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02日讯】伪造历史是左棍们的惯用伎俩——读《饿死3000万是不存在的》有感
本人最早知道1959——1962饿死人是听自己的父母说的，听外公、外婆说的，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讲述那段恐怖的历史，我当时太小，没有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想他们不会向我撒谎吧。后来，我接触了一些资料，特别是1989年我看了当时一本著名杂志《海南纪实》，提到了“信阳事件”，据称饿死100万人，我这才意识到这是一场什么样规模的灾难，于是开始关注起这件事。正好，我的大姑父当时任《解放军报》第四版编辑，“信阳事件”后随红太阳参加郑州会议，他的回忆肯定了《海南纪实》的说法。信阳只不过是一个地区，却有100万人饿死，全国饿死3000万人不算惊天的数字。一个小小的息县，居然饿死10万，全国可有2000个县呀，如果简单累乘，是2个亿，不是3000万。当然，不能这样相乘，因为“灾情”有轻有重。后来上大学时，看了一个英国学者写的《1959—1962中国大饥荒》一书，他给了一个数字：3000万。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数字。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那段历史至
今闪烁其辞，我们只能从“浮肿病”、“非正常死亡”“有的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的模糊中去猜测。
但是，含糊其辞不等于没有发生。举个例子，1949年我国人口4.75亿，1958年6亿，这就是说，在建国初期9年中，我国人口净增1.25亿，平均每年净增1000多万，三年应是3000多万。看看中国人口变化曲线，你会看到1949——1958人口增长直线上扬，到1959持平，
到1960——1962剧烈下挫1000万。本来应该再增长3000万，却下挫1000万，4000万人口哪里去了？考虑到因饥饿引起的出生率下降因素，我们扣除1000万，还有3000万人不知去向。因此，饿死3000万人的说法是非常公正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可是，现在却有左棍跳出来大声嚷嚷“饿死3000万是不存在的”，真让我诧异。再看他们拿着一些“统计资料”来否认这个常识，而且说得头头是道。我觉得他们并不是不懂常识，而是因为出于某种目的而竭力淡化甚至抹杀这段历史。且不说我国的统计工作自大跃进浮夸风之后变成了“统计统计，胡编乱计”，失去了真实性和权威性，即便是相信他们的所谓“统计资料”，仍有1000万人难以自圆其说，于是，某些左派抛出了“非正常死亡”论，在《世界政经论坛》中，一位左棍居然宣称，“非正常死亡”包括被汽车撞死、淹死、自杀而死——真是荒谬绝伦。1959年中国汽车相当少，一个县城来了汽车都觉得稀罕，怎么会有1000万人在3年内“被汽车撞死”？这个数字连号称“汽车王国”的美国都不敢想象；至于说“淹死”，不是打了红太阳的脸吗？他刚“大修水利”，而且他自称的“自然灾害”恰恰是旱灾，以至于旱得“河床见地”，在这样的见地的河床中淹死了1000万人？与其说他们淹死在河里，还不
如说淹死在水缸里让人信服；至于自杀而死，红太阳更不会饶恕你们的诽谤，试想，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农民已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生活得无比幸福，怎么会有1000万人突然想不开，要自杀呢？
左棍们知识水平不高，在论坛上大都是干嚎两句文革口号，或把别人的文章转来转去，但是他们无中生有、有中生无的本领却十分高强。但是，比起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红太阳来，他们的本事简直就是小儿科。红太阳一生读的历史书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据说他熟读《资治通鉴》，通读二十四史，其本人可算半个历史学家了，和他半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十分相称。他老人家读了那么多书，明白了一个道理——残暴的统治必须建立在谎言之上。他老人家的老师，苏联暴君斯大林现身说法，教导他“谎言重复一千遍即是真理”，于是他学会了这一招数，开始系统地、大规模地伪造历史，运用的得心应手。他是如此感激他的老师，以至于赫鲁晓夫打倒斯大林后，不惜与苏联决裂，这一点可真是讲义气。
红太阳如何伪造历史？先从他的出身伪造，他家本有13间半瓦房，明明雇着长工，其父亲经常贩牲口。要在一般人那里，绝对是地主加商贩成分，属于地富反坏之类，为了便于“革命”，他老人家授意别人给他划成“中农”，后来觉得不好意思，又改成“富农”，真是伟大的谦虚。伪造了出身，又开始伪造革命史，自称是“一大”的正式代表，把自己描绘成党的创始人之一，可现在查明，他老人家只不过顶替别人开会罢了。“一大”代表建国后健在的只有李达和红太阳二人，李达是见证人，于是红太阳把他迫害致死，来了个杀人灭口，死无对证。上井冈山时，明明是和朱德会师，可他老人家就能改成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会师，林彪出事后又改回来。
等到巩固了领导地位，迎来抗日战争，红太阳又想把自己描绘成民族英雄，到处写文章宣传抗日，骂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说蒋“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我初中历史课本上就是这么写的，上大学以前，我一直认为蒋介石有恋日情节，只想着一头扎入龟田们的怀抱呢，可上了大学，才知道还有台儿庄、淞沪抗战、昆仑关、出师入缅，日军绝大部分伤亡，都是老蒋造成的。又看到彭德怀因组织百团大战，被红太阳整了两年，直到文革时都算老彭的一大罪状。我心想如果不上大学，兴许一辈子就给他蒙了。中苏决裂，红太阳说什么因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可看看书才知道，他老人家在斯大林死后想坐社会主义阵营第一把交椅，坐不成就想分家单干，加上对赫鲁晓夫否定他的启蒙老师斯大林不满，还有赫鲁晓夫嘲笑他的大跃进、因为他好战不肯再帮助他发展核武器，恼羞成怒罢了。红太阳还把他一手造成的大饥荒描绘成“自然灾害”和“苏联卡脖子”，可经历过的人都说，1958、1959是两个大丰收年，庄稼收成好，但是由于壮劳力大炼钢铁，很多粮食烂在地里了，浮夸风带来高指标征收，公共食堂造成粮食浪费；至于说“苏联卡脖子”，周总理在196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明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不但还清了苏联全部外债，而且用比这多得多的钱支援了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看看，在全国人民饿死3000万人的情况下，红太阳还梦想把他的光辉照耀全世界呢。因为大跃进和“三年灾害”，红太阳被晾在一边，刘少奇说了算。看着大权旁落，心如刀绞。好在他老人家搞了一辈子阴谋，阴谋诡计随手拈来，于是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又是十年的浩劫。直到临死，还要镇压清明节运动。
红太阳是伪造历史的高手，所以他对历史学家特别不放心。于是吴晗被整死了。翦伯赞也挨了整，可是他名气太大，红太阳想用他的名声为自己的虚假历史做注脚，于是发出最高指示：“像翦伯赞这样的历史学家，我们也可以养几个”。本以为翦伯赞会感恩戴德，会激动得热泪盈眶，可是，这翦伯赞却有骨气，听到这个“特大喜讯”反而和夫人双双自杀，用红太阳的话，就是“自绝于人民”。吴晗死了，翦伯赞死了，自己亲自出马编造历史显然不好，于是他
找到了一个没有一点骨头的才子——郭沫若做自己的御用文人。郭老感激的诚惶诚恐，急忙宣布文革以前写的东西都是放屁的。郭老确实有才，他可以不顾事实，任凭老人家的指示随意改写历史。他老人家喜欢曹操，于是有了《蔡文姬》，里面的曹操穿打补丁的衣服，吃糠咽菜，一心为人民服务，活脱脱一个古代劳模。他老人家喜欢李白，讨厌杜甫，于是郭老赶紧写了《李白与杜甫》，里面的杜甫成了一个一心做官、仇视人民的地主阶级份子，
连《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为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也被说成“恶毒污蔑劳动人民为盗贼”。当然，老人家对郭沫若所效犬马之劳还是有回报的，于是丢给他一根骨头，称他“才华横溢”、“文史学界的泰斗”，把郭老兴奋得直摇尾巴。
翻开文革后期的《人民日报》，你会发现这样的新闻：“贫下中农听到《钢琴伴唱红灯记》后，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且不说《红灯记》大家听得耳朵起茧，单是钢琴，在那个年代，一个县城会有几架？我相信，广阔天地里的贫下中农，绝大多数一辈子没见过钢琴是何方神圣，何来“热泪盈眶”？我不敢想象，贫下中农是怎么“奔走相告”的，因为《红灯记》不是啥新鲜玩意儿，不用奔走相告也可以，钢琴又没见过，也不可能“奔走相告”。可是它白纸黑字印在那里，虚假又真实。
1988年，我在T县新华书店处理的旧书中发现了一本《明末农民战争史》，觉得好奇，便买回家研究。作者叫顾诚，不是那个自杀的诗人，是另一个御用“历史学家”顾诚。厚厚的一本，洋洋几十万字，给我的感觉是“满纸荒唐言”。在谈到李自成决黄河大堤淹开封城时，他不顾史籍记载，竟然认为是开封城里的明军决了开封黄河大堤，使得这一宋代故都埋于土下20余米，可在前面的章节里说李自成军把开封城“围得铁桶一般”，这就奇了，既然如此，成了瓮中之鳖的明军会长了翅膀飞到黄河大堤上？或是坐了飞机？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祖宗可有五大发明了。可作者就是不交代明军怎么跑到大堤上的。而且就是杀出一条血路也没时间挖开大堤，要知道1938年老蒋炸开花园口大堤，又是飞机、又是大炮忙了大半夜才完事，纯粹靠锄头铁锹的明军如何完成的？只有一种解释，李自成三次围攻开封，可由于开封城垣坚固，久攻不下，又被明军射瞎一只眼睛，恼羞成怒才下令决堤的。可在毛的御用“历史学家”手中，却恰恰相反。
这还不算，更精彩的是在写到明末清初四川人口死亡98%的原因时，他竟然列出了一条——虎害。这真是千古奇闻，一个地方虎害竟然如此严重，以至于吃掉了600万人口中的98%！看来明代的老虎一定进化成了猎人，人类却退化成了野兽，由老虎任意捕杀。当然，这位“历史学家”也觉得说老虎一口气吃掉了将近600万人未免牵强附会，又把这污水往清政府头上泼，并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依据说明清政府完全有能力消灭四川人民。事实上，凡熟悉明清史的人都知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因为这一带处于南明统治下，没受李自成、张献忠骚扰，百姓对清军反抗剧烈才导致清军的报复的，在受李自成、张献忠骚扰的地区，往往是望风披靡，所以清军很快控制了全国，杀人并不多。在四川，幸存的百姓更是“箪食壶浆，跪迎王师于路旁”，清政府几个月便控制了局面，何必杀人？事实上，造成四川人口“百不存二”的真正元凶是张献忠。
张献忠好杀人是出名的，其中他在撤出成都时杀光了全城百姓。因为有西方传教士比较客观的记载，这位“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件事，还要补充说明原因是：张献忠的几个谋士“出身于地主阶级”。张献忠进驻四川后还搞了一次著名的“太慈寺屠仕事件”，假装开科取仕，诱骗各地生员到成都太慈寺考试，一并杀害。这是典型的“引蛇出洞”，红太阳1957年搞反右，看来是受了张献忠的启发。可是，在这位“历史学家”眼里，张献忠的屠杀是有充分理由的——雅安县令对张献忠的命令“抗旨不遵”导致张勃然大怒，于是考场变成屠场，只有雅安生员幸免。这位“历史学家”为什么这样不遗余力地为张献忠辩护？以至于漏洞百出、强词夺理？因为张献忠是农民起义领袖，既然是地主阶级的敌人，他必须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他的一切暴行都必须由地主阶级承担。——这就是“无产阶级”历史观？！
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曾经见过一本“文革”中出的小人书，书名叫《一代女杰——吕稚》，书中讲吕稚如何如何尽心尽力，在刘邦死后把刘家的江山稳固；可过了一段时间，又出了一本小人书，名叫《吕后篡权覆灭记》，又说吕后如何阴险残暴（戚夫人被做成“人彘”就是那时知道的），最后被消灭。当时我太小，不解其中的奥妙，现在想起来，前者是江青想当“吕后”，后者是她的灭亡罢了。历史在这些人眼里，不过是万金油，想抹到哪里是哪里。
左棍们为什么总是大规模地、接连不断地伪造历史？因为他们的动机很黑暗。根据网上的表现，左棍们大都很无知，层次比较低，即便是有些“理论家”，他们的立论往往很荒谬，比如一位“理论家”常常论证文革、上山下乡、大跃进的“好处”，比如“锻炼了人”“激情很高”“提高觉悟”等等，害处一笔带过或根本不提，把大饥荒归罪于“没有石油”——真是荒唐可笑，在没有运用石油之前“开元盛世”怎么形成的？靠40年连续不断的风调雨顺么？实际上，文革是一个罪恶的人为一个罪恶的目的而发动的一场罪恶的运动，没有任何好处，不但害了当时那一批人，连子孙都要累及，真是贻害无穷。文革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垃圾堆，左棍“理论家”却在这垃圾堆里耐心搜寻，想找出一两块变质的面包屑来证明这堆垃圾的价值，进而让你吃下去。可是，这是白费心思，即便你找到面包屑，你也改变不了垃圾的本质，人民不是瞎子，不是傻子，任由你们愚弄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林肯说得好：“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也可以欺骗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远”。在日益民主的今天，当年的刽子手又纷纷象冻僵的毒蛇复苏了，它们向人民吐着芯子，居然问道“你说我饿死3000万，证据呢？”还为文革唱赞歌，就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说“南京大屠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大东亚圣战是反殖民战争”，新纳粹说“奥斯维辛是不存在的”“希特勒的就业政策是明智的”如出一辙。这也难怪，他们本来就是一丘之貉，都是法西斯，都是全人类的公敌。对待他们，我们不能讲丝毫的“费厄泼赖”，他们人数虽少，但个个深怀巨毒，总是窥视着权力的宝座，想再实现他们的天堂，人民的地狱，我们消灭他们时，一定不能心慈手软，不但要消灭其组织、思想，还要消灭他们的生命——把他们已经和最想对人民做的还给他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