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宇鸣先生近影）
【看中国2014年04月18日讯】题记：名字和他性格一样：声鸣宇宙，且不怕捆、不怕打、不怕吊，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
他喜欢唱歌、弹钢琴，七十八岁的人了，舞步仍像年轻人一样的矫健。那天我去他家作客，要爬上成都西南边中央花园一幢七层楼高的顶房。没有电梯，他每天上下不少于十次。用他的话说叫“强迫锻炼”，但换来一个棒棒的身体。我爬上去累得喘了半天气，他一点事也没有，像在溜湾散步。为了解我闷郁，他打开上万元的钢琴，弹了一曲贝多芬的《生命交响曲》。随着他指犍的起落，那如火如荼有着强大感染力的音质，与那壮丽宏伟的轰鸣，简直惊心动魄，震房撼墙！而曲中绝望的悲哀，忧伤的痛苦，又唤起你无限的忧思，无穷的回荡……我默然神往，为曲的精髓所动，再没有个人尘烦，更无俗耐的思绪。啊，艺术陶冶人的情操，音乐洗涤人的灵魂，也许残酷岁月给他留下太多的灾难阴影，所以要用艺术的美，来藉慰那颗损伤得太多太重的心。此时，我好像找到他酷爱音乐艺术的原因。随着音响的变律，我渐次渐次地走近了他的不幸人生……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学生，毕业于成都大学财经系（现名西南财经大学），后分配到江油县人民银行工作，1956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戴红花，“吃油大”（成都话聚餐），可不到一年，就“荣升”为全县大右派分子。正如他在自述《祸根》中写的：“历史告诉我们，1957年反右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从那以后人们再不敢讲真话，趋炎附势，胁肩媚笑，黑白颠倒，善恶易位，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不断的政治运动像巨大冰山，纵是泰坦尼克号一样的巨轮，也会被击沉在海中，何况瘦弱不堪的知识分子……”
其实，他的言论极其简单，建议“党要对干部实行考试制度”，“苏联银行会计制还不如中国的好”。另外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有人说“老百姓排队购买附食品，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他不同意此观点说：“那排队排到北京城，人民生活水平就更提高了。我认为根本问题是提高生产力，扩大再生产。”谁知这些言论，成了“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除此，还有一条更为严重的“罪行”：“为首组织匈牙刊裴多芬俱乐部”。这对五十年代一个偏僻闭塞小县城的人来说，根本不知道此为何物？但处理他的决定书就这样写上。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头脑里只有“政治思想”和“阶级斗争”这根弦，上面说什么就信什么，从来没有自已的思想与见解，几乎都是奴才与奴隶。因他爱好唱歌跳舞，为活跃机关文娱生活，1956年和单位王拓宣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百灵鸟合唱团”，想不到竟然成了“猫抓慈耙，脱不到爪爪”，一顶不大不小的帽子“裴多芬俱乐部”，戴在众多参与者的头上，使全县“反右斗争”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受到省里嘉奖。他是为首者，处理当然“更上一层楼”：开除公职，送劳教养。自此，走上了半世囚徒之路，一个打击连着一个打击，一拨斗争接着一拨斗争，他几乎飘首刑场，“戴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
最先送到四川省公安厅劳动改造局“415”筑路支队劳改，尔后级级飙升：到看守所、监狱、劳改队。他还手戴古老的铁铐（又称捧子），在不足一点五平方公尺的小监里，整整关了七年。直关得骨质疏松，肌肉萎缩，双目几乎失明，而今还留下许多不治的后遗症。老右他到底犯了什么大罪？是偷了皇帝的御马，还是奸污了宰相的夫人，或是把谁家四代单传的龙孙丢在了尿缸里？什么也不是，是他们几个肚子饿得发荒，串在一起“冲壳子（北方话侃山或称闲聊）”，骂了共产党是法西斯政党，毛泽东是封建暴君……
1961年中共迫于形势，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作出了一些纠偏的修补措施，他和一批右派分子获得当局摘掉“帽子”的“宽大”处理，但留在“415”“就业”改造。就业员有点小自由，结识了难友李玉平、周居正等人。凡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无不对那个反科学的“大跃进”发出遣责，无不对那个蛮干胡来的“大炼钢铁”嗤之以鼻，无不对那个荒唐透顶的“人民公社”叫喊停牌。他们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的民主社会，解散公社，还田于农；实行普选，还政于民；废除一党制，回归民主；开放言禁，让人讲话！还建议学习南斯拉夫铁托，将共产党更名为“马列主义联盟”。他们以为吹牛皮不犯死罪，没想到中共是杀无赦。
不久，他背起被盖卷到了重庆江津县永川新胜茶场，突然一天锤上脚镣关进反省室。他不知道那股水发了，惶惶中等待明白。一天，几个解放军将他押解他到永川县肖家冲一间秘密审讯室进行审讯，预审员叫王殿臣，说：“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必须老老实实交待，你和周居正、李玉平成立了什么反革命组织？打算如何推翻共产党、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他的回答当两个字：没有！王殿臣桌子一拍，凶神恶煞骂道：“你还嘴硬，死到临头还不知道！告诉你，政府已经掌握到确凿证据，不然何以逮捕你们几个。”
他道：“既然掌握了确凿证据，为何还叫我坦白交待？”
王殿臣双眼圆睁道：“我知道，你是个吃了秤砣铁了心的家伙，为了挽救你，我提点弦（四川话告诉你一点）”说着拿出几张检举材料念起来。
他冷冷一笑道：“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是搞错了嘛，水肿病、黄肿病，到处饿死人难道不是事实？唯今之计，，你们应该向老百姓道歉、请罪……”
“放屁”王殿臣气得跳起三丈高，大叫：“把这个反革命给我捆起来！捆起来！”
几个彪形大汉一拥上前，先剥光他的衣服，将其打倒在地，用筷子细的麻索，绕腕缠臂，一圈一圈，一层一层，像扎缠丝兔一样把他捆扎起来，然后两索并一，打个合结，麻索从背后活结中穿过，一人踩背，一人拼命往上提拉，双臂和双肩快成一道水平线，麻索早钻到肉里去。他的额头立刻大汗如雨，皮肤逐渐逐渐变成紫红色，其疼痛有如万箭穿心，乱刀剔肉。他先是拼命叫喊，叫声穿墙破屋，音震四野，不一会儿叫声变得微弱，再一会儿没有声音了，水泥地上全是他的汗水，一股股流，一丝丝浸……
王殿臣刁着烟，不停地在审讯室里走去走来，得意微笑着，舒心地欣赏他精心细雕的人体“杰作”。当他发现费宇呜已经昏死过去，马上吩咐手下人提桶冷水泼去。冷水一惊，费宇呜从死里醒过来，他微睁两目，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抗议道：“你们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哟，这哪里是审讯，是屈打成招！不如拿枪来把我毙了？”
“毙了你，才安逸哩！老子就是要你龟儿子不死不活，才知我的厉害。”王殿臣嘿嘿一笑，慢慢地呷着茶，道：“告诉你，我遇到的对红心多得很，不要说你，就是铁嘴钢牙也得如实招来。老子审讯人从来就是这一手，看是你们硬，还是我硬？嘻嘻，不好受吧？”
这样的审讯，这样的捆绑，重复了三四次，纵是钢铸铁倒的汉子也受不了啊！最后一次，费宇呜把心一横高喊道：“拿笔来，你们要啥子我说啥子，都认，都认，总可以了嘛！”
“好！看来你还是硬不过老子！”王殿臣笑了，笑声让人打寒战：“我看得多了，对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不给点厉害看看，怎么知道锅儿是铁铸的。”
取供划押，收监定罪：“［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惊天大案就是这样来的。此案牵连百数十人，主犯周居正、杨应森判处死刑，魏昭、陈仲伟判处死缓，冉茂宁等四人判处无期，李玉平和他二十七人分别判处二十年、十五年有期徒刑。此案全是秘密审讯，如法炮制，既无指证人，又无旁听人，也没有陪审员，更奇怪的是一个案不同卷宗，人与人不对质，全是分审分判，而“罪名”全不一样。他不服，抗争，上诉，遭来的当然是拳打脚踩的暴殴。此后，强行送他到雅安地区卢山县苗溪农茶场劳改。在劳改中他一直不认罪，成了全场数千犯人中有名的“反改造分子”。人人盯梢，个个监督。
1966年一天，他上厕所解便，因无纸，便向同队犯人李少定要了一点手纸，立即有立功犯人向中队长报告，说他们在传递反革命材料。不由分说，中队长立即将他关押，管教股长赵瑞观马上展开审讯，说这是李少定向他请示，发展一批人员加入“马盟”，他是首犯。因这个擦屁股的纸团他看也未看，上面有无字迹根本不知道。赵股长花了三天时间没有审出结果，脑羞成怒以他拒绝交待为由，给他戴铐扎镣关进黑牢小监，并号召全场犯人写揭发检举，硬要从鸡蛋里找出石头。
小监，高不足一点五米，长宽也不过一点五米，石砌泥涂，只有一个连猫都钻不出去的风门，没有光亮，没有照明，纵是酷暑，里面也寒气浸人；纵是阳光耀眼，里面也黑洞洞尤如阴间。关在里面的人站不直，躺不伸，为了折磨他，狱卒还给他戴上反铐，不放风不给洗漱水，屎尿拉在屋里，臭气薰天远近可闻。为了争人权，他以绝食进行抗争。狱卒问他为什么不吃饭？他说，我双手反戴怎么吃？狱卒说，用嘴含。他直眉厉言：我是人，不是狗！宁饿死也不做狗！三天不吃一口饭，不沾一滴水。到了第四天，一位有良心的主管宋晓光（原营山煤矿付场长，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免职，来此管小监），走来悄悄对他说：“费宇呜呀，要爱惜生命啊！你有什么要求，我尽力向上反映。”他说，“我是政治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不能日夜戴反铐，每天要放风，每周准许我洗一次澡，大便应上厕所解，不能拉在小监里，这是起码的人道待遇。国民党监狱都能做到，为什么共产党的监狱做不到？你们如果不改变作法，我宁愿饿死。”
经过这场斗争和宋主管的反映，茶场基本上答应了他的条件，但并未将他放出小监，因为他没有交待问题，每天只有半个小时的放风时间。在这个时间里要解便、要洗衣、要取水，还戴着手铐。他整整在小监里关了七年，关得骨质疏松，肌肉萎缩，浑身泛白，几乎双目失明，四肢瘫痪，这就共产党的革命人道主义！不知世界上其它国家是否有这样相同的小监？
1978年他满刑出狱，右派虽得到改正，但“马盟”一案却得不到“平反”，故不能恢复工作，他只好经商开火锅店。由于人聪明，又有经营头脑，在江油县成为餐饮大户，远近闻名。有了收入才娶妻生小孩，过上美美的小家庭生活。现女儿已长大成人，他教育她的话是：“当一个自由人，走独立的自由之路，切不能去端铁饭碗，靠共产党吃饭！”
他用全部的精力，一生的心血，培养女儿习声乐，弹钢琴，竟有了点小名气，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对“马盟”的冤案，他曾极积地申诉过、上访过，可是四川省高院有关人员就是顶着不办。他们心怯，知道这个冤案杀了两个共产党人，判了那么多干部的重刑，平了谁担这血腥责任？这一冤案的受害者是清一色的右派，全是干部、教师、科技人员，其中绝大部份是党团员，特别是周居正，是重庆滓子洞的脱险者，活着的“红岩志士”。
在此期间，曾数次向省高院提起申诉，但高院不予理采，他十分气愤地说：一党专制的独裁国家法律根本无公平、正公可言。我对共产党从不寄予希望，更不寄予幻想，他们永远不会承认错误，也不会改正错误。三年人祸，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连对不起也没说个一声。虽然右派改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他们仍说“反右斗争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有这样“扩大化”吗？我不承认它的法律，也不承认自已是“右派”和“反革命”！我认为毛泽东才真正是反革命，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我们本来就是清清白白的人，平反也是这样，不平反也是这样，求他们干什么？他真不愧是个铮铮铁汉！
写到这里，不得不说一句，本人也是卷入此案的一个重要分子，在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被关押了两年多的时间，好在同案的杨应森没有咬我，自已又会滚案故侥幸逃过。据悉，为昭“马盟”之冤，原重庆市高院刑庭庭长吴明先生，在离休后出于义举，以律师身分亲自去四川省高院档案室查阅了所有档案，还自费花去半年多时间，走访了当年涉案人员，包括审判者、举报者，最后结论：这是一桩极在左思潮和在特殊条件下，采用刑讯逼供制度出来的特大冤案。草拟诉状，多次代表受害人与遇难者家属，要求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重审。当年重庆地下党不少老人，纷纷向胡锦涛写信，证明周居正是个坚强的革命者，希望中央能彻查此案。但是无任何回应，值“反右斗争”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共不仅不痛改前非，还拼命打压我们这些风烛残年的受害老人，这能构建“和谐社会”吗？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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