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德”到“十思”
《尚书•皋陶谟》中，皋陶跟大禹讨论如何选拔官员，总结出了“为政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皋陶认为，理想中的官员应该具备以下九种德行：宽宏大量而又严肃恭谨，性情温和而又有主见，态度谦虚而又庄重严肃，具有才干而又办事认真，善于听取别人意见而又刚毅果断，行为正直而又态度温和，直率旷达而又品行廉洁，刚正不阿而又脚踏实地，坚强勇敢而又符合道义。
“九德”可以说是官员道德水平的理想境界。对于一般人来说，很难天生就具有这九种美德。怎么办呢？古人也替我们总结出了修炼“九德”的方法——
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以“十思”劝谏唐太宗李世民，这“十思”就是通往“九德”的路径：“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大意是：看见特别喜好的东西，要想到知足以自我约束；将要大兴土木，就要想到适可而止，以便能使百姓安宁；想到身居高位的风险，就要想到低调做人以加强自身修养；害怕自己骄傲自满，就该想到像大海一样处于百川之下，心胸博大；乐于打猎游乐，应想到古人“打猎只能围三面，网开一面”的规定，知道凡事不可过度；害怕自己懈怠懒惰，就自始至终都要谨慎；怕受欺瞒，就要想到虚心接受他人意见；害怕邪恶之人聚集在身边，就想到要自身先正直，然后才可斥退邪恶之人；要给别人以恩惠，就要想到是不是因为偏爱而错误地奖赏；将要实施惩罚，就要想到是不是因为生气而滥用刑罚。做到这十个方面，扩大“九德”的修养，一定会得到很多补益。
清•沈源《魏徵》
当年，唐太宗对魏徵的“十思疏”十分赞赏，亲写诏书嘉许魏徵，并把这篇文章“置之座右”，以警策自己。时代在变迁，但“九德”与“十思”依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待漏之时想什么
时光到了宋朝，著名文学家王禹偁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待漏院记》，这也是一篇探讨官德的文章。
王禹偁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进士，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以直言敢谏著称，曾三次被贬，但仍守正不阿。
王禹偁
“待漏院”指的是百官在宫门外等候早朝的地方。古代用铜壶滴漏以计时，宰相及百官须待漏尽、宫门开启才可入朝，因此，百官在宫外休息的地方就被称为“待漏院”。《待漏院记》一文就是通过官员在待漏之时想什么这个问题来探讨为官之德的。
文章说，贤相忠臣在待漏院等待早朝时想到的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即如何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如何使四方少数民族归顺朝廷，如何使战乱尽快平息，如何使荒芜的土地得以开辟，如何使在野的贤人得以重用，如何将奸佞小人逐出朝廷等等。这些官员显然是心系苍生之人，其官德当然值得嘉许。
可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如此。另一部分官员在待漏之时想的则是另外的事——奸佞之臣想的是：“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色，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他们想的是如果报私仇，如何得到子女玉帛，如何党同伐异，一句话，他们想到的是一己私利。与前相对，高下立判。
《待漏院记》虽然通篇没有一处提到官德，但却抓住了官德的关键之处。修官德的关键就在“起心动念处”，如果一个官员起心动念是为百姓苍生着想，那么这个人的官德一定顶呱呱；反之，若一个官员时时处处想的都是如何谋求个人私利，那么不论他如何作秀、掩饰，最后一定会以权谋私、徇私枉法。
阅江楼上思什么
明朝初年，朱元璋下诏在南京修建阅江楼，并让文臣宋濂为此楼写一篇庆贺文章。宋濂写了《阅江楼记》，在有限度地歌功颂德之余，重点还是劝谏朱元璋要修“官德”。他说，皇帝下诏建这座楼，是为了“与民同游观之乐”。接着又具体说皇帝登楼观景应该怎么想，其一，在阅江楼上看到大好山河，应该想该如何保住江山，“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隘之严固”，则“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其二，在阅江楼上看到远方少数民族的船舶航行在长江上，应想到如何怀柔天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番舶接迹而来庭，蛮琛联肩而入贡”，则“四陲之远，益思有以柔之”；其三，在阅江楼上看到两岸人民辛勤劳作的身影，则要想到如何安民，“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农女有捋桑行馌之勤”，则“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
举了上述三种情形之后，宋濂说：“触类而思，不一而足”，意思是说，像这样应该不断想到皇帝职责的情形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反正我知道皇帝建这座楼的目的是要借外物引发感慨，寄托治理天下的宏伟理想，哪里只是为了欣赏风景呢？甚至，宋濂还特意提到了历史上的几个反面例子：南朝陈后主、唐恭王等人也曾在长江岸边建过很有名的楼阁，可因为楼阁只是皇帝个人的享乐之地，所以没过多久就国亡楼毁了，“彼临春、结绮，非不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淫响，藏燕赵之艳姬，不旋踵间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这些楼有什么好说的呀。行文至此，劝谏的意味已经非常明显了。
由古之“官德”想到的
《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句上来就将“亲民”与“明明德”——也就是为官与修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接下来论述：“古之欲明明德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话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道德伦理本位。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人生观、社会秩序感甚至是家庭生活，方方面面都有着鲜明的道德伦理烙印。
这种文化特点自然要求中国古人重视官员的道德建设。从上述几篇文章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人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善于“移情”——把对外部事物的感受转化成个人内心的道德情感诉求，只要这种道德情感诉求超越了个人享乐层面而与责任、理想产生良性互动，便可达到“诚意正心”的修身目的。这种办法的好处就在于修身修德不受空间、时间等外部环境的制约。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说，若能把握住这个核心，任何人都能通过坚持不断地“修身”，达到比较高的思想境界，正所谓“吾思仁，则仁至矣”。
但是，道德伦理从来都是个软约束，它所能约束的是有敬畏之心、有羞耻之心的人。若碰上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再好的道德教化都没有用。另一个致命的问题是，任何社会都是“流俗众，仁者稀”，真正具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之人注定是少数。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虽然在心底也赞赏有道德有操守的人，但若遇到较大的利害考验，他们心中的道德感往往不足以抵制诱惑，所以就经常发生“经不住金钱和美色诱惑”之类的事。
现代人看到了道德约束“偏软”，“靠不住”的弱点，所以才不断呼吁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力度。这些自然是对的。但一定要认识到，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力度与提倡官员修“官德”之间并没有抵触之处，相反二者倒有相辅相成之妙。当今社会，很多人对古人所讲的“修齐治平”的文化理念已缺乏服膺之心，对传统文化也已相当有隔膜，而现实社会的利益诱惑又是如此之大，所以企图仅凭道德教化就让人“回头”已经不现实了。所以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硬件方面要大力推进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软件方面也不妨提倡“官德”，让官员重视并逐渐学会修身。
提倡“官德”，有现实针对性，也有历史文化依据。但我们也一定要看到“官德”的局限性及某些可能出现的误区。
其一，万万不可因提倡“官德”而忽视了制度改革，忽视了法制建设。相反，只有加强了制度上的硬约束，道德的软约束才更容易落到实处。
其二，“官德”也好，“民德”也罢，凡属道德范畴的事，就尽量保护软约束应有的弹性空间，而不可再将其“硬化”。最近几年，随着“国学热”的兴起，有些地方将传统道德纳入官员升迁考察的标准之中。应该说，相关部门做出这些规定的初衷是好的，意在督促官员“修德”。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必须注意如何衡量、区分。否则，一味地将软性的道德“硬化”为提拔指标，有将道德功利化、庸俗化的嫌疑，同时还容易催生出种种伪善之举，与“诚意正心”的修德要求背道而驰。道德最可贵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诉诸人们内心的自律力量，它真诚恭敬，有弹性，有尊严，还有美感，若将这种自律改造成硬邦邦的他律，那它就不仅会失去美感、尊严和弹性，而且容易带来伪善和欺骗。中国历史上曾经用“举孝廉”的方法选拔过官员，但弄到最后，“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用最提倡道德的方法选拔官员，结果选拔出来的恰恰是最没有道德、不学无术的庸才。这样的历史教训可谓深刻，我们今天焉能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