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蜀文字现身
李学勤先生说过：古文字的解读"是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世界上已发现的古文字"目前完全没有解读的，业已寥寥无几。先秦文字除了汉字，可以确定的只有巴蜀文字。如果能够解读出来"必将对历史文化研究有较大帮助。近年从出土文物中发现的巴蜀文字，大致属于古蜀开明王朝的特殊产物，其时代主要是战国。二十多年来，许多学者曾作过不少研究，迄今至少可以区别出三百多个不同的字符；但明确解读出来的为数极少。
巴蜀文字是一个客观存在，应当不算什么新发现；可是古人却长期视而不见，任其在鼻子底下溜走。例如，清道光时冯云鹏兄弟编印的《金石索》卷二，著录了一件先秦“夔戈”的三字铭识，还按古汉字解读，写出了释文。其实那是一件蜀式无胡铜戈，上面刻的正是三个巴蜀文字。金石家其所以作出错误判断，大概是受了西汉扬雄所著《蜀王本纪》的误导。此书业已亡佚，晋左思《蜀都赋》刘逵注曾经摘抄了一段，在历数蚕丛、鱼凫、开明等蜀王之后说：
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摘抄的则是“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这段记载对后世影响很大。按书上所说，那时蜀人文化很低，似乎根本没有文字。为此，直到20世纪初，许多学者也不肯相信，天下居然还会有一种巴蜀文字存在。在1921年前后，成都北郊白马寺、坛君庙一带，忽然出土一批古铜器，上面刻有特殊的纹饰和图符，当时不少金石家兴奋地认为，那可能就是人们盼望已久的夏代文物和文字。早期收藏在四川万县一个乡村寺庙里的錞于，后来藏入华西大学博物馆，上面就刻着一些巴蜀图像文字；1936年《华西学报》第5期曾作过报道，仅称之为“巴文”。其后，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不少专家云集成都，他们之中有一些爱好收藏的专家，对古董市场里的白马寺铜器颇感兴趣。疑古派史学家卫聚贤先生，便是其中之一。1941年，他将购得的11类48件器物上的纹饰和图符，公布在他所办的《说文月刊》上。当时这位有眼光的学者，首先提出“巴蜀文化”一词，意味着对巴蜀文字的肯定。可是他的见解，那时并没有取得普遍认可；考古史家商承祚先生当即著文争论，认为那是夏器和夏文，并且怀疑他买的是些假古董。
巴蜀符号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四川出土的战国时期器物上，往往刻有巴蜀图像文字，特别是弯曲的手掌与带尾尖桃形的组合图文，最为常见，被人们称为“心手文”。那些巴蜀文字器物的出土地点，既有古巴人地域的重庆、巴县、酆都、涪陵、忠县、奉节、巫山、合川、渠县、广元、阆中、南充等地；也有古蜀人地域的成都、郫县、灌县、彭县、新都、双流、大邑、蒲江、绵阳、广汉、什邡、绵竹、中江、三台、乐山、峨眉、芦山、荥经、峨边、越嶲、西昌、犍为、宜宾、泸州等地。这些巴蜀器物大都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文字也是如此，从中看不出巴与蜀有多大的区别。此后，在鄂西、湘西、陕南都曾发现巴蜀器物，上面也带有一些巴蜀文字；连上海博物馆也有此类器物的收藏。
学术界对于巴蜀文字的认识，是一步步在深入的。由于20世纪50年代，在巴县冬笋坝、广元宝轮院等巴地率先发现战国船棺，其中出土一大批巴蜀文字器物，内涵相当丰富；于是“巴族文字”便挂在学者们的嘴边。如佟柱臣先生以为，蜀这个方国，因为地近中原，很可能自己未造文字，直接采用商人的文字。但巴族却有自己的文字。徐中舒先生深信《蜀王本纪》中蜀人不晓文字那段话，不赞成卫聚贤把四川铜器上异于中原的文字系统，都当作巴蜀文化；断定“如果这些兵器上不可识别的绘画就是文字，那也应与蜀无关。”所以他也把那些文字称为巴文，并与“么些象形文字”（今称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作了比较研究。邓少琴先生认为，既然已经发现了巴人使用的象形文字，那就与《蜀王本纪》的说法有了出入。不过这种巴文，还是处于最初创字阶段，有些有如图画，推想它与汉字的构造，可能具有一些共同基础。蒙文通先生则以为：“古代人民都是从不晓文字到后来才晓文字，只是要问什么时间不晓文字”。他举出《说文》“巴蜀名山胁之堆旁著欲落堕者曰氏”，指出“氏”字就是一个巴蜀的字，而且还是起于巴蜀很早的字。童恩正君的意见是：“当巴蜀两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文字的出现和使用，应当是带有必然性的。”中原文字，在巴蜀境内亦应有所流行。“与此同时，在春秋战国时代，本地还有另一种文字，这可能是巴蜀两族自己的创造”。
最早发现的刻在巴蜀器物上的文字，多数是些图画、图像，因此他们究竟是不是文字，就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李复华、王家祐二君指出：它们绝大多数是些具体的实物图像，没有动词、形容词、接续词，也没有数目字，似乎不能构成文句，可能是一种类似传统吉祥话语的东西，用以看图解意。为此，二君称之为“巴蜀图语”。孙华君提出，文字是由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引导出来的，但这些物件、符号、图画本身并不是文字；它们只起备忘作用，而不能完整记录语言。所以他把器物上的图像文字，称为“巴蜀符号”，而不认为就是文字。他所举“巴蜀符号”不是文字有三点理由：一是它的数量、种类太少；二是图形极端纷繁和不规范；三是与汉字共存。由于产生时代既晚，流行时间不长，而且汉字业已在巴蜀流行，因此“巴蜀符号”不可能、也无必要向文字演变。
1972年11月，四川郫县独柏树发现一件虎文长胡青铜戈，援部刻有一行铭文十余字。童恩正君认为：“戈上的文字，无疑应该是巴蜀文字。”这种文字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横行。它和汉字一样，应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而且还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完全脱离了原始的象形阶段。”其后，在郫县张家碾、新都、什邡、峨眉符溪和渠县、万县新田，又先后发现了相同类型的文字戈。实际上，早在1959年，湖南常德德山26号战国墓中，即已发现此类巴蜀式戈，上有巴蜀文字十余个，当时以为是一种早期的楚文字。近年，又在湖南桃源、长沙、陕西紫阳白马石等地，发现了类似的巴蜀文字戈，使这种脱离了象形而走向符号化的巴蜀文字，累计数字超过了60个。
二、巴蜀文字的分类和讨论
综合以上重要发现，李学勤先生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称所谓“巴蜀图语”或“巴蜀符号”为“巴蜀文字甲”；称脱离了象形而走向符号化的巴蜀文字为“巴蜀文字乙”。他说：“巴蜀文字乙是一种文字，研究者是公认的；而巴蜀文字甲是不是文字，还有人在怀疑。其实，《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已提供了回答这一疑问的依据”。他举出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的三枚带日字格的半通印，其中编号为m50：14、m50：15的两枚是汉字印，印文皆为“中仁”；而m50：39那枚印文却是属于“巴蜀文字甲”的两个字，这显然只能理解为文字了。他指出：“巴蜀文字甲”里的文字符号又可分两种：一种是常见的、重复出现的，比较简化，可各自独立，可能用以表音；另一种不常见的，比较复杂而象形，如动物、植物或人形，可能用以表意。李先生又指出：郫县独柏树、万县新田的巴蜀铜戈上，胡上既刻有“巴蜀文字甲”铭文；而援部还另有一行“巴蜀文字乙”；可见“巴蜀文字乙”不大可能是“巴蜀文字甲”的草体。
段渝君同意李先生的看法，认为巴蜀文字按其特点可分两系：一为方块表意文字，（巴蜀文字乙）；一为符号象形文字，（巴蜀文字甲）；郫县、新都、峨眉、万县和湖南五件铜戈铭文，还是相当进步的方块表意文字。至于符号象形文字，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观象形，比较复杂，暂称符号i；一类是抽象符号，比较简化，暂称符号ii。符号i又有5种单符：a型为动物或动物的部分躯体；b型为植物及其部分；c型为器物；d型为自然景观；e型为人物或人体的一部分。符号ii则似从符号i简化而来。他认为表意文字当早于那些符号。
三星堆玉器图文
钱玉趾君对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铜鍪盖上外圈三组图纹，进行了仔细观察，同意孙华君判断其不是纹饰，而是有特殊意义的“巴蜀符号”。但他认为那是些以螺旋纹线为主的拼音字母，全盖字母约有40个。根据那些音素.音节文字的形象，可称之为“蚕丝文字”。通观东方音素文字，如阿拉伯文字等，大都有此种特征。钱君新论一出，立即引起普遍重视。魏学峰君不同意鍪盖图纹是拼音文字及“蚕丝文字”以为那是一组巫术符号而非巴蜀初文。但他认为许多巴蜀器物上的文字符号，应该都是些原始文字；与中原文字相比，更重视装饰性，并常常与记事符号杂用。它应是巴蜀人在与中原同文以前所进行的创字尝试。段渝君也认为鍪盖外圈纹是不连续纹饰，谈不上是“螺旋字母”和由此推衍出来的“蚕丝文字”；所提“拼音文字”之说违背常识，似乎古蜀人一开始就发明了高级阶段才有的拼音文字。随后，钱玉趾君又对郫县、新都等地发现的铜戈等铭文加以研究，认为那是拼音文字体系的音节文字；因为与彝文相比，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故推测古蜀语法是宾语在谓语之前的“左言”。如《金石索》卷二先秦“夔戈”三字，从左至右可释为“虎（罗苏）戈用”，意即罗苏所用之戈。后来，钱玉趾君又提出，巴族文字和蜀族文字明确分成两个系统。郫县独柏树、万县新田和长沙铜戈铭文，有些字尚未脱离象形，当是巴族文字；而郫县张家碾、新都、什邡、峨眉符溪和湖南常德铜戈铭文，已较符号化，有些字与彝文接近，当是蜀族文字。
三、巴蜀文字范围的拓广
上述巴蜀文字器物的时代，上限可至春秋晚期；下限为秦乃至汉初。但广汉三星堆商代文化遗址出土陶片上，已发现有刻划文字符号；二号祭祀坑出土石边璋所刻图像中间，也夹着一个文字。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纺轮上，刻有二字，与二里头文化纺轮上文字异曲同工。这些都比上述巴蜀文字更早"或许可以看作它的源头。
八大山人朱耷临岣嵝碑字
秦始皇消灭六国之后，开展文字统一运动，结果“车同轨，书同文”，巴蜀文字渐渐失传。但是，既然曾经存在过这种文字，就不可能连一点遗迹也未留下，在民间应该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如卫聚贤先生在1941年将首批巴蜀文字公布于《说文月刊》上时，就曾附有岣嵝碑材料。岣嵝碑又称神禹碑，相传是刻在湖南衡山岩壁上的大禹治水纪功碑记，共77字；其字非篆非籀，无法释读，成为千百年历史之谜。把它放在巴蜀文字一起，或许含有疑为巴蜀文字之意。李学勤先生论及新都蜀国青铜器时，也曾附带提出岣嵝碑是不是巴蜀文字的问题。笔者随后进行研究，发现明代杨慎、沈鉴、郎瑛、杨廷相、杨时乔等按古汉字猜测出来的释文，包括近来许多类似的努力，大都有牵强附会之嫌。根据此碑来历，初由宋代蜀士何致刻留在奉节夔门观和长沙岳麓书院，16世纪中在岳麓书院出土；现在流传的拓本皆据以仿刻。据此等线索，此碑出自蜀中的可能性很大。若将碑字与当前发现的巴蜀文字相比，有不少字体相当接近；故岣嵝碑文可能就是巴蜀文字的遗存。近年在四川都江堰大面山岩壁上找到的石刻三字、明代在陕西嶓冢山发现的八字“禹碑”同样都有巴蜀文字之嫌。
四川大学任乃强教授、省博物馆王家祐研究员都曾指出：古代巴蜀巫师是知识阶层人物，对文字的应用比较熟悉；本地巫术经典，也有可能用巴蜀文字书写。秦灭巴蜀之后，在官方文化专制主义的压制下，巴蜀文字濒于失传；好在东汉兴起五斗米道，全盘接过巴蜀巫文化，包括文字在内；因此在道教秘文和印章中，还保留着巴蜀文字的孑遗。那些东西，在一般人的眼中，是些谁也不识的“天书”。经过两位教授这样的启发开拓，巴蜀文字的源泉就扩大了许多。例如著名的道教“三皇文”、“复文”和一些符箓，从中都不难剥离出一些巴蜀文字来。近年发现的道教三十六字铜印，印文可能多是典型的巴蜀文字。笔者还发现，著录在南宋《啸堂集古录》上的“蜀嘉王铁鉴”铭文十二字（《太平广记》《蜀梼杌》所载称为“神和子镜”），亦可疑为巴蜀文字。
至今，巴蜀文字素材已积累了不少，学术界也付出了许多努力，但迄今为止，对巴蜀文字的释读，成绩仍不如人意。本文拟陆续集中一批文字素材，为研究者提供某些基础。希望这一课题，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能够开出灿烂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