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2月16日訊】一個剛剛結束了封建，奉還了版籍，建立了帝國，走向了中央集權的東方蕞爾島國——日本，雖因在近代世界進步條件下，實行君主立憲政體，而開始走向了繁榮和強大，卻很快就生死不顧地冒險發動了一場侵華戰爭，不僅給中國、東亞、甚至是整個世界製造了太多的鮮血和痛苦，而且也給他自己帶來了滅頂之災……
戰後世界對日本發動這場戰爭的研究著述已經汗牛充棟。但是，對於慫恿日本發動這場侵華戰爭的研究著述，卻由於種種原因，非但成就不彰，甚至時有諱莫如深之嫌。本文，就是對上述原因的一個探討，說是對這一領域的開掘，也不為過。因為，作者根據某些鮮為人知的事實，揭出了一些可以想像的原因。這些原因，不但與中國的另一個惡鄰——前蘇俄關係甚大，而且與中國的“馬列子孫集團”關係不小，甚至與日本共產黨也有著說不清的牽連……
一、
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中國和日本進行了一次長達14年的曠日持久的戰爭。在這次戰爭中，中國以傷亡3500多萬人（一說2000多萬人），經濟損失達6000億美元的代價，非常艱難地保 住了中國沒有淪亡，但是這場戰爭的直接後果是，中國經濟陷於崩潰，國力空前衰弱，共產主義紅禍藉機興起，在中國氾濫成災，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國人淪為奴隸已近60年。
2007年是中日全面開戰70週年，當我們再一次忍著劇痛翻開這一頁歷史，我們隱隱約約地發現，似乎有一個巨大的手在導演著中國發生的這場悲劇。中國，有著五千年文化歷史的文明古國，在歷史發展的最為重要的時刻，作了別人的犧牲品，成了工具，演出了一場曠古未有的淒慘壯烈的民族悲劇。在這場悲劇中，有兩個外國人起了很重要作用：一個混血的德國人佐爾格，另一個是日本人c。這兩個人在40年代初差不多同時在日本被捕，兩三年後被日本處死，談到中國近代的悲慘遭遇，就不能不提到這兩個人，這是兩個值得中國人永遠記住的外國人。
佐爾格，混血的德國人，後被招募為俄國間諜。在克格勃的間諜中，裡哈德．佐爾格說得上是最出類拔萃的。他最初受共產國際的派遣在上海從事間諜活動，身份暴露後，他受命前往日本，潛入德國駐日本大使館。由於他的精心運作，在整個30年代對蘇聯和中國命運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64年，也就是他死後二十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追授佐爾格為“蘇聯英雄”，以表彰他“立下的卓越功勳和表現出來的勇敢精神與英雄氣概”。在他的忌日，蘇聯官方炮製了一系列傳記來紀念他，更為不平常的是，對一個外籍間諜，還為他專門發行了一套紀念郵票。蘇聯如此高調地紀念這樣一個外國籍間諜，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佐爾格最根本的功績，就是由於他避免了日本對蘇聯直接作戰。
尾崎秀實，出身富裕家庭，與日本政界人士聯繫密切。從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他任《朝日新聞》常駐上海的特派員，以記者身份從事間諜活動。夏衍說，尾崎秀實“表面上看來是紳士式的記者”，實際上卻是“上海的日本共產黨和日本進步人士的核心人物”。尾崎秀實比佐爾格早兩年來到中國，同美國的間諜女記者史沫特萊一起從事坑害中國的活動，史沫特萊稱讚尾崎秀實，說他“對中國的解放事業既有深刻理解又有堅定信仰”。其實她也一樣，他們在中共看來都是國際上的進步人士，同情中國的解放事業，支援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工作，主張為共產國際的利益犧牲中國利益，借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消滅中國的資產階級，實現由共產主義掌權的目標。史沫特萊是有名的婊子、“騷貨”（賀子珍的評價）曾多次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告訴她，她應該留在黨外，以便為中共在黨外和國外做更多的工作。
二、
在上個世紀20年代末一直到40年代初，蘇聯一直擔心會同日本之間發生戰爭，所有傾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間諜工作者，其實都是圍繞著共產國際在工作。這個工作用梁啟超的話說就是“犧牲了中國，作為世界革命的第一步。”這個工作的重點就是讓日本帝國主義同中國的資產階級之間發生戰爭，保護好共產主義的大本營——蘇聯。無論是在莫斯科還是中國的延安，這個指導思想都是一致的。佐爾格領導著一個有一百多人的間諜組織，尾崎秀實所帶領的基本由日本人組成的間諜隊伍，工作得也很出色。最為可怕的是，尾崎秀實的勢力直接滲透到了日本的決策層，直接參予對外政策制定，甚至可以說，他極有可能就是日本對華戰爭的罪魁禍首之一。
1931年4月，也就是“9．18”發生前半年，蘇方截獲並破譯了日本駐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發給日本總參謀部的一封電報。這封電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將要進攻蘇聯的資訊。電文中說：“日蘇交戰已無法避免，只是遲早的問題……日蘇戰爭開始愈早愈對我們有利。我們應當明白，形勢一天天變得有利於蘇聯。簡而言之，我希望當局下定決心同蘇聯打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並著手製定相應的政策”（《克格勃全史》196頁）。
引起蘇俄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駐蘇聯大使廣田弘毅同到莫斯科訪問的日本將軍進行的談話。廣田弘毅是甲級戰犯中被絞死的唯一文官，是從始至終都對日本對外政策有著舉足輕重作用的日本官員。他的談話表明，日本同中國的戰爭非常偶然，日本壓根兒就沒打算同中國展開全面戰爭，日本也是被人帶入“歷史漩渦”之中，越轉越深。廣田弘毅在談話中說：
“暫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蘇聯交戰這一問題放在一邊。我們可以說，有必要推行旨在與蘇聯在任何時候開戰的對蘇強硬政策。但目的應當不是抵制共產主義，而是佔領東西伯利亞”。（《克格勃全史》196頁）
這些資訊使蘇俄大為震驚。莫斯科經歷了與日本戰前的恐怖衝擊，共產國際秘書處大為光火，嚴厲批評了一些外國間諜組織，說他們不善於捕捉“日本進攻滿洲里同備戰反蘇戰爭之間的聯繫”。
1932年，共產國際秘書處要求各兄弟黨立即行動，煽動民眾的反日、仇日情緒，破壞日本軍隊經資本主義國家鐵路和資本主義國家港口運輸的武器和軍用物資，對日本施加影響，以避免日本和蘇聯之間發生戰爭。共產國際的這些思想，由於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的作用，在中國得到強有力的實施。因為這些間諜組織也都十分清楚蘇俄對德、對日的政策一直建立在妥協的基礎之上，他們的主要任務就要盡量避免蘇聯與日本直接作戰。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想辦法把戰禍轉嫁給別的國家。
三、
1930年，通過《法蘭克福日報》駐遠東記者、美國間諜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介紹，佐爾格結識了尾崎秀實。由於二人思想觀點一致，很快成為至交。佐爾格後來談起尾崎秀時即說：“尾崎是我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們的關係，無論是私交還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從日本人士那里為我搞到了許多準確、全面而又有價值的資訊。我們相識不久便成了好朋友。”
他們差不多一個月見一次面，交流資訊和對時政的看法，會面的地點有時在史沫特萊的住所，有時在某個飯館。佐爾格就是通過尾崎秀實和他的日本同伙了解日本的動向，並對日本對外政策施加影響。
在“9．18”事變前後，佐爾格主要工作就是密切關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區”的發展，並及時跟踪蔣介石圍剿“蘇區”的情況，以情報工作配合中共作戰。佐爾格想盡各種辦法設法接近蔣介石，蔣介石喜歡賽車，正好佐爾格也是個賽車迷。在一次比賽中，佐爾格發揮出色，始終以半個車身的優勢領先蔣介石，只是快到終點時，才讓蔣介石率先通過終點。賽后，蔣介石徑直走到佐爾格面前，主動伸出手，請教佐爾格尊姓大名，並邀請他到自己的官邸作客。佐爾格也就藉此機會深入到蔣介石內部，蔣身邊的將軍們都愛跟佐爾格套近乎，見到他無不客客氣氣，為佐爾格獲取情報提供了方便。左爾格還成功地打入了蔣介石南昌行營的德國顧問團。一名叫斯多茲勒（ErichStolzner）的顧問的太太滿腹牢騷，左爾格就利用她偷出了國民黨的密碼，包括行營與作戰部隊聯繫的密碼。後來中共反圍剿的勝利，主要是緣於佐爾格的情報。
“9．18”事變後，莫斯科非常小心地處理同日本方面的關係，生怕不慎引起日甦之間的戰爭。對於日本發動侵犯中國東北之後會有什麼行動，莫斯科要求佐爾格必須盡快找到答案。到了年底，佐爾格找到答案了，由於日本以尾崎秀實為首的左翼勢力對日本政策的影響，日本暫時將進攻的目標從蘇聯轉移到中國，這使莫斯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四、
根據佐爾格提供的情報，蘇俄採取了一系列舉措以免同日直接作戰。
首先，讓中國用戰爭纏住日本，使其無力北顧同蘇聯作戰。在第一次日中淞瀘戰爭爆發後，由蘇俄控制的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中共乘日中開戰的機會在全國各大城市起事。“首先在閘北、吳淞、上海與南京”，“創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逮捕國民黨軍隊的投降的高級軍官及賣國賊”，“推翻南京國民黨政府，宣布自己為革命的民眾政權”。（《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秘書處致中共中央電》1932年2月）
共產國際的這些指示同中共的想法非常一致。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公開發布了對日作戰宣言。這一宣言的目的非常清楚，並不是要同日本作戰，而是以內亂的方式將戰爭吸引在中國國土上。他們號召民眾“積極進行革命戰爭，奪取中心城市，來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同日本一道夾擊國民政府。因為它堅信：“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是順利發展民族革命戰爭，實行對日作戰的必要前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作戰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檔選集》第八冊，第639--640頁）
第二，對日本入侵中國採取中立政策。由於佐爾格的情報顯示：1931年的10月下旬，日本關東軍急速向蘇聯邊境推進；美英等西方國家對“9．18”事變後的遠東局勢沒有採取強硬態度，他們甚至希望日本關東軍向北進攻蘇聯，用蘇聯來填充日本侵略者的胃口，保住他們在華利益。蘇聯的因應對策就是向日本表示他們的中立立場。1931年10月29日，加拉罕向日本駐蘇大使廣田弘毅聲明：蘇聯政府對滿洲事件採取嚴正的不干涉政策。11月7日，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在慶祝十月革命紀念日的演講中，重申蘇聯對滿洲事件採取不干涉主義立場。
對一切有關中日沖突的活動，蘇聯都一概迴避。1931年底，國聯要求蘇聯參加李頓調查團，李維諾夫馬上回絕。他說，蘇聯不准備參加這個調查團，首先是因為蘇聯不想同日本發生武裝衝突。為了避免同日本發生武裝衝突，蘇聯政府對日本的許多行動都採取放縱態度，1932年初，日軍沿中東鐵路運送軍隊，管理該路的蘇方代表竟然不加攔阻，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極大方便。此外，蘇聯政府還多次向日本一方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企圖以條約的方式對日本北韓政策加以限制，但都遭到日本的回絕。
第三，出售中東鐵路和承認偽“滿洲國”，縱容日本侵略中國。蘇聯爲了討好日本，緩和與日本的關係，保持遠東的平靜，不顧中國方面的抗議，於1933年5月2日公開向日本提議讓售中東鐵路，並於6月22日在東京開始與滿洲國的代表就此開始進行正式會談，此舉等於承認了偽滿洲國的合法性。蘇聯的態度起到了縱容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
第四，加強邊境的看管，不讓中國人在中蘇邊境抗日。“9．18”事變後，蘇聯對遠東邊界看管加強了，主要防控中國人進出，以利用蘇聯抗日。日本全面侵占中國，史達林更不客氣了，對幾十萬華僑、華工的迫害與希特勒當年迫害猶太人毫無二致。大規模迫害居住蘇聯遠東的華僑華工，逮捕、關押並處決、流放到北極圈任其自生自滅，短短幾年時間，受迫害華人不下三十餘萬。
第五，蘇俄後來發展為積極支持蔣介石抗戰行動，也主要是出於考慮到本國利益，史達林很清楚地看到，沒有蔣介石領導中國抗日，蘇聯就要付出無法想像的代價來對付日本。所以在西安事變發生後，史達林對中共中央，發出最為嚴厲的指令，務必全力確保蔣介石的安全。史達林隨後還釋放了在西伯利亞被勞改多年的蔣介石的獨子蔣經國。在史達林的嚴厲指令下，中共不得不派遣周恩來等人前往西安，與張學良進行善後的接觸，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不是由於中共深明民族大義，而是不得不照莫斯科上司指令行事。
總之，蘇俄當時的一切政策行動，都和佐爾格的情報有著直接關係，正是由於佐爾格及時的情報和日本間諜尾崎秀實上下其手的操作，使蘇俄成功躲過了蘇俄同日本的直接衝突，從而把中國推入戰爭的血海。
五、
尾崎秀實也有一個實力很強的間諜組織，主要是由日本的一些傾向共產主義的左翼人士組成，中西功、西里龍夫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員。他們在中國的活動及時幫了蘇俄間諜佐爾格的忙。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實告訴佐爾格：日本將於近期加強對中國其他地區的擴張與滲透，很可能將進攻上海。有關作戰計劃已經制定。尾崎秀實說，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國和中國政府滿足日本的要求，允許滿洲和內蒙實現自治，從而在事實上承認日本對該地區的控制。此外，日本計劃奪取中國的商業動脈。進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權。日本需要一個首先維護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這些，其實都是尾崎秀實說服日本侵略者同中國作戰的一部分理由。理由的另一部分就是蘇聯過於強大，日本不可能將其擊敗。佐爾格將尾崎秀實所提供的情報及時向莫斯科作了匯報。1932年1月，日軍南下進攻上海，事態的發展驗證了佐爾格的情報。
1937年6月4日，一位被國民認為具有新鮮的魅力從而對其寄予極大希望的青年宰相近衛文麿，適應了國內各界的願望，風頭十足當上了日本首相。日本的間諜尾崎秀實成為他的顧問兼私人秘書，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參加首相的智囊團會議。他的主要任務是提供有關中國的情況，提出對中國事務的處理意見。這使他不但對日本政府的決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響。在此期間，他把自己掌握的許多有關日本對華戰爭的情報，通過在上海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日本人士中西功發往延安，和中共高層人士相互配合地左右中國命運。
如果說以前尾崎秀實只是對日本對外國策施加影響，而在近衛文麿當上首相後，他其實差不多已經有了對外政策的決策權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東京軍政界消息靈通人士開始傳播：“七夕的晚上，華北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日本人所說的“柳條溝事件”即“九一八”事變。
已經有很多跡像都表明，“七、七”事變並不是日本想發生的。據今井武夫的回憶，由於有“七夕的晚上，華北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的傳聞，日本政界要員大谷光瑞和軍界的高級課員岡本清福先後來到北京，看在日本軍中是不是有什麼陰謀，如果有，就及時加以製止，以防發生第二次柳條溝事件。他們都認為：“現在日本想在華北挑起事端是不適宜的，必須設法加以防止，制止爆發意外的戰爭”。考查的結果讓他們很放心：“在華北的日本軍中，雖然也有一部分人憂慮著會爆發什麼事件，但為數極少，整個來講，沒有特別擔心的必要。”（見林治波：《不可思議的預告－－“七夕之夜”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
以往，我們對尾崎秀實有過很多宣傳，這個在日本決策層中有著舉足輕重作用的大人物一直被宣傳為中國人的忠實朋友，但在中日關係發展的這些關鍵時刻，這個日本友人在幹什麼呢？他作了一些什麼對中國有利的事？有一個不可辯駁的歷史事實是：“七、七”事變，就發生在近衛文麿當上首相後一個月的時間，那時尾崎秀實已經成為首相的顧問兼私人秘書，在對外決策中起著關鍵的作用，但是歷史中沒有關於他制止日本進攻中國的記載。有資料說他把自己掌握的許多有關日本對華戰爭的情報，通過在上海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日本人士中西功發往延安，其本人受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期間有哪些相互配合的活動，直到現在也還是個謎。“七、七”事變是不是裡應外合製造的事件（編按：擔任過日本關東軍參謀的田中隆吉，曾準備在東京國際法庭上作證說，蘆溝橋的第一槍是共產黨放的，事變是共產黨在蘆溝橋兩邊放槍挑起的，而且是共產黨和前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勾結和操縱的。但是，東京國際法庭開庭時，他卻在巨大的壓力下，不敢當庭作證。相信有一天，這個天大的秘密終會得已公開……）
六、
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肯定是多種因素湊成的，佐爾格、尾崎秀實、中共，中國國內的各軍閥土匪、還有史達林，他們好像都在往一個目標上努力。“七、七”事變發生之後，如果處理得當，也不會爆發全面的中日之戰。事變之初，蔣介石沒有對日宣戰，他還不想打一場全面戰爭。但由於當時希望中日火拼的各方勢力太多，日本和中國國民政府幾乎喪失了控制戰爭的主動權。
1937年7月8日，盧溝橋事變第二天，中共就興高采烈地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國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全國人民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不讓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
短短十來天的時間裡，中共上躥下跳，全心全意的要把中國帶入戰爭的血海。7月8日，毛澤東與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等紅軍將領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實行全國總動員，收復失地，堅決抗戰，並請纓殺敵。7月9日，彭德懷等九名紅軍將領暨全體紅軍指戰員再次通電全國：“當華北危急存亡之緊要關頭，敬敢籲請我國民政府迅調大軍增援河北……與日寇決一死戰。”
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強調說：“中國共產黨人願同國民黨人和全國同胞一道為保衛國土流盡最後一滴血，反對一切游移、動搖、妥協、退讓，實行堅決的抗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的自由解放。”
這些都表明中共希望中國的合法政府能夠同日軍大打，持久的打，全面地打。但是，後來的歷史表明，在整個抗戰史上，中共從來沒有真心實意地同日軍要過仗，他在看著國軍“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無論是“反蔣抗日”還是“逼蔣抗日”、“聯蔣抗日”，目的都是要把中國拖入戰爭，用戰爭消耗國民政府實力，達到借亂奪權的目的。
據旅居英國的華裔女作家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披露，盧溝橋事變後，由中共潛伏在國民黨內的紅色代理人張治中引發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把中國推入無邊的戰禍之中。該書稱：“八月九日，經張治中一手挑選的派駐上海虹橋機場的部隊，打死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各一人，然後給一個中國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機場大門口，以造成日本人先開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現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張治中以“上海的形勢突然告急”為理由，率大批軍隊在十二日清晨佔領上海，定於十三日拂曉向上海日軍發起攻擊。蔣介石兩次去電叫他“不得進攻”要張“再研討”攻擊計劃，“不可徒憑一時之憤興”。張十四日電蔣：“本軍決於本日午後五時，對敵開始攻擊。”但張治中午後三時就提前下達了總攻擊命令。四時，砲兵、步兵一齊進攻。”
在以後幾天裡，張治中不斷傳播虛假資訊，製造混亂，並不聽蔣介石命令，擅自向日軍進攻，加速引發了中日全面戰爭。
維琪百科評述說：“蔣中正在淞滬會戰幾乎投入所有的精銳部隊，造成極大傷亡。中國軍隊一敗塗地，幸好日本當時尚未做好侵略中國的準備，兵力有限，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在這之後，中央政府的兵力已無法對全國各地的軍閥造成威脅，這時中國共產黨、各地軍閥都各據一方，擁兵自重。……淞滬會戰後大量的游勇散兵，中國國民政府無力加以收編，往往造成後方百姓的困擾，或者被中國共產黨加以吸收，造成八路軍或新四軍的急速擴充，至1940年7月7日，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五十萬人。”（編按：中共中央1939年的文件已一再稱“我黨已有五十萬大軍活躍在敵後”。）
七、
現在看當時蘇聯間諜和日本左翼勢力的間諜在中國工作的重點，就是避免蘇聯同日軍的直接作戰，並把這場戰爭的禍水引到中國來。現在看來，他們的目的是完完全全達到了，國家不幸，生有逆賊，斷送了中國的前途。崔可夫曾說：“甚至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裡，日本也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能不考慮到這一明顯而又無可爭辯的事實。”（《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第38頁）
上個世紀30年代後期，蘇聯看到戰爭在中國實實在在打起來了，他就藉這個機會，向日軍發動了兩起大規模武裝衝突，奪取了中國大片土地。這就是歷史上很有名的張鼓峰事件和諾門檻事件。在這兩次事件中，蘇俄輕而易舉地從日本手里奪走了中國大片土地。1939年後，蘇日簽訂協定，停止軍事衝突。日本陸軍從此可以專心打中國。當時全國都認為被蘇聯出賣了，可是共產黨卻叫好，毛澤東為蘇聯辯護說：
“沒有捲入帝國主義戰爭漩渦的蘇聯，是全世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援助者。這些都是有利於中國抗戰的。但同時，日本帝國主義正在準備向南洋侵略，加緊向中國進攻”（《毛澤東選集．團結到底》）
其實直到上個世紀40年代初，蘇聯一直不放心，生怕日本進攻蘇聯，也正因為如此，蘇聯間諜佐爾格和日本親共間諜尾崎秀實一直在為將戰爭控制在中國的範圍內作著努力。1941年10月中旬，佐爾格的真實身份敗露，他和尾崎秀實等30多人先後被日本軍部逮捕。日本恨透了這些間諜，正是他們將日本引入了中日戰爭不能自拔，日本沒能從戰爭中得到任何利益。於是在1944年特意選擇10月革命27週年紀念日這一天，將尾崎秀實和佐爾格兩人施行了絞刑。這兩個人以害人開始，以害己告終，得到了應有的下場。但即使在他們被捕後，他們所控制的間諜組織也沒有放鬆對日本的監視，生怕日本將戰爭轉到蘇聯方向去。有一篇名為《左爾格為什麼會招供》的網文，發在《西西河》網站，裡邊有如下一段兒描寫：
1942年的到來。吳紀光高興地告訴中西功，延安發來專電，表揚上海情報科的工作。吳紀光錶示，莫斯科戰役取得重大勝利，美英對日宣戰，中國抗日戰爭由此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但是中西功顯得憂心種種，並不怎麼高興。吳紀光覺得，可能是左爾格和尾崎秀實的被捕對中西功造成了心理上的壓力，於是問他：“你跟尾崎很熟悉嗎？”
中西功說：“無話不談。”
“他會把你供出來嗎？”
“不會。”
“其他人呢？”
“也不會。”中西功顯得很自信。
吳紀光疑慮地看著中西功。
程和生看到這個場面，趕緊捅捅中西功。中西功明白程和生的意思，但沒有理他，按自己的思路談下去。他說，戰爭的前途無疑正向著有利於反法西斯陣營的方向發展，但是對於日本的戰爭潛力不能掉以輕心。“9．18”以來，日本海軍基本沒有使用，陸軍在中國和其他戰場沒有受到過重創（編按：在日軍曾屢屢受國民黨軍隊重創）。日軍突襲珍珠港取得重大勝利，迅速佔領了東南亞大片領土，短期看其戰爭實力是增強了而不是削弱了。
中西功沉默了一陣說：“我總是在擔心。”
“擔心什麼？”吳紀光問。
“日本陸軍會就此甘休嗎？”
“你指什麼？”
“當日本海軍取得這麼大的勝利，耀武揚威的時候，陸軍會怎麼樣？他們忍受得了嗎？會不會乘遠東蘇軍大量西調之機，在春季化凍之前來個突然北進呢？別忘了，他們是軍國主義，戰爭狂人，不能用對常人的眼光分析他們可能採取的行動。”
吳紀光點著頭說：“對！延安來電也要我們特別注意盯住日軍在北方的行動！”
以上的描述表明，起碼在1942年，延安和蘇日間諜的工作重點都還是在想法將戰爭限制在中國土地上。佐爾格被捕了，但他的組織並沒有受到多大破壞，尾崎秀實也是一樣，中西功、西里龍夫都是他忠實的助手，他們將戰爭死死地拖在中國，直到二戰結束。
八、
如此寫這篇文章或許會被一些人罵為漢奸，民族敗類，但我想問一下，把四億五千萬人推向戰爭的血海，付出3000萬生命代價，給國家造成6000億美元的戰爭損失，這一切都只是為一個和中國公民毫不相干的共產國際作犧牲，這同逃避戰爭甚至作一些必要的妥協比哪個更愛國？某些人或組織為了一己私利，竟為了別國利益，將中華民族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確實，我們現在還缺乏某些直接證據來證實我文章裡所寫內容，但我們現在能得到直接證據嗎？佐爾格1933年暴露身份後去了日本，蘇聯解體後，一些秘密檔案解密，卻沒有佐爾格在中國活動的檔案，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尾崎秀實也是一樣，人們找不到他在中國活動的重要資料，但我相信，一個人，只要你做了壞事，你就別想著別人會永遠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