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二胎假离婚败露 5月大胎儿被引产(图)

发表:2014-01-17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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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市级医院中,医生和护士正在为孕妇进行计生检查。

【看中国2014年01月17日讯】吴怡和丈夫郑彤是小县城里的机关公务人员。一个多月前,30多岁的吴怡做了引产手术,孩子五个月大。她一共怀孕三次,第一次儿子出生,第二次主动流产。最后这一次,两人试图以假离婚、假结婚的方式保住这条性命,结果被逼着“做掉”了。

中国周刊报导,吴怡和丈夫郑彤都是小县城里的机关公务人员。这份在当地令人羨慕的工作,致使他俩失去了可能迎接的第二个孩子。意外怀孕后,两人试图以假离婚、假结婚的方式保住这条性命。但最终,他们在当地计生部门和双方单位的强大压力面前,败下阵来。

意外怀孕

她和丈夫郑彤都是小县城里的机关公务人员,原本过著幸福的生活。生于70年代的两人,有个九岁的儿子,每天朝九晚五,接送孩子上下学,日子平淡而踏实。

2013年年初时,她意外怀孕,和丈夫商量后,主动去当地医院做了流产。那时,他们从没想过要个二胎,因为除了罚款之外,代价是沉重的。

当地执行和全国所有基层单位相同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票否决”制:涉事党员干部,将予以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双开”处分。同时,如果具体部门年度计生目标考核未达标,将被取消一切综合性先进、荣誉称号的评选资格,主要负责人不得提拔晋升,任期内被否决两次以上,将被降职或免职。

一位岁数很大的同事跟吴怡说过,自己曾参与了一件“挺吓人”的事儿。90年代某年,所有超生的,包括大月份孕妇,全都被拉到医院,强制引产。此事被当地人称为“大屠杀”。

郑彤也知道一些“前车之鉴”。有几个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试图隐瞒二胎情况,被发现后没等单位开除,自己主动辞职了。

此外,吴怡前次主动流产时发生了些意外,出现流产不全的危险。事后医生告知,她不能再次流产了,所以两人平时很注意保护措施。可几个月之后,吴怡又一次意外怀孕。

去当地医院检查,医生告知,吴怡的身体很难再承受第二次流产的压力,可能会面临大出血、胎盘粘连等风险,往严重了说,将再也无法生育。

除了医嘱,两人也考虑过家庭因素。

“再生一个,对小孩大人都有益处。孩子是独生子,比较孤单。往坏了说,以后万一有什么闪失或意外的话,我们年龄大了心理承受不了。”郑彤谈起当时的“私心”。前些日子有新闻报道,一位60岁失独母亲接受试管婴儿手术,生下了双胞胎。她认为,哪怕40岁再生,都已经太晚了。

生与不生,在郑彤心里原本占一半一半的分量,架不住妻子态度坚决,急哭了好几次。而双方的父母思想很传统,觉得多一个孩子没啥不好。最后,夫妻俩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他们显然低估了形势,在强大的计生压力下,一切侥幸心理都是螳臂挡车。

铤而走险

郑彤参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中,可以按时间间隔生育二胎的所有情况,包括“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须经鉴定)”、“夫妻双方为双独”等七种严苛的情形。但两人各自有兄弟姐妹,孩子也很健康,均不符合条件。

后来,经过百度“计生”、“二胎”等贴吧,以及一些有同样需求家长的QQ群里的经验,郑彤决定采用“假结婚”的办法。根据规定,再婚夫妻,一方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按间隔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前提是,他们需要先离婚,再找一个未婚男子和吴怡结婚,两个手续都得是货真价实的。

两人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离婚手续。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以1万多元的酬金,找到了一位愿意做“假丈夫”的男子。

郑彤陪着该男子去办理手续的时候,负责计生工作人员一眼就看出这是“假离婚”。但她说了句话:“你(指该男子)平时也不怎么会干事儿,但这次做了件好事儿。”并痛快地盖了章。这句话让郑彤觉得暖暖的。

结婚証顺利地拿下来了,到区里计生委办二胎申请的时候,卡了壳。做体检的时候,吴怡被发现已经怀孕。工作人员直接判断出这是“假结婚”。当场告诉吴怡,她这种情况,今年已经遇到三起,不久前刚有一位妇女被劝做了引产。

事情败露后,计生委拒绝了二胎申请。那一天,郑彤接到计生部门打来的电话,要求他把申报材料领回去,并自行带吴怡去做人工流产,“这个事儿就既往不咎了”。

耻辱

“敬业”、“高效”和“过于强大”,这是夫妻俩对计生部门的评价。

工作人员告知,如果继续坚持这次是真结婚,也不是没办法,可以把孩子先生下来,然后我们去做DNA鉴定,看看“到底是你前夫的还是现任老公的”。只要被查出是和郑彤生的,就要算超生,结果按“双开”处理,交罚款。

计生委迅速而详细地调查了两人的社会关系,并电话通知了各自的部门领导和户籍所在地的计生部门。

首先发难的是吴怡的单位。“这孩子你坚决不能要。”找她谈话的主管领导上来就说。并告知,要了,单位和其他同事的提拔会受影响,评优资格也都没有了,“就因为你一个人”。如果坚持,整个单位的人都记恨她。而且,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挺著个大肚子去上班,“全国都会知道”,“这个脸你丢大了”。

吴怡很难评价这是不是“威胁”。“我只不过想生个孩子,怎么就成罪人了?”她不服气,和领导顶撞起来。“大不了我辞职!”

几乎是同一时间,郑彤那天刚到单位,就有领导打来电话,要他去办公室。进了门,他就什么都明白了。领导话说得很直白─如果不主动做掉孩子,就两种情况:一,主动辞职;二,以违反国家计生法规为理由被单位开除,而两者都得交纳数额不菲的社会抚养费。

后来,单位派人“一遍又一遍”地敲警钟。他算了一笔账,按照计生法规,社会抚养费按家庭年收入的3到5倍处罚,自己和妻子每月工资加起来6千左右,保守估计得缴纳18万,多了就得20万开外。如果执意要这个孩子,两人都得被辞退,当地没有几家企业,30多岁的年龄也并不好找工作。

“我得从维护家庭的长远利益考虑。收入非常重要,都丢了工作,你就是生下来还得考虑抚养的责任呢。你怎么承担?”郑彤的劝说,换来妻子直到深夜的低声哭泣。

“怀孕,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吴怡觉得很无力。

注射了某种液体

因为发现时已经较晚,又忙前顾后地操办假结婚,已经拖到怀孕四个多月,孩子胎动很频繁了。照过B超,得知孩子长得很漂亮,是个男孩。

唯一的希望是,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她,以她三十多岁的年龄,以及上一次流产的过程,做这种大月份引产风险太大。建议她跟单位说一说,最好还是把孩子生下来。但大夫也说,相应情况只有在手术过程中才能下结论,所以不能提前写出相应的証明。

她抱着忐忑的心情,将医嘱告知领导,得到的回答是:那也不能要,如果担心当地的小医院有风险,可以去大医院,找好的医生。

郑彤回忆,有位了解情况的同事告诉他,即使因身体情况,让你生了,结果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也是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来处理”。

经过愤怒、权衡、挣扎以及绝望,吴怡妥协了,同意去做引产。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她天天以泪洗面。

11月份的某天,他们早上五点多就出门,七点多钟到了省里的一家大医院。

“孩子很健康。你为什么不偷偷把孩子生下来呢?不要做这个手术了。”医生很遗憾。就连照顾她的护士也惋惜,护士的姐姐遇到相同的情况,最后辞职把孩子生了下来。

“可能我们跟她的情况不太一样吧。”吴怡苦笑。如果病人坚持,医生也只能劝到这份上了。“我多希望,医生跟我说,这个手术你不能做,坚决不能做。”

住院一天后,手术开始。吴怡记得,是下午五点进去的。

躺在床上,一旁的医生盯着B超,说动了动了,快扎。她清晰地记得,随后肚子上注射了某种液体,可能带有毒性。因为她感觉到,慢慢地,孩子的挣扎越来越微弱。

很难形容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好像小孩要跑,大人在后面追他,要弄死他。”她的意识到此中断了。

郑彤和丈母娘坐在门外,3个小时,没有任何交流。那扇门是如此熟悉,自己第一次做父亲的时候,曾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如今,天地之别。

道歉?

两天住院休养期间,县计生委和吴怡的单位各自打来电话,催促把医院的引产手术証明送过去。后来,郑彤的领导曾主动表示关心,说“事情办得比较仓促”,也是没办法。

如今,单位领导对她态度不冷不热的。有同事劝吴怡,领导现在对你意见挺大的,要不找个时间再去道个歉吧。

“道歉?”她笑了,“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夫妻俩与其说是缓过来了,不如说是渐渐忘却,麻木了。时不时地想起来,心还会哆嗦那么一下。

郑彤希望,儿子长大以后,永远不要记得这件事儿。“我们老了以后,他会体会到的。”他解释,“对他而言,这将是个很残忍的真相。”

来源:世界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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