性的国家,在这个一党独裁专制的黑暗社会,根本无公正、公平、法律可言。当这些恶势力与自身利益结合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任何无中生有的坏事,诸栽脏陷害、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出卖人格等等,都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得出来,而且会得到法律的支持与认可。想不到1983年的“严打运动”,乐山市法院以“强奸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奇怪的是他不上诉,而默默地接受,我问他为什么?

他扬起那张饱经风霜、为岁月苦难留下的一道道皱折的苍径和善的险庞,轻蔑地一笑道:你认为上诉有用吗?我本来是个单身男子,她是个单身女子,有书信来往,有爱的承诺,可他们去威胁挑唆那姑娘,要她出面检举我是强奸犯,否则就不给工作。我没法给她工作,她只能这样做,我有力量去改变她吗?我认为我最大的“罪恶”,就是不该生在这个国家。我的一切“罪恶”,都是远征军特定的身份和一生喜爱小提琴的原因造成。不过我不后悔,今天我不是还在依靠小提琴吃饭吗?

我语塞,还有什么说的呢?

他又被关押了十三年,加上原有右派劳教的20年,他一共关押了33年。直到1996年他才被莫明奇妙地放出来,除了心藏还在跳动外,什么也没有,真是个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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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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