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24日讯】在家里，习近平叫她“虎妞”。她理解为，丈夫爱惜自己心性太直。
彭丽媛父亲曾被视作“当权派”被批斗多年，母亲也一度被赶下舞台。家中还有海外关系，一个舅舅在台湾，这加重了她家遭遇不公待遇的程度。
一个家庭出身不好，连钢琴也不认识的小女孩最终如何成为一个全国家喻户晓的歌唱家？而她与丈夫习近平的相处，又是如何？人们都很好奇。
在家里，习近平叫她“虎妞”。她理解为，丈夫爱惜自己心性太直。
她也不介意与好友分享这个“秘密”，比如春晚首席化妆师徐晶。从她在1980年代第一次上春晚之后，徐晶就一直用手中的化妆笔，精确掌控她的妆容——起初，徐晶的名气比她大，撒切尔夫人、老布什访华时，都是徐晶化的妆。但她成名之初标志性的浓眉、大眼、大嘴，徐晶看得满意，她家里的两个男人，总免不了一边看着春晚，一边说，嘴画得太大。
这两个男人，是她的父亲，还有丈夫。
每到此时，她都接话反驳：“你们懂什么呀，不懂。”时间一长，倒是开始认真考虑家里两个男人的非专业意见。她不敢对徐晶说，因为在她眼里，徐晶是大腕。一直到1990年代，她才代为表达了这个家庭意见。徐晶嗔怪她怎么不早说，“行，为了让你们家那俩男人心里舒服，给你画小一点儿。”
她尊敬自己的化妆师，舞台下看不清的他人心计，也让两个女人不得不交流更多的悄悄话——她会偷偷告诉徐晶，今年的春晚想穿什么样的衣服，好让徐晶按这身行头准备合适的装扮。必须悄悄说。之前彩排，穿好演出礼服走完一遍场，隔天再彩排，就被其他演员“山寨”了去。她不好公开表示不满，又不想让这个亏吃得太结实，索性彩排时穿一套春晚那天绝不穿的备用服装。
后来她成了比徐晶大得多的腕儿。但有人轻慢徐晶，她的“虎妞”劲儿上来了。一场在广州举办的个人音乐会前，她哭了。伤心的触发点是，广告没有打上化妆师徐晶的名字。徐晶觉得不重要，她不这么认为。要重新印，不然没法开演。
她爱美，并与那些呵护她完美舞台形象的朋友，保持着亲密的个人交情，无论职位。徐晶说，当年央视有位资深灯光师，每次录她的节目时，总能收到她送来的礼物。这位灯光师也为她设计出了独特的灯光布置，一次在四合院拍摄，她出场时，头发一直逆光，漂亮至极。
家乡艺考
当没有唱歌给更多人听的时候，她是不漂亮的——小时候，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她身形瘦小，头发发黄。
1977年的9月是美丽的分割线。她曾经耗了接近半天的时间，靠在山东济宁师专的一棵大树下，从早上8点多钟，到11点40分左右。那天身上穿的是花格棉袄，套一件褂子。她自己也觉得土。被艺考老师的轻慢，让人更感到难过。
几天前，她收到了来自山东“五七”艺术学校（后更名为山东艺术学院）的信件，通知当时还未满15岁，正在读高中的她参加艺考。
这是一次曲折的尝试。
在老家山东郓城，县城梆子剧团的存在，既见证了她父母的相遇与婚姻，也给予了她5岁就能登台的天赋与机会，使她很早就体验了“大篷车”式的演出生活。如果1970年代的世界继续“当前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下去，县里的剧团，很有可能为她提供余生的一切。
身为剧团党支部书记的父亲，被视作“当权派”被批斗多年，母亲也一度被赶下舞台。家中还有海外关系，一个舅舅在台湾，这加重了她家遭遇不公待遇的程度。最现实的问题是，三个孩子要养活，而她是老大。这一年，县城剧团已经给了她一份工作，可以做个说琴书，或者唱坠子的演员。
正在郓城驻点的山东省文艺演出团老师杨松山，比她的家人更确信，她的天赋完全可以弥补家庭出身上的不足。杨松山对这个时常跑来客串演出的小姑娘印象深刻，并认为她只应该唱歌——当时，她主要是跳舞，比如边跳边唱。她对自己能不能唱歌有些犹豫，杨松山试图打消她的疑虑，想招她到山东省歌舞团，省文化局领导的答复是：年龄太小，不如先推荐去考艺校。
她接到通知时已经迟了。弟弟生着病，父母走不开，父亲塞给她在郓城一中的音乐老师10块钱，请他带着孩子去赶考。又花4块钱买了两条烟，递给县物资局的一个拉煤车司机，好让孩子和老师在去济宁考点的路上，都能有个座。83公里的路，她在发动机铁壳上坐了好几个小时。
住的是济宁的郓城汽车转运站，一个老鼠满地蹿的地方。令人满意的是，开水管够。出门前母亲说，只要每天都能喝上开水，凭她的嗓子，肯定能考上。她很听话，每天喝三壶开水。考试这天早上，她7点起床，吃了一张头天买好的大饼，用开水泡着吃。然后走了2公里的路去考点。然后被艺考老师一再挡在门外，让其他考生先考，一直等到11点40分左右。
艺考老师开始出来吆喝，还有没有没考的学生？她从大树旁走进了教室。大家都已准备收摊，许多人闲坐聊天。有人问，你唱什么歌？艺考老师告诉谈钢琴的人，给她起个调。又问，起什么调？
她没见过钢琴。在郓城，只有手风琴和脚踏风琴。她也不认识简谱。她不知道起什么调。
艺考老师示意随便起个调。面向钢琴的方向，她唱了起来。
就像童话里的故事一样，当她唱够几句之后，一个老师说，你停下来，站过来给我们唱。人们停止了聊天。一首歌唱完，她又被要求唱了一首，跳了一段舞，还朗诵了一段诗词。“加演”结束之后，她得到了一句肯定：明天来复试吧。接着，她成为整个考点录取的四五个人之一。
因为家庭出身，拿到录取通知书的过程注定让人紧张，但杨松山的判断还是对了。1978年，她有了一个新身份——山东“五七”艺术学校中专部学生。两年后，杨松山带着她到北京，出现在全国民族民间唱法会演的现场。对于18岁的她来说，这次北京之旅的最大收获，是一位前辈来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