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知识分子被称为“士”。何谓“士”？《说文解字》云：“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对孔子这句话，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有进一步的申说：“学者由博返约，故云推十合一。”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士”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有由博返约的思维能力——换言之，士必须能对五彩缤纷万象丛集的客观世界进行抽象概括，进而探讨其内在规律的能力。其次，孔子还说过“士志于道”，其意是讲：作为士，他的最高追求应该是道——这道既是客观真理，又是主观道德。所以，士的双重规定就是：既探求客观真理，又追求道德完善。这跟西方对知识分子既是真理探求者又是社会良心的双重规定可谓殊途同归异曲同工。
不过，在古代，“士”分含义显然比知识分子或读书人复杂得多。从春秋中后期，迟至战国以前，士都是指一个特定的等级。《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这十等为：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士上面有王、诸侯、卿大夫，下面有庶民、奴隶。作为一个等级，士的衣、食、婚、丧都有特定的规范。到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士才转化为一特定的社会阶层。从社会角色看，士多数以武士为业。春秋初，管仲辅佐齐桓公改革，就规定士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军事训练和打仗。《国语•齐语》说：“春以搜振族，秋以称治兵。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意思是说，士春天以打猎为名进行军事训练；秋天以秋猎的形式进行大部队整训。这样，打仗时就可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使大国之君莫之能御也。”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死敌章士钊就是因为不知道士的这层含义，才闹出了“二桃杀三士”是“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的笑话。
从春秋中后期到战国，士的社会角色逐渐由主要为武士转为主要为文士。虽然如此，他的功用和指责仍比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复杂得多——阎步克先生指出，“政治等级、亲缘等级和文化等级这三者，在此期是高度重合的；封建士大夫拥有政治权力、文化教育，同时又因亲缘网络而结为一体。‘士’训‘事’、训‘学’，又处于‘族’中——他们是宗法贵族”。也就是说，士扮演着三重角色，即政府官员、知识技能的传承者，以及宗族成员，这三者是重合的，未经分化的。后来，这三种角色渐渐分化，宗族的角色与士失去了关联，官僚与学者这两者被继承下来。因此，官僚与学者都可以被称为士，比如说诸子中的名家、道家等，扮演的是比较纯粹的学士的角色；而所谓的游士，扮演的是纯粹的官僚的角色。此外，又有儒家、法家等，则兼具两种角色。也就是因为这个阶层一身二兼二任（学士，官僚），才出现了后代“士大夫”这个称谓——既是“士”（学者），又是“大夫”（官僚）。
也许，就是因为士跟知识和人格有天然联系，所以，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中，士还天然地代表着一种精神，那就是对传统精神道德执着追求，不为物质权贵所桎梏，谨守个人修养并且达到了一定境界的人才能用冠以代“士”字的称呼。比如，博学之士，有志之士，仁人志士，学士，进士，名士，侠士，壮士，隐士，烈士等等。而与士有关的词语也多是在精神上积极的，正面的，是提倡大家效仿的。比如，士为知己者用，士受杀不受辱，壮士不饮盗泉之水等等。
不过，也因为“士”跟“大夫”连在一起，也使得“士”的纯粹性大打折扣——毕竟，无论是对客观知识的追求还是对自己道德的完善，和当官做老爷之间，与其说是水乳交融，不如说是矛盾相攻。譬如，在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士”在群雄竞起，道术将为天下裂的非常时期，纷纷放弃对真理追求，而一股脑地扎进污浊不堪的政治实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百家诸子的理想，大多是获用于王侯将相，成了沽名钓誉与获利的工具。只有庄子把人生的意义与目标转向内在，转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记》记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然而，这种“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也很难说是对真理的真正追求。逮及近代，在革命的旗帜下，知识分子纷纷在政治斗争中争相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其核心原因，还是因为“士大夫”情结在内心作怪。
人们说，中国人的思想往往是一种综合的混同的模糊的思想，“士”的种种含义，可以印证这种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