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20日讯】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与南京，曾发生了一起轰动中外的涉外案件，──“牛兰案”。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巡捕房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六月十五日破获了共产国际远东局设立在上海的秘密机关，逮捕了远东局的负责人、波兰籍的牛兰及其夫人汪得利曾，查获了大量的共产国际文件与活动经费。各报竞相报导，时称“牛兰案”。牛兰夫妇经租界特区法院初步审理后，于该年八月被引渡给南京国民政府。由于该案案情重大，牵涉面广，曾震动与吸引了世界各国舆论。中国当时的著名人士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雨堂、柳亚子、郁达夫、陈望道、茅盾等，国际间著名人士爱因斯坦、杜威、罗曼‧罗兰、萧伯纳、德莱塞、高尔基等，都曾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了这一案件。“牛兰案”历时数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案件，也是民国政治史、法律史与外交史上的大事。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关于这次重大案件的详情与内幕，一直未予披露，鲜为人知，成为民国史上的一件神秘事件。笔者经过多年调查访问，方得以了解这件案件的种种内幕详情，现整理简述如下。
一
牛兰，原名保罗‧鲁埃格，波兰人，长得个子很高，额头很大，高鼻梁，蓝眼睛，在嘴唇上留着浓黑的胡须，一副西方人的长相与打扮。
他是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的情报官员，担负对远东的中国、日本、朝鲜直到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情报与联络工作。他所在的单位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当时的远东局主任是中苏关系史上著名的俄国人米夫。
共产国际远东局原设在苏联的海参崴。
一九二九年东北中东路事件发生以后，共产国际与苏联当局为了加强对远东地区的情报工作，及时搜集日本和英、美、法等国在远东地区活动的情报以及中国国民政府的资料，进一步联络与支持远东与东南亚地区各国共产党的活动，遂命令远东局从海参崴迁往上海。
上海，不仅是远东最大的港口与最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而且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十九世纪中叶英、美、法等国就在这里建立了租界，外国侨民在这里享有种种特权，中国政府无权管辖。因此，世界各国的冒险家、投机家、商人、资本家、传教士、政客、军人、文人、罪犯与间谍等等各式各样的人，都麇集这里，五方杂处，各国并存，五光十色，纷繁复杂。这种状况从晚清一直延续到民国，愈演愈烈，因而极便于开展情报工作。三十年代的上海，被各国情报人员视作自己的乐土。
牛兰，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于一九三○年三月，携带妻子汪得利曾，由莫斯科经哈尔滨、大连到达上海，组建起活动机关，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书，这是一个秘密机构。当远东局主任米夫不在上海时，牛兰实际就成为这个秘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牛兰在上海还有一个公开职务，就是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的秘书。所谓“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就是“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这是一九二七年成立的一个公开的国际工人组织，总部原也设在海参崴，也于一九三○年迁入上海，主要任务是支持与资助远东各国的工人运动与红色工会组织，尤以中国工人运动为主要工作对象，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展工作。
牛兰在上海同时担任上述两机构的实际领导人。他持有瑞士护照，是租界里一位合法的欧洲侨民。他公开进行“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合法工作，同时秘密进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活动，他手下有九名工作人员，分散在上海各场所隐蔽活动。他夫人汪得利曾是他最重要的助手，也是位老资格的情报人员。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里租用了几处不同的住宅，作为生活与活动的场所。他还用不同的假名，在租界里租用了八个信箱，作为对外联络之用。
牛兰夫妇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在迁来上海的一年多时间里，积极活动，取得了很大的工作成绩：他们曾参与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与六届四中全会的工作；他们与中共中央的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合作，多次搜集到重要的情报；他们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建立了正常的联系，在一九三一年初还在香港建立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分支机构——“南方局”，又称“香港分局”，负责人是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人阮爱国，即后来闻名世界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此外，他还与日本、朝鲜的共产党也进行着有效的联系，定期向他们提供活动经费，搜集日本的侵略活动情报。
正当牛兰夫妇及他们领导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积极有效地活动时，灾难降临到了他们的身上…………
二
牛蓝夫妇暴露与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政府的特工部门逮捕，并迅速叛变而投靠国民政府了。
顾顺章是上海近郊宝山人，原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工人，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参加了一九二五年的上海“五卅”运动与一九二六年底到一九二七年三月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他很早就与陈赓等一道，被中共组织送往苏联海参崴学习情报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国共破裂后，他一直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特科的领导，成为周恩来的重要助手。三、四年间，他领导的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滩活跃一时，多次参与了轰动国内外的大案要案。一九三一年四月中旬，他奉中共中央指示，亲自护送张国焘与陈昌浩从上海经武汉转往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红军根据地。
任务完成后，他到汉口游乐场游玩，竟化名“化广奇”，登台表演魔术，被已脱离中共的尤崇新发现，遂为当地特务机关负责人蔡孟坚逮捕。当时顾顺章早就想脱离中共，故被捕遂随即叛变。他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各重要机关的秘密地点与中共各重要领导人的秘密住址向国民政府邀功。这时，潜伏在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本部任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上海的周恩来，中共中央迅速采取应对措施，才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灾害。
但顾顺章向国民政府当局提供了大量中共与共产国际在华活动的情报，其中包括牛兰夫妇在上海活动的情况。他供称：“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国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
国民党中统局获得了关于远东局与牛兰夫妇的这个可贵情报，立刻指示所属上海特区，同时通告上海英、法租界当局，共同对牛兰夫妇加紧搜捕。
约一个多月一后，到了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远在上海千里以外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英国警察当局逮捕了一名法国共产党员杜克洛克斯。此人系共产国际派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系的。警察从他所带的文件中查到了一个电报地址和上海一个邮政信箱的号码：“二○五号海伦诺尔”。
新加坡的英国殖民政府当局立即将这一情报通告上海英国租界当局。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便立即根据这一线索，对上海的二○五号信箱进行秘密监视，很快就查明，此信箱的租用者就是他们正在搜捕的牛兰。他们继续秘密跟踪侦查，又查明了牛兰的住址是北四川路二三五号，还发现牛兰在南京路四十九号C字三十号房还有一处秘密活动地点。
三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上午，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警探搜捕牛兰在北四川路二三五号的寓所，当场逮捕了牛兰。警探们在房间里只搜的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却没有发现一份重要的文件；但是他们从牛兰身上搜出三串钥匙，共二十七枚。
接着，巡捕警探们立即将牛兰押解到他的另一活动点南京路四十九号C字三十号房间，在搜查中获得信件与报纸很多，警探又用牛兰的钥匙打开另一个小房间，发现里面除文具衣饰外，还摆着三个保险柜。警探们找来锁匠，打开第三号保险柜，从中取出一、二号保险柜的钥匙，将这两个保险柜也一一打开。在这三个保险柜内，警探门共搜出六百多份文件，其中重要的有七十六份，内有共产国际对远东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有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总部的报告。
警探们还在房间书桌上发现一张用法文写的字条，上面写着：“我今天下午两时半再来”。
显然，这是另外一个人给牛兰的留条，告诉牛兰将于当日下午来这里与他会见，于是警探们在搜查完后便躲在房内守候，并将房门关上，一切不露痕迹。
到了下午二时半，果然有人自行用钥匙打开房门，迳直闯入。警探们看到这是一位用手提皮包的女人，便立即用枪逼住她。那女人见情况有变，乃佯称：“我走错了房间。”说著就想退出房间逃走。但已经迟了，在她身后也出现了警探，这女人当即被捕。果然她就是牛兰的夫人汪得利曾，警探们打开她的皮包，搜出一张收据，得知她在上海西郊愚园路宏业花园第七十四号有一住处。
警探们立即赶往宏业花园第七十四号搜查，结果查明汪得利曾在上海还有一住处——赫德路六十六号。警探们赶到这里，搜出许多上海各银行的存摺，存款总数高达四万七千元。这都是共产国际通过远东局提供给远东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及红色工会组织的活动经费。
牛兰夫妇在被捕后，租界巡捕房多次对他们提审。但此两人拒不暴露自己的身份，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巡捕房通过其他途径，才终于查清了牛兰夫妇的真实情况。
先是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此人立即叛变，在供词中也交代了有关牛兰的情况。他说：“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现由波兰人负责。该波兰人自称为比国人，现因事被关押在英租界捕房……。”国民党中统局的上海特区与租界巡捕房联系，很快确认了牛兰夫妇的身份。
接着，国民政府驻南非的总领事馆向国内提供了一张照片，这是一九二七年第三国际在南非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的合影照片，其中就有牛兰与汪得利曾。中统局的专家与租界巡捕房合作，对这张照片仔细确认，再次确认了被捕的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份子。
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完全的暴露了。
四
牛兰夫妇的被捕和他们真实身份的暴露，以及大量机密文件与资金的被查抄缴获，给共产国际在中国与远东的活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首先，它使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各组织几乎全部陷入瘫痪或瓦解状态，因为他们的成员彼此了解得太深了，由于牛兰夫妇的被捕，其他成员只得紧急撤离或停止活动；同时它使中国共产党组织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一度完全中断。
不仅如此，牛兰夫妇的被捕事件还牵连影响到亚洲其他各国的共产组织：根据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英国租界当局证实了不久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南方局”，又称“香港分局”。上海英租界当局与香港英政府当局联系。恰在牛兰被捕前几天，香港英国警察在那里捕获了一名安南共产党人阮爱国，现得确认，他就是南方局负责人胡志明。
同时，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中，发现了好几名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联系的日本共产党员。英租界巡捕房将材料转交给日本政府警方，日警也投入对日共产党员与当时正在日本工作的中共党人的追捕。
因此，牛兰案成了轰动中外的重大国际政治案件。
再说牛兰夫妇被捕后，被英租界巡捕房关押审问约两个多月。一九三一年八月九日，在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等二分院正式开庭审判牛兰夫妇，最后宣布将牛兰夫妇引渡给南京国民政府。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司法部门将被引渡来的牛兰夫妇从上海移押南京，关入城南道署街的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监狱中。虽然牛兰夫妇多次绝食抗争，中国国内（如宋庆龄、杨杏佛、鲁迅、柳亚子等）与国际上许多名人来电来信对牛兰夫妇表示声援与支持，但是南京政府的江苏高等法院刑事一庭，仍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开始，假江宁地方法院对牛兰夫妇正式开庭进行公开审判。庭审历时约十天。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九日正午十二时，庭审结束，审判长黎冕宣读了对牛兰夫妇的判决书：“牛兰及汪得利曾犯罪一切证据，不外扰乱治安、勾结叛徒、煽惑军队、破坏纪律为目的，实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第一、第三、第四各款，第二条第一、第二两款，及第六条，又犯‘中华民国刑法’第七十四条，各应并科判以死刑。兹爰照大赦条例第二条，各处以无期徒刑。”
法院判决后，牛兰夫妇被送至南京市中心老虎桥的江苏第一模范监狱监禁服刑。
牛兰夫妇在南京狱中被关押六年。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侵略的战火很快烧向上海与南京。八、九月间，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南京，江苏第一监狱也有部分房屋重弹。到十一月，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向南京逼近，日军攻占南京前的混乱时刻，南京国民政府当局以“驱逐出境”为名，释放牛兰夫妇。牛兰夫妇从上海前往上海租界，次年，他们乘苏联客轮离华回到苏联。
轰动一时的“牛兰案”历时约六年，才因中日战起得以结束，历史学界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一民国史上重大国际事件所知甚少，叙述极略，而且有许多讹误之处，甚至有人将一九三一年发生的“牛兰案”与一九三五年发生的“怪西人案”混为一谈。其实，后者是苏俄当时的另一情报系统——苏俄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简称“格别乌”）所属特工系统在华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