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17日讯】题记：医学上有种病兆，呌强迫意志官能症。患上這种病的人总视自已为伟人，据说希特勒、毛泽东都有這种病兆，都成了历史上凶暴残酷的独裁者，而铁路职员李汀却只能是死囚犯，拉出去宰掉……
四川省第四监狱位于四川省泸州市东南角，老地名叫长庚宫，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仙址。它依山傍水，面临长江，金砖碧瓦，风景秀丽雄伟。听说当年这里暮鼓晨钟，香火十分旺盛，求签卜卦，许愿拜神者络绎不绝。谁能想到而今竟是关押重刑犯的鉄牢。如果大诗人地下有知，准又能写出惊世之作：“白发三千丈，仙宫变监狱；光头是诗句，菩萨怎奈何？”
我是不认罪的“右派分子”，而且还是个敢于铤而走险，数次越狱的贯逃犯。
我所在的中队是个严管中队，也是监狱“重中之重”的看管对象。所谓重，两百多号犯人皆清一色的死缓和无期；所谓严，任何活动都得三人一组，上厕所、洗脸、刷牙，决不准许单独行动。我们住的地方是两间大监舍，每间监舍有两排木栏搭起的床，高八十公分、长一米五左右算是床。床的中间有条过道，冬天生火炉，晚上放便桶。這么一间不足五十平方米的监房，将近关押着四十多名人犯，每人所占面积不足一平方米，也就是我们的“家”。这个“家”，一床破被，几件烂衣服，如果今天再搞阶级斗争，借用它来做展览，定是“忆苦思甜”的好教材。只可惜现在大搞“经済建设”了！老百姓要挣钱，当官的要捞钱，钱、钱、钱，已成为社会的主旋律。
由于空间狭窄，我们晚上睡觉只能头咬尾，即第一个人的头向上，第二人的头便向下，俗称“钉楔”。监舍四周是高墙，墙外再加围墙、电网、岗楼。监舍门外有一块小土场，砌有洋灰抹的水槽。水槽上面有6个自来水龙头，为犯人洗漱之用。犯人白天劳动八个小时，晚上学习两个小时（即思想改造）。每晚9点散学习，干部清点人数，然后用铁锁把大门锁牢。在这个时候，犯人可以看书或缝补衣服，算是“自由时间”。10点吹哨入睡，有积极份子值班。大小便在监舍过道摆放的便桶里，涮涮声，叭叭声不绝于耳。不过解手前要先喊报告，经値斑组长允许后才能下床。
这些死缓和无期犯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历史反革命”，他们多是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军警宪政人员，职务地在县团以上。他们特别认罪，开口闭口都“感谢党和政府不杀之恩”，要不是天天写反省、写交待，深挖犯罪根源，要不眼睛紧紧盯住别人，如何找到立功续罪的举报材料。不过十多年来还没见放走一个，不过他们求生与渴望自由的希望却不泯灭；二类“新生反革命”，泛指解放后不满和敌视现政权的人，他们中不少人历史和我一样，不仅清楚而且清白，有的还是响珰珰的工人和贫下中农。那个和我同姓黄剑的汉子，只要晚上学习他准带头发言说：“觪放前我是个要钣的呌化子，毛主席、共产党来了，我翻身当了国家主人，可我忘本变质，在三年自然灾然年间总想把肚子装饱，伙同几个人把粮站的大米偷出来分了，还与派出所的人对着干，成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我有罪我有罪。”听得出他的发言是根刺，在渲泄内心的不满，可又没法抓住他。再一类是杀人犯，多是在“自然灾害”年间为一碗饭，一斤粮杀人。其中农民居多，大半没有文化，对坐牢十分心安理得，说这里比农村好，不晒太阳不淋雨，一日三餐，每月还能吃上两次肉，对党和政府感恩戴德。
在杀人犯中还有个别人是共产党的干部，多是飽暖思淫欲引发的杀妻杀老婆。他们很吃得开，是监狱管理人员的依靠对象，狱吏多用这些人来监督政治犯，每天不停地叫他们写告密材料。在這些杀人犯中也有个别不认罪的，一个姓刘的老头，解放前是地主长工，觧放后当过一任村农会生产委员。在一九六一、二年人吃人的时候，他吃了几个死娃娃，以“道德沦丧，伤风败俗”罪名被判无期，他成天誏誏说：“我犯的啥子罪？人家不要的，供销社不收的，我又不是偷又不是抢，乱坟埧里捡到的，這就坐斑房了。唉，啥子罪啊啥子罪？”
长庚宫是个很大的庙宇，占地约百余亩，现仍存有大殿、配殿，厢房和戏台，不过再没有泥塑菩萨，全成了犯人劳动改造场所。，靠近大门的那座石拱桥还保存完好。桥叫会元桥，汉白玉栏杆，汉白玉桥墙，不禁使人想起李后主的词：“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桥下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潺潺流水穿桥而过，循着山峦野谷泻入千里奔腾的长江。会元桥的两侧地上长有不少错落有致的石榴树，一到阳春三月火红的石榴花映着碧兰的溪水十分惹人馋眼。我每天的劳动是编箩筐，任务是两个，但我从未完成任务，不知何种原因，没有受到管理干部呵斥。我常常借小解，沿着小河沟去厕所，目地是多看眼绿包的草和那红色的石榴花，以及多呼吸一点自由自在的清新空气。
1966年春，省四监狱住地为西南警校所占，监狱迁往南溪县青龙嘴。记得行前我曾写有两首小诗：其一，风吹浪打在天涯，方寸牢笼视为家，泸州铁窗何所恋？会元桥畔石榴花。其二，两年被囚长庚宫，秋风送我去青龙；不知今宵何处宿？梦里去泸还是蓉。唉，坐监还坐出了感情。
青龙嘴原为宜宾地区的一个劳改支队，在押犯人多是20年以下12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劳动是在井下挖掘煤炭。原省四监狱的犯人为重刑犯，还没有资格去挖煤炭，怕犯人借挖煤脱逃。为了安全起见，监狱里面新砌了许多墙，第一道大墙是把死缓、无期和有期犯分隔开。然后是各中队之间的墙。无数纵横高低的墙，把各个中队分离隔开，免去犯人串队之虑。按照监规规定，犯人与犯人之间不准交谈，不准串队串监舍，违者均要受到惩罚。于是我们四监狱来的犯人全关押在新修的大墙里，成天学习政治时事，加快思想改造。这时，正值“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已闹得热火朝天，轰轰烈烈，每天报纸上大版大版地登载着揭露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罪行”以及“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铁证”。我们作为“帝、修、反的孝子贤孙”，只要政治运动一来，就要“联系实际”，进行“上联下批”的“检查对照”，以便“深挖犯罪根源”，早日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在这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下”，一天来了一个叫李汀的新犯。他是泸州人，铁路病退职工，因投寄书写“反革命信件”被处有期徒刑20年。他年约四十多岁，中等身材，一张白皙的南瓜脸微呈浮肿。他走路蹒跚，两腿不灵活，象在看守所被人殴打过。他穿着铁路上特有的呢制服，外罩一件深蓝色大衣，头上的呢绒解放帽盖着那双迟钝的、缺少光泽的眼睛。大凡初从看守所来监狱服刑的人，一放下被卷就想买“进口货”（指吃的东西）。因为看守所每月22斤囚粮，一日三餐为“233”，（即早晨2两稀饭，中午晚上各三两粮食，）又无油晕，根本吃不饱，又不准买食品，在那里最难熬的就是饥饿。
很多人熬不过，向预审员说：“你快判我吧，什么我都认。”预审员不动声色地笑笑：“那就快坦白交待吧。”“我交待，我交待，让我吃顿饱饭枪毙都行。”“好”预审员打开风门，将一叠白纸扔进来：“再不老实，关你三年再提审。”饥饿，可怕的饥饿，好多硬汉在它面前低下了头，乖乖地屈招屈认。我在一首诗中曾写道：“粮食如血润生命，饥饿似刀绞杀心。做人若有牛本领，定将草垫嚼来吞。”
我是学习组长，凡新入监犯人都要逐个进行登记，首先问他购买什么生活用品，以及吃食之类的东西。他很傲气，自个儿安顿行李，看也不看我一眼说：“不买，什么也不买”。我很奇怪，登记时见他入监存折上有一千多元人民币，却不买点吃的，难道在看守所里没有饿上肚子，于是好心地提醒：“我们一星期只登记买一次东西，错过了时间就得再等一个星期。
你不想买点吃的东西？”他直着腰，一动不动地盘着双腿，冷漠无情地坐在床上回答道：“国家有囚粮供应，还买什么东西吃。”我不再理睬他，认为他是个宁愿舍命，不原舍钱的吝啬鬼，你留着垫棺材吧。我生气地举步欲走，他突然叫住我：“喂，给我买套《毛泽东选集》，另外给我订份《人民日报》，如果有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也买几本。”
我懵了，真不知这个初来乍到的犯人是个什么人？纵然挣表现，也太过份了吧？此后他除吃饭解便外成天坐在自己床头，聚精会神，看书看报专一极了。他既不说话，也不与人说话，更不向人打听监狱情况，纵然下床也是一个人在规定的活动范围内兜圈子。他总是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移动着那双不太灵活的腿，蹒跚地默默地走去走来。“这人真守监规”我心里这样说。
按照监狱规定，初入监的犯人，要学习一个月时间，才能算正式入监。学习分为三个阶段：一、监规；二、认罪；三、形势。在学习监规的三天中，他发了一次言，精简扼要，条理清晰：“我尊重国家法律，我遵守监规。”在学习到“认罪”上，他却语惊四座，叫人听得心惊肉跳。
我作记录的手竟不敢落笔。
“我没有犯罪，我发现了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没有发现的绝对真理。我把这个绝对真理写成了一本书叫《世界大同纲领》，寄给世界和平理事主席路易赛扬，目的是用它来解决世界争端问题，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造福人类，造福子孙后代。”
他坐在矮登上，双手压着膝盖，面对灯光神情肃然，表态凝重，没有一点做作，没有一点粉饰，一字一板，铿锵有力，好象一个演说家，在向人做报告；又像一个教授，在向人传授自己的知识。
在座十多个犯人，人人听得傻眼，个个听得皱眉，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我心里为他捏着一把汗，很想提醒他：“你发疯啦，这样打胡乱说，不挨批、不挨斗、不加刑才怪。”出于好心，于是纠正道：
“李汀同改（犯人互称同改），不要走题，要检查罪行，深挖犯罪根源。”
他不屑地瞪我一眼说：“我犯什么罪？我根本没有罪！我早就对审我的预审员说，你们审判我是错误的，判我20年有期徒刑更是错误的。
当前世界很不安宁，处在冷战时期，随时都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
赫鲁晓夫很明智，辙走了设在古巴的导弹基地，肯尼迪很英明，化解了加勒比海危机，不然人类早已毁灭。我要授予肯尼迪为国际和平战士，授予赫鲁晓夫以明知智的勋章。但我认为世界矛盾根本的解决，必须要实现我写的《世界大同纲领》。所以我把此书寄给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路易赛扬，这是犯罪吗？这是我对人类的贡献，我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章。”
“疯了，疯了，简直疯了”我心里自个儿说，不知该不该把他说
的话记下来？坐在一旁的管教干事提醒我：“你把他说的话尽量记准确一点，既不要减少，也不要增加。”
我唯命是从，尊令执行。
当天晚上学习结束，管教干事立即叫我把他的发言整理出来。我知道这份材料的份量，有点不愿为之，便道：“管教，我看李汀有点像神精病，不然怎么打胡乱说到如此地步。”管教想也不想，似笑非笑地说：“他疯吗？他有神精病吗？他的神智，他的思想，比哪个人都清楚，这叫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牛鬼蛇神要跳出来表演，你阻挡得了吗？你还得加强学习啊！”
此后几天学习，李汀有增无减照样脸不红、耳不热地说下去。我真想不通，他真的不知道危险，非要往死亡道路上走。按一般常识讲，人的本性都是避险趋吉，谁也不愿睁着眼睛跳崖，除非是疯子瞎子。李汀不瞎不疯，一切正常，却要向死亡道路走，这到底是为什么？我真有点想不通。
学习第三阶段是“认清形势”，他说得更神了。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他公然在会上批评起毛泽东来。他面对火炉，两手在火苗上不停地伸缩，以一种不快不慢的口吻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看方向有问题。他把当年跟他一起闹革命的同志一个一个地打倒。过去常说：‘学习学习再学习，三天不学习跟不上刘少奇’。现在刘少奇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邓小平也成了‘第二号走资派’。
过去保卫他的罗瑞卿却竟是‘叛徒’，这叫人相信吗？我早就说过，要警惕扒手，现在毛泽东身边就有了扒手，要注意啊！我建议尽早结束这场革命，先搞好生产，让人民吃饱穿暖。”
他说的确不是疯话，十分在理。在那个年代敢于这样讲，需要勇气。我也“不认罪”，也不同意这场“大革命”，却不敢表露，只能深深地将不满埋藏在心中，刻在骨头上：“血雨山河千万重，小窗阑雅听腥风，隔墙借问荣枯事？笑指楼台夜半钟。”
李汀的各种发言材料，一篇篇地送到管教股，上面很快对他作出批斗打击的决定。
批判斗争大会在中队大监舍一字儿排开，两百多号犯人依次而坐。会前，中队作了动员大会，号召在押犯人要勇于揭发批判，要和坚持反动立场李汀划清界限。并说，这是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也是罪犯靠拢党和政府的表现。
长期被关押的犯人，由于天地狭窄，缺吃少穿，生活单一，致使心理发生变态。他们不仅希望早日离开这儿，也希望有机会表现自己的存在，更希望靠拢政府取得干部的信任。他们成天溜着眼睛搜索，拉长耳朵探听，只要认为可以有一丁点立功的机会，就会立即加盐加醋的向政府举报，把无说成有，把小夸成大。恨不得把别人送上断头台，然后自己从狗洞中爬出去。
他们视礼义为“教条”，视耻辱为“光荣”，出卖人格，出卖良心，如果他母亲和他关押在一起，甚至会去出卖母亲的贞操，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现在政府干部组织犯人斗李汀，等于把一只稚弱的羊羔抛向群狼，让大家去分割、去嘶咬。斗争会还未开始，犯人们就自告奋勇地背语录、呼口号、声嘶力竭，惟恐不被干部听见。
“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把头低下，把腰弯下，狗日的反革命，你还抗拒哩！”叭，一记响亮的耳光，李汀右脸留下五个粗粗的指印，右嘴角淌出了红殷殷的血。出手的是个刑事杀人犯，他因抢到了立功机会，双颊因兴奋而红得发紫。
李汀不惊不惧，态度十分镇静，仍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好像是棵不倒的青松。
“你有没有罪？”
“没有罪！”李汀静静地回答。
叭，又是一个耳光，李汀左嘴角淌出了红殷殷的血。出手的是另一个刑事杀人犯：“跪下，你给老子跪下。”
不少刑事犯怕失去表现机会，纷纷涌到前排，拖的拖，拽的拽，压头的压头，扭腿的扭腿，强行地把李汀按跪在地上，未等他分说，如雨的拳头，上下翻飞的巴掌，遮去了身穿呢衣的李汀。我心里很痛，想合上眼，不去看这血淋淋的暴力一幕，但眼却合不上，仍是拳头，仍是巴掌，仍是野兽的咆哮。
“肯尼迪是不是和平战士？”有人在厉声问。
“是！”回答得很果断。
“赫鲁晓夫是不是明智？”
“是！”回答的很干脆。
“你狗日，反革命”。不论怎样打，怎样斗，李汀就是不改口。你能说他是疯子，有神精病？不，他是条汉子，钢铸铁打的勇士，谁人能比上他？看来他是不会低头的，管教干部怕打出人命，来了个巧妙收场：
“李汀是个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份子，现在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下去好好反省。”他不待李汀回答，即宣布散会。
李汀带着殷殷的血，带着红红的伤，也不呻吟，也不声辩，拖着他那不灵活的双腿，蹒跚地一步一步走回监舍，走回自己的床头。在他爬床的时候，臂部外露，现出一块一块被打的紫癜。他好不容易坐上床，借着灯光，又直腰盘腿坐在床头看书看报，好象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
李汀的批斗会开了三天，也就是打了三天，他仍是那样，不改口说个不字。我同情他尊重他。为了收场，管教股改变斗争策略，专门组织一批能说会写有文化有知识的犯人和他交锋，目的是要驳倒他的谬论，要他向人民缴械投降。我参加了这场批斗辩论会。
批判辩论会的地方在中队部小会议室，参加人数加管教股和中队干部不足12人。会议由管教股龚股长亲自主持，他年约三十五六岁，细条个子，瓜子脸，小眼睛，音低语细，属于“温和派”类型的干部。他开宗明义宣布开会，特别强调今天的会是辩论会，是以理服人，不是以力服人，摆事实、讲道理、谈观点。目的是要让李汀低头认罪，悬崖勒马，不要戴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
会场很静，静得来掉颗针在地上都能听见声音。龚股长讲完话后，温和地冲着李汀问：
“你说你没罪，你发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没有发现的绝对真理。你这个绝对真理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又怎么付诸实现？”
李汀直直地坐在矮板凳上，窗外阳光折射着他一身蓝呢中山服，那张白皙浮肿的脸颊上呈现着一条条指痕的纹印，只是嘴角上没有殷殷的鲜血。他神情凝重目不视人，十分仔细地听龚股长的讲话，然后清清嗓门，平静地说：
“我长期观察研究世界，发现二战后，...
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能够化解，是赫鲁晓夫权衡了自己的力量，主动从古巴撤出核武器，所以它是明智的，有功于人类，而不是什么修正主义。中国总想通过阶级斗争来扩张自己，而不知道当今世界是以实力来排列名次。
我认为要解决世界各种争端，就必须通过和解、交流、信任、来实现世界大同，所以我写了《世界大同纲领》寄给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路易赛扬。只要这个纲领一发表，就能消除世界冷战格局……”
他思路明晰，吐词清楚，有条不紊，言之成理，好像他不是来接受批判斗争的，他是来向在座人们讲解自己一套成熟的世界理论的形势报告。龚股长睑上闪过一丝轻蔑的微笑，岔断他的话，语气略带讽刺意味：
“只要你的《世界大同纲领》一发表，世界冷战格局就可以消除，这就是你的‘绝对真理’？不过你还未讲清楚，怎么一发表，就可以消除冷战？是不是再说具体点。”
李汀白哲微微浮肿的脸上，充满自信，此时有种不易为人察觉的喜悦。这种喜悦通常出现在一个布道者认为他的观点以为对方接受的时候，才有的那种乐滋滋地感情。他深思片刻，十分认真地拿出一套早已成竹在胸的方案说：“我的《世界共同纲领》一当发表，会立即引起各国政要注意，我抓住这个机遇，首先开个国际性的圆桌会议，商订解决世界各种争端……”
“到底世界哪些政要参加你的圆桌会议呢？”龚股长划上火柴点燃香烟，一口一口吸着，然后吐出一个一个圆圈玩味着，显得十分有兴致，提出新的问题问。
“美国约翰逊、英国艾登、法国戴高尔、苏联赫鲁晓夫、中国应该是毛泽东出席，如果他工作忙，可由周恩来代替，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路易赛扬也应参加。”李汀一本正经，如数家珍，世界各国政要一个一个从他口中滑落出来。
“那你参不参加呢？”
“我是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当然要参加。”
“你怎么去呢？”
“坐飞机”
“监狱没有机场，飞机不能起降怎么办？”
“现在科学发达，有直升机。”
与会者有的捂掩嘴低低笑了起来，他却不笑，仍直腰挺胸坐在那里，继续作他的报告。
用干部话说，李汀是个不堪改造的份子，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反革命，无论你怎样斗，怎么打，无论你大会小会，也不管你是软是硬，就是没有一个错字，仍继续大讲特讲他的“绝对真理”理论。对他批判斗争失败了，不久他被砸上脚镣，关进小监反省。
小监又称“监内之监”专为“不接受改造”或“重新犯罪”人犯准备的，享受“吃住一体”的单独待遇。那里方圆不足盈尺，无灯无光，无书无报，成日独身面壁思过。听说不少人在里面关死关傻，如想重新出小监，不加刑也得记过，这是共产党“惩前毖后”的救人方法，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
不久监狱干部分为两大革命组织，“温和派”被“造反派”打倒，龚股长、刘管教、余中队长均靠边站。我失去关怀依托，调到井下推煤车。青龙嘴煤井是个土洋结合的老煤窑，已开采了近30年。采煤中队为二中队，约有120余人，全是精强力壮的男犯。我当时刚30出头，修过铁路，有身蛮力，又是有期徒刑，属于“在劫难逃”的对象。采煤分为三个工序，最艰苦的是挖煤，然后是拖煤，再后是推煤车。煤炭依山而长，先要掘一条长长的坑道。
坑道高2.5米，宽2米，用木椿架住，长年森冷滴水。到了有煤炭的地段，再把坑道直掘下去，深度约四十米，然后向两侧开挖。开挖的地方叫尖子，又称巷道，高不过60—80公分。挖煤的人全是赤身裸体，躺在乱石渣中，两手挥动铁啄，把煤层最下面那层坭（又称耳扒坭）慢慢抠去，然后再用铁锤把铁钎打进去，再用力往下压，于是煤炭混着矸石“哗啦一声”掉下来。矸石用于回填山岩，煤炭装进铁皮船由拖工拖走，掘煤工作既险又累，汗和泥，生和死，矸石与煤炭混在一起，常常分辨不出哪是汗，哪是人，哪是泥，哪是炭，要不是两个眼睛在转动，决不知道这是个活人。
他们每天要挖三吨才算完成任务，完不成晚上开会找原因，轻则批评，重则斗争。拖煤就把挖工挖的煤炭用铁皮船拖到巷口平台过秤，每天任务是五吨，故一个拖工要拖两个挖工的煤。从挖煤尖子（即挖煤工作面）到巷口平台约六七十米，是个天然斜坡，上高下低。每船要装300－400公斤不等，不然完不成任务。铁皮船长1.2米，宽约80公分，船底钉有竹片。在船的前端有个铁圈，拖煤者侧卧坑道，一条麻编的牵板穿过侉档挂在肩头一侧，将铁船连接住，然后侧躺在梭板（梭板为一条宽80公分，长1.5米，两端微翘的木板），一腿弯曲，一腿死死蹬着铁船，两手抓住支撑煤道的木柱，借着坡势，不停向前移动。
一船煤，一身汗，汗煤交织，千斤坠体，有什么劳动比这苦？秤后的煤炭堆在巷口平台，再由推车工把煤炭推到绞车处，拉上大巷道，再由人推出井口。我负责第二段巷口，在上下绞车之间，两人合推一车，每天大约要推十多车，每车重约2吨。重车是下坡，不太费力气；空车是上坡，很是费力。
挖煤、拖煤、推煤劳动付出很大，每月口粮高达48斤，每餐五两，劳动中间有个“幺班粑”，全是包谷面，吃起香极了。除此，每月还有两个牙祭，一次约半斤肉。我大约在井下推了一个多月的煤车，此时李汀放出小监，也调来推煤车，而且同一小组。煤炭中队是“造反派”掌权，政治犯很少，犯人个个五大三粗，打人致残的事屡见不鲜。干部公然说：“我们这里要武斗不要文斗”。
李汀推煤车比我出力，赤着上身，穿着一条短裤，拐着两条腿，
卖力极了。回推空车是上坡路，他伸直双臂，前胸快贴着地平线，从不偷奸耍滑，认真极了。还有，他在任何时候，不与人私下说话，更不违反任何监规，真算个模范守纪遵规的犯人。每推完一趟煤车，有十多分钟的间息时间，我们都坐下来休息喘气，动也不想动一下。他却有用不完的力气，拿起小条帚，沿着铁轨，把煤车因震动而洒下的煤屑，一丁点一丁点地拾掇起来放回煤车，干得津津有味，一点也不勉强。一次，我笑着忍不住地说：“拾起那一星半点有什么用？”他扬起白皙微浮肿的脸，泛起小小的不太光亮的眼睛，瞪我一下说：“劳动创造财富。既然我们用劳动创造了财富，为什么不去爱惜它？你不感到可惜了”我噎住了，怔着脸回答不上，心里低低骂道：“假积极，你就立功了。”
不知是他吸取了上次批斗关小监的教训，还是因为推煤车太累，在每晚学习会上他坐在一旁再未发言，我很是为他庆幸一阵子。但不到十天，他故态复萌，老调重弹，大讲特讲他的“绝对真理”。
“真他妈的，死猪不怕开水烫”。心里低低骂，却不敢公开阻止。第二天借同推一辆煤车的机会，我好心地提醒他：“李汀，你劳动好，又遵守监规，为什么一到学习会你就打胡乱说，这样会吃亏的。”他听后立即反驳我：“我们观点不一致，世界观也不同。”我不愿和他争论，要是干部知道了会说我为他“出谋划策”。
我真为他担心，可是担心又有什么用呢？要是再开斗争会一定打残他。这里没有开他的斗争会，干部却叫听过他发言的犯人，写成检举材料，然后签名盖上手印，送到监狱军管会。三天后他被锤上脚镣，戴上手铐，四个解放军押着，一辆汽车把他载走了。
半年后，我在四川省宜宾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杀人的布告上看见了李汀的名字，罪名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专政”和“为帝修反歌功颂德”。我默默地反复地读着杀人布告，心里沉沉似语非语地说：“李汀死了，李汀死了……”。
一年后监狱“温和派”重新掌权，余继发中队长调到监狱医院作院长，他为了解脱我，也调我到医院当护士。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位有学问的老医生。他叫车玉生，是原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外科主治医生，私下谈起此事，他听后说：“这是一种病，一种病。”
“什么病？”我不解。
“在医学上称为‘狂想症’。”他说：“在疾病的分类上，医学上大体为两大类：一类为器质性的疾病，一类为官能性的疾病。器质性的病变泛指人体某个器官出现了异样，诸如感染、变形、阻塞、伤害等，简言之，就是人体某部位发生和出现了实质性的病变，能通过各种科学检测手段检查出来。
官能性病变泛指人体无任何实质性病变，各种检查手段也检查不出来，但病人却有各种病兆反映，诸如疼痛、呕吐、眩晕、呼吸困难、心动过速、语言异样等等。此种情况，医学上通称为官能症，即一般说的精神病。狂想症是精神官能病的一种，患这种病的人一切正常，但他的病兆主要表现在精神状态上，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天生的‘伟人’，一切与众不同，他所说的话就是‘真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
“这犯不犯法？”我岔断问。
他笑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犯法一说，患这种病的人纵然烧了房，杀了人，也被称为无责任能力，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在今天，当然不允许。”
我默默地听着他的剖析，心里楚楚，感到特别压抑，两行冷涩的泪，滴在我的囚衣上，我似乎在说，又似乎在发问：“李汀，你知不知道，你是死于无罪的狂想症啊！”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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